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德國人和美國人同時接受采訪，想必他們對各自國家政治生活的感受截然不同。剛結束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相當務實，受關注的多為“煩瑣事情”。當下，美國兩黨激辯的卻是醫改方案等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黨派紛爭甚至讓聯邦政府一些機構面對關門之憂。
當然，即便新財年臨時撥款議案未能如期獲得批準，美國也不會一下子陷入癱瘓。法律規定，公共安全、邊防等核心崗位上的公務人員拿不到薪水也必須照常工作。但是，這種短暫乃至象征性的“停擺”終究不是什么好事。1995年12月至1996年1月初，聯邦政府關門給美國造成超過14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約28.4萬非核心政府部門職員停工，部分公共服務被迫延期或取消。
美國不僅有無可比擬的強大綜合國力，還有巨大的國際回旋空間，關鍵時刻總是能找到一些挽救危機所需要的資源。現在的問題是，“兩黨斗狠”這種政治運作方式是否與時代合拍?
世界多極化趨勢深入發展，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如果將國際舞臺比作競技場，美國依舊遙遙領先，但賽道上的追趕者正在加速。
“希望國會議員能夠聚到一起，表現得像成年人一樣，而不僅僅是政治舞臺上的演員。”威斯康星州議員里布爾的期望，折射出相當一部分美國人的無奈與焦慮。
現實壓力是明擺著的。如果美國國會下月中旬無法就調高公共債務上限達成一致，美國將面臨債務違約風險。美國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警告說，一旦發生債務違約，可能會造成房屋抵押貸款利率上升和股市承壓，美國企業招聘新雇員的積極性將受到打擊，銀行發放新貸款的意愿將下滑，美國民眾的日常消費將趨向謹慎。
只有重大危機的出現才能暫時緩解黨派爭斗，一旦危機露出緩解跡象，政客們就一頭扎進黨派利益的漩渦，互相推諉責任，拼出全力給對手下絆子。“政治癱瘓”周期性爆發，早已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一個顯著特征。
近年來華盛頓政壇風云表明，“政治癱瘓”發病周期在縮短，癥狀也在不斷加劇。據說，美國探討政治極化的專著不下幾十部，看法也是千差萬別：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擴展，美國的國內問題與全球問題已糾纏在一起，經濟、社會等諸多方面的問題變得更加錯綜復雜;
隨著“60后”一代崛起、二戰后“嬰兒潮”一代逐漸退出、新媒體對輿論影響加重，民意越來越呈現多元分散狀態，形成比較統一的民意訴求的難度加大……
相對而言，更具影響力的判斷是，社會極化、價值觀和基本信念極化構成了政治極化的大背景，二者之間互動的力度在加大。
曾幾何時，在一些人頭腦中，美國政治體制是最優越政治體制的代名詞，這甚至是碰不得的“政治正確”。然而，一旦政治家被黨派紛爭束縛住手腳，無力通過凝聚共識來提升行動力，政治體制的優越性又將如何令人信服?
在英國《金融時報》看來，美國國會實際上成了“埋葬構想和倡議的地方”，奧巴馬有可能在第二個總統任期“過早成為跛腳鴨”。
這只是本屆美國國會的惡名和奧巴馬個人的處境，還是美國政治成本不斷加大、決策效率進一步降低的趨勢性征兆?歷史將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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