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會”的代表委員來認識國民的劣根性

一年一度的“兩會”終于又勝利地結束了。由于“兩會”的代表委員們所提出的借用當今流行的網絡語言來形容就是“雷人”的議案提案也提完了，因而中國人也就暫時松了一口氣。但是由于“兩會”不僅每年都要召開一次，而且根據三十多年來的實際情況來看，不管如何換屆選舉，“兩會”的代表委員們也一樣還是這同一類的人。所以，中國人的不挨“雷”，也就只能是暫時的。根據目前的社會形勢，看來明年還得照樣挨“雷”。

三十多年來，盡管“兩會”是年年召開，然而今年的“兩會”卻是更“別具風采”。今年“兩會”上的提案和議案以及許多代表委員的發言，除了毛新宇等少數代表委員提出的“反腐倡廉”之類的提案議案還能顯示出“兩會”的莊嚴肅穆之外，而更多的諸如將國外的管理人員引入我國的公務員系統、賣淫合法化、信訪入刑、給每一個公民都建立一份道德檔案、窮人可以有條件將二胎生育指標轉給富人等議案和提案以及其他代表委員們的發言等待，竟然是“雷人”不斷。　　

如今的這些全國人大代表，因為其中的絕大多數不是黨和政府、軍隊的各級官員，就是大大小小的企業家。所以這些代表不僅能夠在會上虛心假意地代表著人民，而且還更是能夠在會下實實在在地管理著人民，因而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他們也都應該具有相當高的素質。特別是全國政協的那些委員們，由于不是黨和政府以及軍隊的高官與社會上名門望族的后代，就是企業界、文化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等領域里的各路精英。因此這些代表委員盡管不可能絕對，但是也能夠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我們這個民族當前的素質。然而這些代表委員們在會議上的議案提案和發言以及在會下的表現，卻不僅實在“雷人”，而且還更是實實在在地反映出了這些代表委員自身素質的低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六十二周年之后，在人類社會都已經進入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作為國家級的代表委員的自身素質還能如此的低劣，那就只能證明是在我們這個民族的軀體里，還依然潛藏著極深而且還極其頑固的國民劣根性。　　

國民性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民族的性格。盡管國民性這個詞匯和概念不僅是泊來品，而且對中國人的性格最早進行調查、分析、研究的也還是外國人。但是發現了中國人的劣根性并找到了其產生根源的這個問題，卻是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期的先賢和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在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過程中，魯迅和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不僅發現發現了中國人的劣根性及其產生的根源，而且更是把它揭示了出來并對之展開了猛烈批判的。我們這個民族苦難的歷史告訴了我們，就是由于國民劣根性長期存在的這個原因，所以才導致了中華民族屢屢因為遭受外敵的侵略而陷入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中。因此魯迅和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對國民劣根性及其產生根源進行揭露與批判的目的，就是為了拯救中華民族。承認中國人劣根性的客觀存在，不僅確實很令我們中國人感到尷尬與難堪，而且對這個問題如果認識、理解、處理不當，又足以能夠造成一些中國人由于喪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從而導致中華民族再次陷入亡國滅種的危機。但是如果盲目地否認國民劣根性的客觀存在，同樣也會導致我們由于必然要陷入一種現實的虛妄狀態而無法正確地了解、認識現實和無法正確地分析、判斷未來，進而同樣也會給整個民族帶來災難。歷史虛無主義和現實虛妄主義，都必將導致我們中華民族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近年來，為了抵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所進行的政治入侵和經濟入侵，特別是為了抵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所進行文化的入侵，國內出現了一股民族主義的情緒。而隨著這股民族主義情緒的漫延，不僅有的人提出了要重新審視國民劣根性的這個問題，而且更有一些人試圖要從根本上否認國民劣根性的客觀存在。為了能夠否認國民劣根性的客觀存在，這些人還進而認為國民劣根性的這個問題，原本就是西方殖民者編造出來的屠殺、滅絕中國人的借口。而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期的先賢由于中華民族屢遭西方列強和日本的欺辱造成了精神崩潰而慌不擇路，所以才不僅全盤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編造的這個觀點，而且還更是在中國進行了廣泛地散播。

作為世界上的四大古國之一，作為一個擁有比西方所有的民族的歷史都要長得多的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長期統一國家，卻不僅被幾個在那些否定國民劣根性客觀存在的人看來文化還尙處于野蠻階段且人口又幾乎少得可憐的西方列強打得毫無還手之力，而且還更被一個在那些否定國民劣根性客觀存在的人看來根本就沒有文化的小小日本打得山河破碎。因此，如果按照那些否定國民劣根性客觀存在的人所持的中國人的劣根性是西方殖民者編造出來的屠殺、滅絕中國人的借口的這個邏輯，那么編造出了中國人身上存在著劣根性的這個謊言的，還是應該推給滿清或是蒙古，那才更具有說服力。　　

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屢屢地挨打，確實造成了一些中國人精神的崩潰。但是精神崩潰了的這些中國人卻正是李鴻章、張佩綸和蔣介石等封建官僚、軍閥以及一些依附于李鴻章、張佩綸和蔣介石等這些封建官僚、軍閥身上的像盛宣懷、溫世珍與胡適那樣的無恥文人，而并不是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期的先賢，也更不是魯迅筆下所描述的阿Q、閏土、華老栓和祥林嫂等中國社會的底層人民群眾。反而正是由于魯迅等人對國民劣根性以及其產生根源“孔家店”的揭露與批判，才使得千千萬萬個像阿Q、閏土、華老栓和祥林嫂那樣的中國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群眾從孔孟之道這個思想枷鎖的束縛下掙脫了出來并迸發出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堅定地跟著中國共產黨、跟著毛澤東走上了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從而才趕走了帝國主義侵略者使中國重新站了起來。　　

針對今天中國所出現的社會道德淪喪、民族精神崩潰、全無民族自尊與自信、笑貧不笑娼、腐敗橫行、貪官和裸官遍地、崇洋媚外、挾洋自重、喪權辱國、爭相賣國等這些問題，特別是針對“兩會”代表委員們身上的這種低劣表現，持否定國民劣根性客觀存在這種認識的人無不認為這些都是由于改革開放才造成的。而為了證明他們這一結論的正確，這些人往往還會舉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展現出來的那種同心同德、公而忘私、團結友愛、愛憎分明、意氣風發、斗志昂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那種主流精神風貌來作為證明。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同心同德、公而忘私、團結友愛、愛憎分明、意氣風發、斗志昂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風貌確實成了我們這個民族的主流社會風尚。但是，舊的文化和舊的思想意識，不僅絕不會因為社會制度的改變而立刻消失得干干凈凈，而且還會繼續影響著某些個人，甚至還會無時無刻地不在侵蝕著整個社會健康的肌體。否則，毛澤東也就不用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不會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還專門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了。　　

新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建國之后短短的幾年時間就形成了一種同心同德、公而忘私、團結友愛、愛憎分明、意氣風發、斗志昂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那種主流社會風尚，完全是得益于毛主席巨大的個人威望和所掌握的絕對權力以及當時那些經歷過長期戰爭考驗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給當時社會所帶來的影響，而并不是出自于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思想意識的自覺而形成的。所以毛主席一逝世，不僅毛主席生前制定的所有制度馬上就隨著人亡而政息了。而且中國社會的主流也就又迅速地回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那個社會道德淪喪、民族精神崩潰、全無民族自尊與自信、笑貧不笑娼、腐敗橫行、貪官和裸官遍地、崇洋媚外、挾洋自重、喪權辱國、爭相賣國、物欲橫流的時代。　　

改革開放和毛澤東時代對于每一位經歷過這兩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不過就是外部社會環境發生了改變而已。由于外因都只有通過內因才能發揮作用，因此人的改變，只有內心深處的思想意識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不管外部的環境如何改變，起決定作用的終究還是內因。雞蛋孵出來的終歸還要是小雞，而王八蛋孵出來的也只能還是小王八。改革開放至今不過也就才剛剛三十多年，而三十多年的時間對于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民族所能產生的影響畢竟要有限。因此，今天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嚴酷的社會現實，主要還是國民劣根性這個內因所決定的，而改革開放不過就是為其提供了一個非常適應的外部環境而已。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不僅證明了國民劣根性的客觀存在，而且就連改革開放的本身，應該說也是由于國民劣根性的這個原因而起的。　　

當年的歷史之所以會選擇中國共產黨，當年的中國人民之所以會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因為只有中國共產黨、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把是因為屢屢挨打才深陷亡國滅種危機的中華民族拯救出來。而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之所以會挨打，不僅有我們中國人的思想因為長期被孔孟之道嚴重束縛而造成了民族性格懦弱的這個原因，而且也更有當時我國的生產力非常落后的這個因素。抗日戰爭進行得之所以會如此地艱苦卓絕，就是因為中國軍人盡管英勇不屈，但是面對擁有飛機、坦克、大炮和“歪把子”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日本侵略者，卻只能“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和“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因此毛主席才不僅代表中國人民向全世界自豪地宣告了“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能夠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而且更是寧可自己“被打得粉碎”也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而使中國人認識問題的能力能夠得到根本性的提高，使中國人的國民性能夠得到徹底地改變。然而，盡管經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是由于舊的文化對人的影響依然還存在，人的劣根性也依然還沒有徹底根除，特別是由于人們對什么才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認識又不盡相同，所以毛主席一去世，中國也就立即就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改革開放和毛澤東時代的“閉關自守”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巨大地反差，就是在毛主席看來，只有擁有強大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只有民族的強盛，只有徹底擺脫落后挨打的命運，才能表示已經趕上或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然而在某人看來，只有乘坐上日本的新干線列車和吃上注水豬肉與地溝油等，才能代表世界先進水平。所以，我國之所以能夠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進行得如此順利，完全是由于某人身上的“笑貧不笑娼”和“記吃不記打”等極其頑固的劣根性以及在我國社會長期存在“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這樣現象所致。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盡管中華民族屢遭帝國主義的欺凌，但是中國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群眾的精神卻不僅從來就沒有崩潰過，而且在帝國主義的侵略面前，中國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群眾更是從來也沒有屈服過。可是當那些目不識丁的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群眾為了挽救中華民族所面臨的亡國滅種危機而掀起了轟轟烈烈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義和團運動的時候，“才高八斗”的儒家讀書人和權傾朝野的封建官僚卻與入侵的帝國主義簽訂了《東南互保條約》。因此，只有從《官場現形記》第五十三回中所描寫的那個見洋人的制臺到“東南互保”時的李鴻章和盛宣懷再到“九一八”的蔣介石；從胡適的“外國的月亮要比中國的圓”到汪精衛的“中日親善”再到“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從《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到《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再到加入WTO。證明了精神崩潰的，只有那些儒家讀書人和封建官僚、軍閥以及各路的精英，精神才正正地崩潰了。近代中國的屈辱歷史和今天殘酷的現實，清晰地映照出了許多中國人，尤其是清晰地映照出了當年的那些儒家讀書人和封建官僚、軍閥與如今的這些代表委員等各路精英身上的劣根性。特別是當今某些中國人的表現，更足可以令當年的那些儒家讀書人和封建官僚及封建軍閥自愧不如。不管怎樣，當年的李鴻章、蔣介石等人匍匐在侵略者的腳前，還有力不如人、技不如人而打不過人家等這樣一個精神崩潰的借口。而如今的某些中國人卻是在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在北力抗蘇聯、在南嚴懲印度、在朝鮮和越南教訓美國和手握“兩彈一星”并憑借“三個世界理論”縱橫馳騁全世界的基礎上，不僅精神主動地崩潰了，而且還更是一頭就鉆進了美國的褲襠底下。　　

國民劣根性的產生，就是由于受長期的小農業經濟生產的影響和腐朽沒落的儒家學說的毒害才造成的。然而對于這一說法，不僅那些否認國民劣根性客觀存在的人，而且就連許多承認國民劣根性客觀存在的人也不認同。這些人的理由就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不乏像岳飛、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等那樣的民族英雄，特別是在毛澤東的時代，中華民族更是英雄輩出。因此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所承受的那些苦難和今天所面對的殘酷現實，完全是社會制度所導致而并不是由于受長期的小農業經濟生產的影響和腐朽沒落的儒家學說的毒害而產生了國民劣根性才造成的。　　

中華民族確實是一個“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民族，因此不用說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就是在兩千多年之前尚處于奴隸社會末期的戰國時期，我國也產生過“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舉世皆醉而我獨醒”的屈原。但是與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那些匆匆過客比起來，英雄豪杰畢竟還是寥若星辰。所以，少數人的高尚掩蓋不了多數人的無恥。一個民族中的少數個體的素質再高，也難以提升整個民族的素質，更代替不了整個民族的素質。　　

中華民族不僅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盛產漢奸的民族，而且還更是一個慣于在民族的上層自發地大量產生漢奸的民族。像今天的這些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不維護人民的利益、不議中華民族之政也就罷了，但是最起碼不能連中華民族的利益也不維護，更不應該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會堂里去議著像“就美國就是救中國”這樣的他國之政吧？所以盡管今天大會堂里的這些代表和委員的生理長相讓然感到好像確是中國人無疑，但是如果看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的所作所為，相信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會認為他們還是中國人。　　

我國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實行民主政治制度且擁有《憲法》的國家，《憲法》不僅規定了我國的政治制度，而且同時也更規定了公民的民主權力，公民的民主權力中就包括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被選舉權決定了每一位公民都可以被選舉為能夠真正代表人民意愿的人大代表；選舉權決定了每一位公民都有選舉能夠真正代表自己意愿的人為人大代表的權力。然而就是由于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不珍惜、不重視，甚至是放棄了《憲法》所規定的每一位公民都擁有的民主政治權力的行為，所以使得今天的大會堂里才多是這樣素質的代表和委員。廣大勞動人民群眾自己對民主權力的不珍惜、不重視，甚至是主動地放棄，于是才使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憲法》不僅形同于虛設，而且還反倒成了改革教推行偽民主的最好的牌坊。

國民劣根性的主要表現，就是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群眾對身外之事、尤其是國之大事的麻木，就是大多數孔孟傳人的愚昧和生就的媚骨，就是絕大多數官吏的自私與貪婪。而共同表現，就是長期在暴力與極端權力的威懾之下而產生的奴性與懦性。

在今天的大多數勞動人民群眾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麻木，主要就是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與自己命運之間關系的不理解。盡管魯迅所生活的那個中國人在圍觀日本人砍殺中國人時的冷漠以對和熱烈歡呼的時代早已成為了過去，然而對改革教掀起的最猖獗的一輪瓜分國有企業的狂潮，今天的大多數勞動人民群眾也同樣是報之冷漠。今年人大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明確宣布的“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的我國二十八個主要產業中尚未徹底淪入私人資本或外資之手的“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這七個領域，是我國工業和科學研究發展的基礎與高端，是中華民族最后的也是真正的國之命脈。上述領域，不用說落入外國人之手，就是落入到我國的民間資本之手，我國也一定國將不國。但是就在中華民族發生了如此關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天大之事的時候，可是只要走出“烏有之鄉”就會發現，不僅勞動人民群眾占絕大多數的十三億多人口的中國現實社會平靜如水，而且就連號稱擁有四億多網民的中國互聯網絡這個虛擬世界，竟然也同樣是死水一潭。一個對“徐靜蕾的侄子和韓寒的狗”的關注遠遠地勝過了對國家民族生死大事的關注，一個關注“徐靜蕾的侄子和韓寒的狗”的人遠遠地超過了關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大事的人的民族，如果說不存在著一定的劣根性，那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

許多中國人之所以會麻木，尤其是在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與個人命運之間關系這個問題上之所以會如此麻木，完全“得益于”孔老夫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諄諄教導。在被列為儒家經典《四書》之首的《論語》這部書里，就多處記載了孔老夫子和他的弟子所強調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和“君子思不出其位”等。經過兩千多年來一直處于社會上位的儒家傳人的反復渲染，凡中國人就無不想要成為一個正人君子。而要成為一個正人君子，就不能違背儒家的政治倫理，當然也就更不能去關注與自己的利益或與自己家庭的利益沒有直接關聯的問題了。

魯迅等人所歸納、總結并揭示出來的國民劣根性，絕不僅僅只存在于阿Q、閏土、華老栓和祥林嫂等那些身處社會最底層的人的身上。國民的劣根性，不僅在我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人的身上都普遍存在著，而且越是在身處中國社會上層的那些人的身上，劣根性往往還表現得更加地突出與強烈；魯迅所“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更絕不單單是指阿Q、閏土、華老栓和祥林嫂等那些身處社會最底層的人，而且同時也包括那些已經依附于權力之上或者正在拼命想要攀附上權力的孔孟傳人，也更包括那些總是幻想著能夠當上“奴隸總管”的洋奴買辦和漢奸。而特別讓魯迅“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就是那些孔孟傳人了，這些人自己因為劣根性的這個原因做鬼也就罷了，可偏偏還要拼命地否認國民劣根性的客觀存在，想以此來麻痹中國人而便于他們為虎作倀。

張作霖統治下的北洋軍閥政府時期，其麾下的東北軍中有一支號為直魯聯軍的旁系軍隊。這支軍隊的首領，就是被張作霖委任為山東軍務督辦兼山東省長而后來又被人稱為是“三不知將軍”的不僅流氓成性，而且還更根本就不知國家、民族為何物的“狗肉將軍”張宗昌。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卻不僅有像施從濱等這樣的百戰名將聚集其麾下甘為鷹犬，而且還更有許多文人名士也紛紛前來投靠并愿效犬馬之勞，心甘情愿地供其驅使。在這些人中，不僅有滿清光緒二十九年的狀元王壽彭就應張宗昌之邀擔任了山東省教育廳廳長兼山東大學校長，湖南名士楊度成為了張宗昌的總參議。而且就連那個今天還仍然有人公開聲稱要向其主張回歸的康有為，也曾受張宗昌的邀請來到山東，想依仗軍閥的槍桿子來揚名立萬。

論國學的修養，不僅當今的中國無人能及，而且就是上下五千年，也很少有人能出康有為其右。一九二四年，盤踞洛陽的軍閥吳佩孚五十大壽時，康有為獻上了他親自為吳佩孚撰寫的這樣一副壽聯：“牧野鷹揚，百世功名方半度；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見譽滿中華的康有為將自己譽為是代天伐罪的周武王，吳佩孚大喜過望，當即就厚賞了康有為大洋五千元這樣一筆堪稱是古今中外價格最高的潤筆費。

我國那些孔孟傳人，就是由于因長期的歷史演變而早已形成了一副慣于依附于權力、甚至是依附于暴力而缺少獨立人格的媚骨，所以自孔孟以降，大多數中國文人所留下的，也就只剩下無恥了。而在這些無恥的文人當中，最登峰造極的，那就非號稱是我國近現代的另一位國學大師章太炎莫屬了。

與康有為同時代的章太炎不僅國學修養不在康有為之下，而且早年更是以一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從而既使章太炎本人聲震華夏，也更使他和孫中山等人所在的革命黨與康有為和梁啟超等所領導的保皇黨在關于革命還是改良的論戰中獲勝，因而極大地鼓舞了革命黨人矢志推翻沒清王朝的士氣。可是到了晚年，章太炎卻不僅與上海灘的小流氓杜月笙打得火熱，而且還用自己淵博的國學功底，親自為杜月笙家族修訂了族譜。青年時致力于推翻滿清皇帝，而到了晚年由于沒有了可供依附的皇上，所以也就只好去依附無良的流氓。連身為國學大師的康有為和章太炎都能如此，那么其他的孔孟傳人長了一副慣于依附于權力、甚至是依附于暴力而缺少獨立人格的媚骨，也就毫不奇怪了。

就在善良的中國人以為長久以來的文人無良、官黑吏臟的這種現象早已成為了歷史的時候，哪知在毛主席逝世才僅僅三十幾年之后，比這更為不堪的一幕卻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又開始上演了。如今不僅讀孔孟之書的傳統文人又恢復了他們的無恥，而且還更涌現出了一個比他們還更加無恥的主流經濟學家這一群體。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涌現并坐大起來的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就是在“笑貧不笑娼”的這一劣根性驅使下，不僅將無恥發揮到了極致，而且還更是紛紛投靠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因為在他們看來，反正注定了要賣身投靠，反正注定了要當婊子，那就應該找最有錢的，還管他主子或嫖客是哪國人干什么。今天的中國，不僅孔孟傳人和主流經濟學家是這樣的一種表現，而各級人大代表甚至包括全國人大代表、各級政協委員甚至包括全國政協委員、各級政府官員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官員中的一些人的所作所為也不比他們好到哪去。在這部分人中，不僅有許多的貪官，而且更有許多的裸官，甚至更有許多人早就取得了外國、特別是取得了與我國敵對的那些國家的國籍。所以，這樣一些人掌握著中國的權力，“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當然也就毫不奇怪了；由這樣的一些人來決定中華民族的命運，由這樣的一些人來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么中華民族的命運，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未來，也就不難想象了。

盡管國民劣根性的這個話題不僅令每一位中國人都會為之而感到十分地沉重，而且還更會為之而感到萬分地難堪。但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卻絕不是靠主觀的否認就能回避的，也更不是靠主觀的否認就能解決的。面對屈辱的中國近現代歷史和殘酷的當代現實以及導致其產生的根源，否認國民劣根性客觀存在這種行為的本身，反映出來的就是一種非常明顯的劣根性。劣根性當然絕不會是我們中華民族所獨有的，人類世界的其他民族也一定會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劣根性。奸詐、無賴、狡猾、無義、兇殘、野蠻，就是日本這個民族的劣根性。然而也正是由于中日兩個民族的劣根性截然不同，所以，上千年來總是日本人上門到我們中國來打打殺殺，而我們中國人卻從來沒有上門給日本人來一次犁庭掃穴。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使中華民族不僅在歷史上曾經，而且就是在當代的現實中也正在為之付出著巨大的代價，為之承受著巨大的苦難與屈辱。所以，只要是具有真正的民族自尊心，只要是具有真正的民族自信心，只要是真正地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子孫著想，那就只有從今天起就徹底地鏟除國民劣根性。鏟除地國民劣根性，首先就要正確地認識國民劣根性。正確地認識國民劣根性，那就只有首先找出孔孟之道這個導致國民劣根性產生的真正的深層次原因。所以，要徹底地鏟除國民劣根性，那就只有徹底地改造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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