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為什么反對重慶“打黑”？

西南政法大學 王開誠

賀衛方為什么反對“打黑”？顯然這不是一個一言以概之的問題。賀衛方以及眾多精英知識分子對“打黑”質疑的背后，其實也正暴露了當前中國對于如何實現社會轉型的意見分歧，以及在這個轉型期中知識分子的角色困境?！　?/p>

如何實現社會轉型？　　

    一種觀點是承認“先富”階層，寬容改革“原罪”，保障已有的私有財產和權益，通過司法獨立、政治改革和全面的社會保障，遏制權力與資本的勾結，期以中產階層不斷壯大，鞏固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公平；另一種則是重慶式的，即依靠一個全能型的政府，清算改革“原罪”，以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為依托，直接用社會保障換取農民土地，在城市化、工業化的同時同步實現社會轉型。　　

第一種觀點，代表著世界上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路徑，但這些成功先例無不是在本國已完成城市化之后所進行的，而在中國，即便是持此種觀點的人也清醒地知道，尚處于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這個迫切需要權益保障的中產群體并不龐大；第二種觀點，即探索中的“重慶模式”，一段時間以來重慶在經濟、社會方面的發展似乎印證了其成功的先兆，但此種觀點令人詬病的地方在于，如何保證全能政黨和政府的代表性和正義性？　　

賀衛方反對重慶“打黑”，其實也正是在反對第二種觀點為代表的重慶模式。說回 “打黑”本身，盡管因為“講政治”而備受精英知識分子詬病，但另一方面又因為“懲惡揚善”，回應民眾對社會公平的積怨和需求而備受擁護，更重要的是它清算改革“原罪”，實際上為重慶式的社會轉型奠定了基礎。同時，這也暴露出精英和大眾，在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方面的分歧。賀衛方不會否認李莊有罪，眾多知識分子力挺李莊也不因其本人受冤，而是在他們看來重慶方面違反了“程序正義”。但李莊在此之前，甚至更多的“李莊”，多少次以法律為幌子行違法之實，若程序正義不是使“實體正義”得彰，那么律法之意義何在？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執政黨的代表性和正義性并非永恒，因而重慶模式飽受質疑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有一個現實是，以賀衛方為代表的第一種觀點持有者主張漸進式的改革，對阻撓改革的利益集團深惡痛絕，但對于如何清除改革的阻力，卻始終是觀望、猶疑，甚至可以說是在逃避。比如賀衛方在信中承認“人性總有某些無從改變的特性，一個健康的社會也許只能對于某些人性的弱點采取容忍的態度。況且秩序與自由有著內在的緊張，過于重視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減損”，但放眼中國現實，究竟是秩序制約了“自由”，還是無序的“自由”傷害了正當的“秩序”？也許賀衛方認為重慶的打黑是矯枉過正，但當“人性的弱點”、“內在的秩序”成為阻撓改革的擋路石，現有法制下的“司法不彰”、“執行不力”，難道只是制度在阻礙，而非有人在阻撓？對于手執公器的當權者而言，應該等待人性弱者的“良心發現”，還是利用制度本身予以堅決回擊，“矯”還是不“矯”似乎不應該是個“問題”。　　

轉型期知識分子的角色困境？　　

李鐵在《轉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一文中，開篇以于建嶸為例描述了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的困境，喪失了啟蒙話語權的精英知識分子，渴望參與社會事務，囿于能力范圍和制度卻屢屢碰壁?！　?/p>

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高調出任重慶國資委主任助理，實地踐行“重慶模式”，　　

走上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士人”道路，飽受爭議亦未必仕途坦蕩，但代表著一個方向。同理，賀衛方、于建嶸們堅持獨立思考，以學書著說警醒當權者，組織“公民調查”等嘗試推動社會進步，力小甚微但令人尊重亦是另一個方向?！　?/p>

賀衛方對重慶學界在“打黑”中的表現感到失望，因為在他看來，“實務界由于身份困難而不得不聽命于上峰”屬情有可原，但學者們不僅沒有保持最低限度的獨立性，還在官方報紙上唱和，這種“講政治”的行為實在是有損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p>

但賀衛方也明白，受共和國六十年政治教育和文革思維的影響，比體制更講“政治”的是恰恰我們的許多知識分子和民眾。藥家鑫案中，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謹僅僅是秉承專業地表達了自己的學術見解，卻一不小心被輿論斥為“為富二代開脫”，甚至連發布此消息的央視也成了“助紂為虐”。這其中的反對者既有一般網民，也不乏知識分子。并且從始至終知識界也鮮有支持李玫謹的聲音，甚至認為央視邀請李玫謹發表評述恰恰是代表了“官方保護藥家鑫”的態度。知識分子們天天呼喚新聞自由、媒體獨立，卻又習慣上綱上線，對于央視以“媒體”身份發布一條“專業意見”，即認為此“喉舌”不“講政治”，國人所受政治教育可見一般。其實，有時候不讓知識分子“保持獨立性”的，恰恰不是政治本身?！　?/p>

當然，我無異于鄙視此種國民思維，因為這種思想至今未能根除，恰恰是改革之后社會發展不同步，社會轉型亟待實現留下的歷史包袱。所以，賀衛方此次高調地反對“打黑”，第一個出來反對的未必是重慶官方，而是深受改革“原罪”剝削，滿腹社會積怨的許多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　?/p>

而事實上，對于普通人而言，“獨立性”還是一個偽命題。能夠完全超越自身身份和利益局限的那是圣人，即便賀衛方作為一名頗有建樹的大學者亦不能免俗。曾有聽聞，賀衛方的同窗好友，曾任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副總隊長的李虹也是重慶打黑的卷入者之一。而李虹在2002年，重慶“打黑除惡”斗爭還未啟動的七年前，即因犯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被判刑七年，2009年刑滿釋放后不久再次因涉嫌敲詐勒索被刑事拘留。不過，我無異于揣測這其中關聯，也不會認為這是賀衛方反對打黑的原因。只是出于某種情感，而加深對自己本就不認同的東西的反感，這才是人之常情。　　

后話：　　

改革初期的“摸著石頭過河”，如果當真以當時的律法為基準，多少事不是行著“解放思想”之名行鉆政策空子，干違背法律的勾當？但另一個現實卻是，如果改革之初沒有這些不斷觸碰高壓線的嘗試，沒有那一群勇于吃螃蟹的人，囿于框框條條的我們，是否能取得今日的成就。假如我們把今天的社會轉型看做是又一次的改革，那么對于重慶方面對“社會公平”探索，“講政治”的社會轉型，是否也可以如當初對待改革“原罪”一樣的態度呢？　　

總而言之，在我看來，政治決策應該始終基于社會現實，基于最廣泛的民意期待，盡管學者的啟蒙渴望和程序正義同樣至關重要，但更多的是應該被后續納入政治評價體系，而非最關鍵的決策出發點。同樣的，改革者們不僅需要乘風破浪的勇氣，更需要面對質疑的胸襟，相信也只有無數獨立思考著的知識分子善意或者不善意的“提醒”和“質疑”，那些雷厲風行的改革者和政治家，才能始終保持清醒，不為單一的褒揚聲而膨脹，堅定地朝著自己“最初的理想”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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