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所謂“憤青打老人”
這兩天，所謂“憤青打老人”的話題又在一些海外和臺灣媒體上發酵，連身在臺灣，從來只對性感興趣的李銀河博士都忍不住寫了一篇博客，當然，李博士最后的結論是青年最好不要關心政治，如果精力過剩，還不如去做愛，這真叫三句不離本行，不過倒也無意當中泄露了“性自由”的政治功能。
然而從我了解的情況看，當時并不存在所謂“憤青打老人”的問題，這個標題本身就是CNN式的刻意誤導，一些大的門戶網站也趁機把水攪渾，干脆用一張假照片來強化這種誤導。準確地說，真實發生的不過是“不同觀點人群之間的摩擦”而已，語言固然火爆，但動作仍屬溫和，至少比臺灣“立法院”的火爆場面要溫和得多了，臺灣媒體完全不必這么興奮。
不過，這一事件也引發了我對一個問題的思考，那就是話語權與暴力的關系問題。我發現，精英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主張非暴力的，難道他們真的如此“博愛”？但從近三十年來他們一貫極端自私的行為來看，我們又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奧妙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看來，問題的玄妙之處就在于，和草根民眾相比，精英們擁有巨大的話語權的優勢，他們完全可以利用這種優勢，“用非暴力的方式行使暴力”，這對他們更安全、也更有利。這和美國在世界上，反對禁止千里之外可以殺人的戰斧式巡航導彈，卻急于推出全面禁止地雷公約，在道理上是完全一樣的。如果聯合國規定只許用戰斧式巡航導彈作戰的話，那美國當然就戰無不勝了。
舉一個例子，2008年的時候，學者閻崇年在無錫遭一青年掌摑。原因并不在于閻崇年的“清軍入關……其中造成的屠殺和破壞是理所當然的”，“清兵入關擄掠，很難說悲，應該稱是喜”之類沒心沒肺的話，而在于他話語權超級強大，他有百家講壇，還可以四處開講座。而反對他的觀點的聲音，卻基本沒有發出的平臺。掌摑他的青年，正是在這種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用這種“暴力”的方式來爭奪話語權，他后來對記者說，“打了他，我就有話語權了”。
再舉一個例子，當袁騰飛說毛岸英被燒成了“掛爐烤鴨”的時候，他已經在行使暴力了——難道不是嗎？那些試圖維護烈士榮譽的人該如何和他爭論呢？我們再假定，袁騰飛說的不是毛岸英，而是鄰居家不幸死于火災的長子，試問死者的兄弟姐妹會用什么方式和他爭論呢？
所以，當精英們“用非暴力的方式行使暴力”的時候，草根大眾用原生狀態的簡單暴力來進行回應，以爭奪話語權，就是合乎情理的（盡管不“合法”），難道只許用巡航導彈殺人，不許用路邊炸彈反擊？天下沒有這個道理。
強調一下，我也是不贊成暴力的。但要消除暴力，精英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最低限度，他們必須謹慎地使用自己的話語優勢，放棄“用非暴力的方式行使暴力”，否則的話，像閻崇年那樣被掌嘴，也就只能說是咎由自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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