達賴的“中間道路”實質是“西藏獨立”兩步走

　　朱維群

　　據西方媒體報道，6月15日，已“退休”數年的十四世達賴在澳洲向信眾宣稱，他本人才是海內外藏民的“真正領袖”，而他推動的“中間道路”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好方法”。近來，“中間道路”再次成為達賴集團和一些西方人熱炒的話題，而境內也有人公開半公開制造輿論，仿佛中國政府只有接受“中間道路”，“西藏問題”才可能解決。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所有“中間道路”擁護者都閉口不談“中間道路”具體有哪些內容。為什么?因為只要略為具體一點兒，“中間道路”的“藏獨”馬腳就露出來。

　　對達賴集團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間道路”是1987年達賴在美國眾議院人權小組上提出的“五點和平計劃”、1988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散發的“七點新建議”基礎上形成的。“中間道路”的背景是，中國改革開放蒸蒸日上，而達賴集團對西藏的武裝破壞屢遭慘敗，集團內部紛爭不已，特別是美國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系，中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動”和經濟、軍事援助。公開的“西藏獨立”搞不下去了，于是有“中間道路”的呱呱墜地。

　　把上述兩個文件內容綜合起來，“中間道路”有五條基本內容。第一是不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一個被中國占領的“國家”，這就為達賴集團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重新公開打出“西藏獨立”旗號埋下了歷史和法理依據。二是圖謀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藏區”，要求中國政府將包括整個西藏、青海，四川的兩個自治州，甘肅和云南各一個自治州統統交由達賴統治，總面積占我國土面積的14。三是要求在“大藏區”實行“高度自治”，除軍事、外交由中央管，其他舉凡政治、經濟、文化、人口、教育、語言、環保、宗教等統統由達賴管，這實質上就在青藏高原上推翻了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四是要求中央把解放軍全部撤出“大藏區”，通過國際談判把“大藏區”搞成“一個國際和平區”。五是要求“移民入藏的漢民回到中國”，據達賴1987年向美國國會報告，至少要驅走750萬漢人，而如果按照“大藏區”實際“規劃”地域算，至少要趕走漢族和其他民族2500萬人。

　　在2008年11月的接觸商談中，達賴的私人代表又向中央統戰部接談代表提交一份《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聲稱這是“中間道路”的最新版本。但是這份“備忘錄”對“中間道路”以上內容沒有任何變動，只是又增加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文字，自稱“西藏流亡政府”是世界上所有藏人的“代表”，應當享有同中國政府平起平坐的權力，提議由達賴派人同中央共同組成班子，對中國憲法進行“修改”。事實表明，無論哪個版本，“中間道路”都是完全違背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包括藏族在內的任何有一點愛國心的中國人可以接受這些要求嗎?世界上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如果面對同樣的要求，難道能夠容忍嗎?這也就是某些人向公眾大捧“中間道路”而絲毫不敢觸及其具體內容的真實原因。

　　“中間道路”與“西藏獨立”有什么區別呢?區別就在于公開的“西藏獨立”圖謀用暴力方式一步完成，而“中間道路”則是“西藏獨立”分兩步走。“中間道路”提出不久，達賴的兄弟丹增曲嘉在接受法國記者采訪時稱，“我們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國人趕走，就像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自治是獲得獨立的第一步”。達賴集團《西藏通訊》刊文解釋，“主張獨立的活動分子認為，五點和平建議和斯特拉斯堡建議是一種背叛，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吸納閱讀字里行間背后的含義，假如真正有那樣的環境，其效果與真正的獨立沒有差別”。

　　“中間道路”提出至今26年，沒有產生達賴對其手下所承諾的任何效果。近年煽動策劃“自焚”事件，企圖迫使中國政府作出讓步，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反而在全世界面前進一步暴露達賴集團的殘忍和虛偽。以“藏青會”為首的“急獨”勢力耐不住了，對偽政府甚至對達賴本人的非議日益增多，使達賴陷于進退兩難境地。今年6月7日境外媒體報道，據“急獨”派揭露，偽政府一些要人為了擺脫被動，不得不托出達賴內心真實想法：“雖然他們完全支持中間道路，但也將獨立牢記于心。毫無疑問，獨立也存在達賴喇嘛心中”。達賴對“急獨”派“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十分惱火，一面出手“彈壓”，一面親加撫慰。據外電報道，去年達賴3月25日在一場會見中解釋，“西藏從歷史上講是最有權利爭取獨立的。我講的中間道路是面對現在的困境，是如何解決這個困境的方式，所以西藏獨立是有它的根據和道理的。”今年5月12日，達賴在美國教訓“急獨”分子說，“藏人有權利爭取獨立。若決定要爭取獨立，那么就應該拿出切實的計劃，而不只是口頭上喊兩句。”6月，“藏青會”代表大會最后一天，前“首席噶倫”桑東代表達賴到會講話，稱“達賴并沒有說‘藏青會’應該改變獨立立場，達賴喇嘛過去從未說過，將來也不會說。”

　　“中間道路”指向哪里，還不夠清楚嗎?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接觸商談之初，中央領導就一針見血指出“中間道路”本質：“西藏獨立”不行，“變相獨立”、“半獨立”也不行。歷史和現實都證明，“西藏獨立”一步走也好，還是分兩步走也好，都是死路一條。

　　鏈接：宗教與政治達賴能做切割嗎

　　朱維群

　　據達賴集團媒體報道，十四世達賴日前在拉脫維亞會見部分議員時表示，“拉脫維亞曾遭受過蘇聯和德國的統治壓迫，應繼續幫助和支持西藏等至今仍遭受壓迫的民族”。達賴公然把中國比作原蘇聯和納粹德國，把中國西藏比作有待從“壓迫”下解放出來國家，不僅是對歷史的蓄意歪曲，也再一次表明其頑固的分裂主義政治立場。

　　自達賴宣布“退休”以來，不斷有一些人聲稱達賴“結束了達賴喇嘛制度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從政治回歸宗教”，從此“不存在任何恢復政教合一的愿望”，因此中國政府不應當再反對外國政要會見達賴，同時應當使西藏在宗教領域對達賴開放。那么，達賴的政治立場因為其“退休”而改變了嗎?宗教上的達賴和政治上的達賴可以分開對待嗎?

　　本來，宗教與政治分屬兩個既相互區別又密切聯系的領域。在我們國家，宗教只要是在國家法律政策允許的范圍內活動，不干預行政司法教育等國家職能的實施，就可以受到政府的保護，同時政府也不去干涉其團體內部事務。但是，由于舊西藏建立在封建農奴制基礎上的政教合一的傳統，達賴一切世俗權力的取得與行使都與其宗教地位密不可分，而這一嚴重背離歷史潮流的傳統在達賴集團那里迄今被完整保留，半個多世紀來，宗教始終被用來充當動員、組織、實施分裂主義政治活動的工具，也始終是騙取國際同情的資本。

　　2011年，達賴高調宣布“退出”政治，但是達賴集團“修改”后的“憲法”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全方位強化了達賴的政治權力，規定達賴對“保護和發展西藏人民的福祉、道德品行和宗教文化，解決‘西藏問題’，負有指導、教誨、鞭策的責任”;可以“自行或根據請求，在西藏民族、社會和政教等方面的重大事務上對議會和噶廈進行指導”;“代表流亡機構和西藏人民同國際要人進行會談，解決‘西藏問題’，繼續任命駐外辦事處代表和特使。”這個集團舉凡政治決策、行政運作、國際活動、重要人事任命，仍然牢牢把握在達賴手中。

　　實際上，兩年多來達賴在國際上頻繁竄訪，宗教活動沒見幾場，講的都是“西藏獨立有它的根據和道理”，攻擊“中國侵略并高壓統治西藏”，“中國的強硬政策遭遇徹底失敗”，誣稱在中國釣魚島問題上“大陸實施反日的極端教育”，挑唆印度“對中國采取更強硬的立場”，兼帶散布各種古怪的謠言，幾無一日停歇。

　　達賴在其集團內部仍然握有生殺予奪的決定權。據多家外電報道，6月15日，達賴在澳洲當著上千聽眾，手指身旁的偽議長說，唯有我才是海內外藏人的真正領袖，而包括偽政府、偽議會頭目在內的其他人都不能代表藏人。以至美國媒體驚愕評論：“這項談話與他以往‘退休’之類的話背道而馳。”

　　最能表明達賴貫于利用宗教達到政治目的，莫過于其對待一度發生于國內川、甘、青交界處的自焚事件的態度。6月14日，達賴在悉尼遭遇一些華人批評時為自己辯解，“自焚問題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我已在2011年把所有政權權力移交給民選領導人，從這個角度講已經不對這些事件負有直接責任了”，把自己的手洗得干干凈凈。但正是這位達賴，2011年10月19日在印度親自主持“特殊法會”，領頭參加“絕食活動”，對自焚行為進行支持和聲援;正是這位達賴，2013年3月對印度媒體稱，“這些自焚者是為了佛教。如果因為生氣而最后導致自殺，就是消極的，如果動機是充滿熱情的，導致了自殺，就是積極的，所以還是要看動機”;也正是這位達賴，聽任其手下鼓吹自焚是“菩薩行”，把自焚者吹捧為“英雄”、“斗士”，秘密指使一些人滲透到境內煽動、策劃自焚，把一個又一個不諳世事的青年推入火堆，而他自己卻若無其事地表示“如果我說自焚是錯誤的，這將對自焚者以及自焚者的家人，還有留下來的人造成很大的創傷”，“我不希望造成某種自焚是‘錯誤’的印象，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保持中立”。

　　達賴的行為完全背離了佛教珍愛生命、反對殺生的基本教義，也極大敗壞了藏傳佛教的聲譽，不能不遭到各國輿論的強烈質疑。9月16日俄羅斯媒體評論達賴立陶宛之行時尖銳地批評：“總體上，在譴責類似(自焚這種)抗議行為時，達賴有所保留。他稱，自殺的罪孽在特殊情況下可能得到寬恕，甚至還欽佩這種‘公民抗命’的方式。”

　　中國政府不可能對某些國家政要以任何名義會見達賴保持沉默，因為當任何一個國家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時，它就已經承諾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理由會見一個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叛亂集團的頭子，不論這個人打著什么樣的旗號。中國政府也不可能對“宗教上的達賴”與“政治上的達賴”作出什么切割，因為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位名為丹增嘉措的先生把崇高的“達賴喇嘛”宗教名號變成分裂主義的政治工具，不僅給西藏各族人民也給藏傳佛教帶來了極大的危害。把整體的達賴分成宗教和政治兩個部分分別對待，在實際上也根本辦不到，其結果只能是給達賴集團利用宗教滲透西藏、搞亂西藏敞開大門。

　　由于十四世達賴的封號同歷世達賴一樣是經當時中國政府認定、冊封的，由于藏傳佛教在藏族群眾中具有廣泛影響，我們對信教群眾的工作重點仍然是引導他們在政治上同達賴劃清界限，同一切分裂國家和破壞社會穩定的行為開展斗爭，團結更多的人同我們一起捍衛祖國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捍衛西藏來之不易的好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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