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指鹿為馬到“指驢為鹿”

作者: 暫時無派

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社會怎樣一個現狀呢？換句話說，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是個什么樣的社會呢？也許有人對于這樣的問題沒有多大興趣，對于這些人來說，只要自己的日子過好了，這個社會叫什么名字一點都不重要。但是，對于另外一些人，這卻是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尤其是對那些“改革家”們來說，一個能“正”起來的名字，是他們紀念這場“偉大”的變革時能夠“言順”的必要條件。

今天的中國不是叫“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嗎？的確，是有這個說法。但在我看來，這純粹是無稽之談，而且我相信，那些“創新”出這個名詞的人，自己都不相信“有特色的”的后面，限定的真是什么社會主義。無論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它都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那么，它到底是個什么社會？最近幾年，社會上對此有很多的爭論，我本人就在網上發過不少與此有關的貼子。在中國，不同的人說話的“份量”是不同的，一般地講，只有“主流”的話才算數。讓我聊以自慰的是，在反復表達“特色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這個觀點很長時間以后，我終于在一家頗有點知名度的“主流”媒體上找到了“知音”。這家“主流”媒體，就是《炎黃春秋》。

在今年的第七期上，這家雜志刊登了一篇署名“辛子陵”的文章：《合成一個新東西——我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說到：“改革開放以來，每推出一項有利于發展生產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進行一層社會主義理論包裝，開始還有減輕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員沒底氣，老百姓看不起，極左派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如此怎樣凝聚人心，樹立對改革開放的信仰呢？”他接著說，“當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已經居于主導地位，但宣傳很不夠，還沒有壓住極左思潮，要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權威。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首當其沖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指鹿為鹿。承認當今社會中資本主義的出現是改革開放題中應有之意，名至實歸，不再指鹿為馬。把改革開放以來可意會不可言傳、能做不能說、要群眾跟著走又不向群眾說明白的問題說明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建設成功，這是不能超越的經濟規律。”他還說，類似今天的中國社會，“美國叫做新資本主義，社會民主黨人叫做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我們可以叫它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這里，作者告訴了我們這樣幾點：第一，“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只是一種包裝；第二，這種包裝對于改革的作用，已經由原來的正面變成現在的負面，它已經成了“聚集人心，樹立對改革開放的信仰”的障礙；第三，“特色社會主義”并不是什么社會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第四，現在已經到了“名至實歸，不再指鹿為馬”的時候了。其實，本文的作者并不是第一個提出“名至實歸”的“精英”。幾年前，在一個人們稱為“新西山會議”的精英聚會上，一位賀姓的前北大教授就曾建議去掉匕首上的“圖”，不再搞打左燈向右轉。也許是因為時機未到，那個建議沒有被廣泛地宣傳。

上述的那篇文章發表以后，有人寫文章說作者向什么什么發出了“挑戰”。其實，無論是“賀精英”還是“辛精英”，都沒有膽量挑戰任何事物。上下五千年的中國，的確有敢于鐵骨錚言、向權勢挑戰的文人和知識分子，但這些人并不包括改革開放以后被納入“主流”的現代“精英”們。改革“精英”們之所以被納入“主流”，并不是因為他們敢于“挑戰”什么，而恰恰是因為他們從來不“挑戰”什么。他們的“精明”，完全表現在不斷地揣摩“上面”的意思上，表現在總是試圖以自己的小聰明來裝模作樣地“解讀”連他們自己都說不清楚的一個又一個所謂的“創新”理論上。一方面因為那些“創新”理論本身就充滿了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也因其自身的理論素養太低，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這些以教師爺的身份為老百姓指點迷津的“精英”們總要鬧出點低級笑話來。就拿上面的那篇文章來說吧，當作者板著嚴肅的面孔告訴我們：“當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已經居于主導地位，但宣傳很不夠，還沒有壓住極左思潮，要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權威”的時候，他忘了前一分鐘他自己就說過，這個“已經居于主導地位”的理論體系，不過是一種用來推銷“世界通用的政策”的“包裝”。既然是一個包裝品，又怎么可能“壓住極左思潮”，怎么可能有“權威”呢？

所以，我一向認為，將這些“精英”作為批評的對象，既是找錯了目標，也是抬舉了他們。他們的確混在“主流”里面，但他們本身并不是“主流”，真正的“主流”，是掌握著經濟和權力資本的利益集團。而他們，不過是跟著喊幾句口號，換兩個小錢的幫閑。如果說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或階層，而是附著在不同的階級或階層這些“皮”上的“毛”的話，那么，改革“精英”們，就是斷了根的、哪張皮硬就往哪張皮上粘的“脫毛”。這樣說來，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不重視他們的話呢，也不是。這些自己搧自己嘴巴的話，代表的并不是他們自己的見解，而是他們對“上面”的意思的很拙劣的“宣傳”。透過這些顛三倒四的言論，我們能得出什么結論呢？很簡單：那個欺騙了善良的人們三十年的“特色”，開始卸妝露出真容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騙子比受騙的人更痛苦，因為一個謊言要用十個謊言來圓。長期地編造謊言，不能不說是對人的心理的巨大折磨。改革開放之所以是個“創新理論”層出不窮的年代，說穿了，就是因為謊言只能用新的謊言不斷地搪塞。這就難免出現作者所說的現象：“改革者”沒底氣，老百姓看不起，左派們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人心聚集不起來，改革開放沒人信仰。如果前一段時間有人對“第三次思想解放”究竟要從什么東西里“解放”出來不理解的話，現在他們應該明白了：這一次解放思想，就是從謊言中解放出來。

應該說，這是“主流”的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因為“盜亦有道”，搞私有制即使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也不應該長期地用“社會主義理論包裝”，這不僅卑鄙，也顯得很虛弱。現在好了，占據“主導地位”了，不用指鹿為馬，可以放心大膽地“直面”和裸奔了。

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不指鹿為馬，就一定是“指鹿為鹿”嗎？不一定。作者承認“特色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但他說的“新資本主義”就一定是資本主義嗎？不久前，有一個在網絡上有點名氣的左派學者在一個論壇舉辦的講座上說：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在搞資本主義，這個國家就是中國。我猜想，他大概是看出了中國的私有制與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制的不同。但我認為，他也許并沒有看出這種不同的實質。事實是，別的國家的確是資本主義，中國卻不是。

敞開自己的大門，以自己的土地、勞動力和資源來乞求別國資本家開工廠，然后將產品交給人家，污染留給自己，有人見過這樣的資本主義嗎？跨國集團享受超國民待遇，弱小的民族企業和個體商販卻處處受到刁難，有人見過這樣的資本主義嗎？國內外的資本家在中國可以任意剝削工人，而中國的工人卻沒有罷工的權力，有人見過這樣的資本主義嗎？不是以就業率和GNP（國民生產總值），而是以GDP（國內生產總值）來作為考察經濟的指標，有人見過這樣的資本主義嗎？在自己國家的股市上，外國資本和大的利益集團不管是“熊市”還是“牛市”都只賺不賠，而普通股民永遠是只賠不賺，有人見過這樣的資本主義嗎？老百姓辛辛苦苦上繳的積累，不用來救中國的股市，而是用來救別國的股市，有人見過這樣的資本主義嗎？在事關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的問題上，對外卑躬屈膝，乞求“和諧”，對內壓制民主，打擊愛國行為，有人見過這樣的資本主義嗎？ 政府官員可以為所欲為，老百姓卻連上訪都被說成是“違法”，有人見過這樣的資本主義嗎？貪污受賄幾千萬的政府官員，只要不交代贓款的來源，就可以在兩三年內脫離牢獄之災，而平民百姓只因為“申請示威游行”就被勞動教養，有人見過這樣的資本主義嗎？我相信任何一個有半點實事求是觀點的人，都不會認為這樣的社會是真正意義上資本主義。事實上，這一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典型特征！

將“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的確是指鹿為馬，但是，將它說成是什么“新資本主義”卻是“指驢為鹿”。

既然想從謊言中“解放”出來，為什么又要開始新一輪的謊言呢？其中奧秘并不難揭開：有人不喜歡社會主義社會，但也不一定喜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有人不喜歡“無產階級專政”，大概更不喜歡當亡國奴。要構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和諧社會”，一個喜歡私有制的社會基礎是必不可少的，不“指驢為鹿”，這樣的社會基礎又從哪里來呢？如果說指鹿為馬是用來欺騙廣大工農群眾以及黨內和社會上的左派的話，那么，“指驢為鹿”就是用來欺騙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白領”以及黨內和社會上的右派的。對于前一部分人，“主流”認為可以撕破臉皮了，對于后一部分人呢？也許他們還不能不顧忌“阻力”。

可能有人會說，堅持改革開放，就會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搞“政黨輪換”，中國就能避免走上殖民地的道路。我雖然擁護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卻也尊重有資產階級共和國夢想的人。但是，很可惜，無論是從理論上看，還是從實踐上看，也無論是從歷史上看，還是從現實上看，中國都不存在一條資本主義的道路。其理由，我將在下一篇《“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舊的三座大山》里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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