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訴茅于軾震撼了右派陣營　　

    人民公訴茅于軾、辛子陵，震撼了右派陣營。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建勛喊道：“‘公訴團’起訴是很荒唐的一件事”。他說毛澤東作為一個已經死去的政治人物，對他進行評價是公民應有的權利，或者說這本身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公民根本談不上對他的誹謗，政治家及政府沒有這樣的隱私或名譽權的問題，任何人都可以批評和評論。所以這個訴訟的提起是沒有根據的。這是'毛左'的一場鬧劇，根本不能稱其為法律問題。　　

王教授是從書本上討生活的人，他在這里背教條。　　

陳有西律師就實際得多。他說“我們不打算多加評論”。作為律師談公訴茅于軾問題，卻只是提出要“這些毛左們”好好讀幾本民國史，讀一讀世界史，特別是戰敗國日本與德國的歷史，;找本中國教育史方面的書籍，卻完全不談希望“毛左”讀幾本法律書。　　

陳有西作為律師不對“公訴”二字咬文嚼字，不說民眾對法律無知，他根據實踐經驗，深知決不能把民眾的注意力往這方面引，而是要民眾去讀歷史書，引入他們對歷史爭論的口水戰套里。他清楚，如果“毛左”一旦善于運用法律，茅于軾就避免不了要上公堂，就難逃牢獄之災。　　

前文曾經提到一個叫劉利華的，寫了篇《搞笑的〈公訴書〉》嘲笑憤怒的民眾。他“百度”學來了關于“公訴”的知識，便充起教師爺來，說：“《北京市人民公訴書》還是十分搞笑。首先，有效力的公訴主體應該是人民檢察院。烏有之鄉的《公訴書》主體則是自稱‘人民群眾’的一些個人。其次，有效力的公訴只能對作為司法機關的人民法院提出，而這個‘公訴書’是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此外，劉利華先生還挑逗起人民來，說什么“《公訴書》的題目應當加上“部分”或“一些”這倆字兒，變成《一些北京市人民公訴書》或《北京市部分人民公訴書》。可它沒加，因此其自賦的代表面有嫌夸張。北京市人民要是較起針兒來，會紛紛聲明，我屬‘北京市人民’，這個《公訴書》絕對不代表我的意思!!你們烏有之鄉哪兒來的權利代表我如此胡鬧、丟人現眼?”　　

我孤陋寡聞，不知道劉利華是何許人，不談人品，財測年齡不大，文化明顯不如我這個工人，見的市面也不多。　　

他不知道“人民”、“人民群眾”這類詞的使用有多個層面，既可以指整體，也可以指部分，甚至可以指個別。這種不同層次的用法，不僅懂得語法的人清楚，不懂語法的中國人也都習慣這樣用。　　

劉先生自己沒有注意到，當他在寫“北京市人民要是較起針兒來，會紛紛聲明，我屬‘北京市人民’，這個《公訴書》絕對不代表我的意思!!你們烏有之鄉哪兒來的權利代表我如此胡鬧、丟人現眼?”時，他這里使用“北京市人民”就不是是指全體，只能是指部分。如果是指全體，那么，我就可以用劉先生的矛攻他的盾：那些在公訴書上簽名的人“要是較起真兒來，會紛紛聲明，我屬‘北京市人民’，這個劉利華絕對不代表我的意思!!你哪兒來的權利代表我如此胡鬧、丟人現眼?”　　

這里還隱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東西：文中的“毛澤東1949年之后的決策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傷害”“ 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災難”，按劉利華的語言，這里的“中國人民”豈止是“夸張”，他是惡意地把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排除在中國人民之外，用一小撮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來代表“中國人民”！毛澤東只是使一小撮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陷入滅頂的災難，毛澤東對中國人民，帶來的是解放，幸福，尊嚴。　　

他也不知道“公訴”有多種方式。他知道的只是檢察院的公訴權利，無視人民群眾的公訴權利，不知道土地革命時期和新中國進行土地改革時期，遍布中國農村的、貧苦農民經常召開的、對地主惡霸的公訴大會。　　

在這個問題上，我不過多責怪劉利華們，他們就是那種人，只崇拜官權，招搖“法治”，反對階級斗爭。檢察院的公訴是法律治理的一種方式，而人民群眾的公訴是階級斗爭的一種方式；同時還是一種集體維護自身權益的一種方式，當公權失職，未能保護人民群眾權益，或者不保護民眾權益的時候，人民群眾就會而且只能進行公訴，自己團結起來保護自己。　　

第一種公訴方式是平常時期國家常用的一種依法治國的手段。　　

后一種公訴方式常常出現在政府失職社會不安定時期，這種公訴往往是自發的，來勢迅猛的對社會的控訴。應當盡可能避免。關鍵在于公權能否真正是公眾的權利，國家行為能否代表人民群眾的訴求，認真保護民眾權益。　　

第二種公訴方式，是革命時期常用的方式。中國共產黨發動群眾進行階級斗爭的十分有效方式。這種方式是一種民主形式，最令反動階級害怕。今天不僅是劉利華不知道，就是許多領導人，甚至高層領導也不知道，知道的人也忘記了。有些人不是主張“補資本主義的課”嗎？30年應該補的差不多了。現在，是到了補習社會主義革命課的時候了。　　

“公訴”茅于軾，人民群眾已經開始了復習這堂課。　　

黨中央不是提出“轉變生產發展方式”嗎，要真正轉變，就得補習社會主義革命這一課。黨的領導者要高瞻遠矚，明察秋毫。　　

“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毛澤東著作專題摘輯》上，第34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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