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重慶打黑行動開展的風風火火，成效被全國老百姓津津樂道的時候，相當一批自詡為精英專家的律師、法學家、甚至被粉飾為大師的人物，卻狂躁不已，大肆反對、辱罵，似乎整個中華民族和全國人民的自由幸福都要被打黑毀滅掉一樣。在他們看來，打黑就是打擊人民、就是毀滅人權，就是威脅老百姓的安全。可惜的是，這種無恥的觀點，連三歲的小孩都能認識其荒謬。一群井底之蛙在充滿豪情的描述天空的大小，無論其怎樣熱烈、澎湃，卻只引來大眾的恥笑。　　

之所以相當多的律師和法學家飛蛾撲火般加入到唱紅打黑的行列，起因卻相當可笑，因為一個叫李莊的可惡律師，因伙同黑惡勢力偽造證據、妨害作證、毀滅罪證而被刑事追究了。這些人看到同行淪落，自然生起兔死狐悲之心。　　

一個普通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毀滅罪證被追究責任，自然不會引起這些律師法學家的注意，因為違法受追究是天經地義的。但李莊違法被追究為什么就讓他們這么大的反應呢？！原因我們可以推理：其一，在他們看來，律師是可以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的，律師有這個特權，要不怎么捍衛罪大惡極之人的人權呢，要不律師怎么發家致富呢，所以應該捍衛李莊毀滅罪證的特權；其二，他們很心虛，可能自身也有和李莊同樣的行徑。　　

但讓人疑惑的是，為什么他們要反對打黑呢？司法機關追究其他犯罪的時候，追究普通窮百姓、窮孩子犯罪的時候，為什么沒見他們出來吶喊呢。為什么每有大的黑惡勢力被追究、大的貪官污吏被追究、大的富二代撞人捅人的時候，這些專家們就出來大聲吶喊，擺出一副以天下人人權為己任的丑惡嘴臉，說出“70碼”、“捅死人好像彈鋼琴”這樣貽笑千古的論調，好像這些人都是可憐人、都是不應被追究或至少應減輕或免除罪責的可憐人，他們的犯罪都是一種意外和偶然，原本都是極度善良、從幼兒園開始都無比優秀、好得不得了的一等公民。　　

說到底，還是利益在作怪。吃著美國基金的飯，當然做美狗，拿著日本人的工資，當然做漢奸。普通百姓哪里給得起他們名車、豪宅，哪里有錢資助他們搞所謂的科研，哪里可能付給他們高額的代理費、好處費？所以，當黑社會瘋狂猖獗，為非作歹，當文強橫行重慶，無數市民遭殃、百姓深受其害的時候，沒見這些律師專家來奮筆疾書，因為，百姓利益與之無甚相干，而黑社會、為富不仁者卻是他們的衣食父母。所以，當民眾歡欣的看到黑社會垮臺的時候，這些法治家們當然如喪考妣了。　　

這些專家們還有一個共性，就是對政府和中國法制充滿意見，生他養他的中國一切都不好，西方的一切都美妙至極、令人神往。不過，這倒并不奇怪，蛆蟲愛糞狗愛屎，方肘子愛轉基因，淫河美女愛亂倫，漢奸自有漢奸的信仰。但令人不解的是，這些人批評中國法制抨擊中國現狀時不遺余力，可一轉身，馬上就向蒼蠅撲屎一樣，毅然投入到中國法制的不足當中，充分利用現有法制的漏洞和不足，充當權奴、錢奴，做權勢錢勢階層的走狗，來最大限度的為自己謀福利。罵法制他們罵的最兇，鉆法制空子他們又最最在行，整個中國現狀不足所導致的惡果，他們受益最大。這倒是中國很奇怪的現象。　　

這些人當中當然也不乏真正追求法治、不為名利所動的知名學者。他們內心充滿了法治理想，恨不得為了中國法治而英勇獻身。但讓人可惜的是，他們所呼所喊、所書所寫，幾乎全是西方原文的翻版，除了嘩眾取寵之外，既沒有結合外國實際的透徹理解，也沒有對中國實際進行認真研究分析，更沒有結合中國本土實情提出的可行性建議。外國的都好，應全盤引進，中國的都不好，應全部改版，這與其說是他們的觀點，不如說是他們的信仰，因為無論外國的，還是中國的，他們并不了解，更沒盡全力去研究，因此不能說是觀點，觀點需要邏輯支撐，所以只能說是他們的信仰、狂熱的信仰，信仰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邏輯，只要需迷戀、卑躬屈膝。所以，中國每有進步的時候，無論是嫦娥奔天、還是奧運世博，他們內心都比死了爹還難受，憋著一肚子窩囊氣不敢出，巴不得天下大亂，巴不得中華沉淪，才能出一口氣，以證實自己“崇高”理想的正確。中國每有不足的時候，他們就快樂似神仙，把八輩子以前的知識都用來批評國情，以小見大、無中生有、小題大做，似乎中華已無希望，換天就在今日。　　

與5毛一樣，西狗、美狗和漢奸都是可悲之極可憐之極的人。為了自己的物質利益或所謂“精神追求”，全身心的投入到被奴役、被收買的麻醉狀態，口口聲聲都是為了幸福、自由、人權，殫精竭慮都不退縮，卻不肯用絲毫的精力和行動，去了解這960萬平方公里中的老百姓究竟最需要什么、究竟最渴盼什么，什么才能讓他們更加幸福、更加安穩、更少勞累、更少痛楚。這些人當中，無誰敢說，我是無我無私的奉獻于人民，不計個人得失，不求個人利益，不畏于強權、不淫于富貴，只為大同，只為華夏振興和萬眾福祉。每個人都應捫心自問，自己的頭腦是否清醒，自己的身心是否純凈，自己的理想是否崇高，自己的言行是否潔白，自己的一切是否無愧于心？　　

漫漫歷史長河，青史永存，因為宇宙自然的真理不變，千萬年來，無論古今中外，真正無私崇高的人性始終閃耀光芒。它超越時間、超越國界、超越物種，更重要的是，超越自己的觀念和身心。一個連自己都無法超越的人，永遠無法超越歷史、無法超越國界、更無法超越束縛和局限。不能超越自我，永遠都是奴隸。　　

人很容易迷信、很容易臣服一種思想、一種潮流，無論是經濟理念、還是西方的法治民主人權。卻很少有人超越自我，始終如一的忠誠于國土與民族，忘我的為這篇熱土鞠躬盡瘁、死不顧惜。但后者，正是民族的驕傲、人類的脊梁。自古以來的偉大人文者，絕不是畏懼強權、臣服政治的人，更不是崇洋媚外、迷信他國文化的人。相反，都是立足本民族實際與特質，探索適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的人。所以，我們無比惋惜、無比傷感的看到，激情咆哮、張牙舞爪、情緒難以抑制的人很多，但默默無聞、有獨立思想、結合中國特殊傳統而研究出的獨立思想的人卻寥寥無幾。　　

我們應該放眼大地，關于打黑，最應該去詢問重慶的民眾。在這里，對這些法學家，我只想說：民眾的幸福比法治更重要，法治永遠都是一種邁向幸福的手段，也必須以正義和自由為歸宿。當所謂的法治用來捍衛專制、霸權、對黑社會的縱容的時候，當法治成為一種自我麻醉和對西方文化的迷信的時候，這種法治就毫無價值。　　

還有人說，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同等重要。而實際上，他們只是注重了所謂的“程序正義”，而對實質正義視而不見。他們看起來喪心病狂的癡迷程序正義，其實他們清醒得很，不過是用“程序正義”來限制實質正義，不過是協助貪贓之徒來毀滅實質正義、不過是動用花花腸子為公敵民賊開脫，不過是甘心的作實質邪惡的代言人和守護者，不過是在保護和捍衛實質非正義。　　

已過的事實，現有證據無法完全還原，卻可以完全歪曲。這正是法治的根本局限、最大沖突和矛盾。時過境遷，往事不再現。程序再正義，顯微鏡再清晰，勘查鑒定再科學，就一定符合過去的事實嗎？人類的科學再發達，就一定完全掌握和認識了自然？宋慈沒有洗冤，那許多原有案情難道就一定沒有證據、沒有程序？那許多原有冤情豈不永沉海底？程序正義不過是一種手段，一種工具，永遠不是最終的理想和信念，否則就是本末倒置、黑白不分。　　

自由正義至上，為理想、為目標，法治只是一條路。沒有理想和目標，道路再寬闊再豪華，終歸無用。（201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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