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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就在平安保險于香港上市的前夕,秦曉將招商局持有的平安保險股份以低于面值的價格轉讓給“由自然人控制的兩家投資公司——寶華投資和源信行投資”。而在此之前,匯豐是以6·3倍的溢價受讓平安股權的。秦曉前一天才以十幾億的價格轉讓國有股份,后一天平安上市即價值4百億。一進一出之間,差價3百多億。
由于在交易之前,平安上市及其股價的飆升都已經是確定的,所以,秦曉實際上是將價值4百億的國有資產作價十幾億賣給了某幾個人。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赤裸裸地吞噬巨額國有資產行為,秦曉竟然沒有被懲以極刑,甚至沒有被追究,可見其背后靠山之硬,也可見這么一大塊餡餅,并不是他個人一口吞下的,參與者的背景深不可測;更由此可見,這個社會的悲哀,所謂反腐倡廉、取信于民之蒼白無力——既然背景深厚者可以明目張膽地吞噬巨額國有資產而不受追究,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員廉潔奉公?
就連試圖鯨吞山東魯能的大鍔都在最后一刻“撤退”了(雖然國家反過來賠了人家幾個億,最后結果也是一筆糊涂賬),秦曉卻將搶劫、掠奪進行到了底。畢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公開進行的掠奪,上面雖然搞定了沒有刑罰之憂,下面還要面對天下悠悠之口,不心虛是不可能的。所以,秦曉每次面對媒體采訪,言必強調自己“喜歡掌控”:你看,平安要上市了,我掌控不住了,所以就提前把股份賣了——掩耳盜鈴、此地無銀三百倆之丑態可掬。
可能以為事情過去幾年了,大家也忘得差不多了,錢撈足后的秦曉又開始瞄準名,接著是權。他先是折騰了一個什么“博源基金會”,自己弄出個狗屁不通的“現代性”,竟然還有許多人爭著捧臭腳,引起“媒體轟動”——這當然不奇怪:此人有錢有勢,媒體和幫閑又追錢逐勢,不“轟動”才怪。
古人云,聽其言,觀其行。秦曉的“言”是:現代性社會是相對于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志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撐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制度框架的民族國家現代性。結合其“行”而釋之:所謂現代性,是相對于傳統社會而言的,它雖然不能像傳統社會一樣權力直接世襲,但必須保證精英們以權謀私、化公為私的權利,并以此作為價值支撐和理性出發點;所謂民主政治,就是精英們在用權把錢撈足后,反過來又可以用錢撈權;法治則必須保證主要的權、錢資源都只能在精英圈子內部流轉,而且世世代代永不變。
接合其行而釋其言,這就是秦曉所立的“牌坊”,所謂現代性理論。說秦曉是“婊子”,其實還是抬舉了他。他也就是一只上街要被眾人喊打的臭老鼠而已,是一顆破壞當今和諧穩定、激發民憤民怨的蛀蟲。你說這樣一只臭老鼠,你吃了、賣了,夾著尾巴躲到一邊偷偷樂著也就行了,干嗎還要跳出來現世呢?秦曉頻頻跳出來的目的,難道僅僅是以為自己這塊歪瓜癟棗樣的“牌坊”很漂亮、很光鮮嗎?
附文 閑言:秦曉們的恐懼
在當下中國大聲疾呼民主政治的人群中,有些人是衷心相信“民主是個好東西”,也有些人是因為其他原因,例如恐懼,比如秦曉。
在近30年的改革進程中,以改革名義化公為私、將公產納入私囊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操作最公開、影響最惡劣、金額最巨大的主要有兩例,一是山東魯能案,二是秦曉操刀的平安上市舞弊案。魯能案的大鍔在最后關頭迫于輿論的壓力而退卻,但秦曉卻堅持將腐敗進行到底。
價值400億元的國有股份以十幾億元的價格轉讓給私人,當然需要有個說法。秦曉的說法是:自己“喜歡掌控”,眼看平安要上市,掌控不住了,所以情愿虧它幾百個億,也要提前把股份賣了——這種掩耳盜鈴當然站不住腳,即便你真的“喜歡掌控”要出讓股份,為什么不能溢價轉讓反而低于原價轉讓?此前匯豐就是以6·3倍的溢價受讓平安股權的。將要上市的公司,越接近上市時刻,股份的價值越高。只要招商局放言要轉讓,就是10倍、20倍的溢價,恐怕也會有投資者趨之若鶩。然而,秦曉的一切操作都是悄悄在黑箱內進行,直到完成轉讓,信息才為外界所知,結果是價格不但沒有溢出,反而低于原價,受讓方又是“自然人”,傻子都知道其間發生了什么。縱然你秦曉是受虐狂,不吃虧(當然,虧的不是自己,而是國家)不舒服,為什么不將股份轉讓給其他國企,或者由國資委直接收回呢?
這樣明目張膽、毫不掩飾地鯨吞巨額國有資產,當然不可能是秦曉個人完成,當時的主管部門和國資委難辭其咎;能夠消化重重的阻力、告狀和調查,分食者的背景更深不可測。由于背后有人,鯨吞順利完成,秦曉個人不但沒有被追究,反而地位更加穩固。但是,沒有追究、沒有刑責并不能改變這件事的性質,不能改變秦曉們曾經犯下嚴重罪行的事實。這是他們的“原罪”,這一刻,忐忑、恐懼在心中埋下了,而且始終不能磨滅。
不在恐懼中爆發,就在恐懼中滅亡。所以秦曉要爆發,要找到一個可以消除“原罪”烙印、永遠免于恐懼的出路。于是他組建了博源基金會,提出了所謂“現代性”——這個圈子繞得有點大,中國的老百姓又大多只是“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因此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被他的漂亮詞藻繞進去了,只能被他、他的幫閑以及媒體牽著鼻子走。其實,我們只需要輕輕地問一句:秦曉折騰這些,到底是想干什么呢?難道他想把已經揣到兜里的400億元拿出來,還給大家嗎?
當然不是。縱然從最善意的角度揣測,他也無非是想來個天下大亂,建立新朝后,前朝的罪過可免于追究,秦曉們也就可以免于恐懼了。如果再現實一點分析,他們這是想利用已經到手的金錢和影響力,亂中取權呢。
秦曉的這些說法、做法,代表的不是他個人,而是一大批人,這是一個“原罪共同體”。他們犯罪的時間、地點、方式和對象各有不同,但性質一般無二,都是借助權力,將公產納入私囊。他們需要一個出頭者,一個代言人,于是剛剛退休、又不甘寂靜的秦曉就儼然成了旗手——誰能想到,在前所未有的高調下面,隱藏的是永不褪色的恐懼。
這么多年過去了,秦曉們還在恐懼,這是中國的希望所在;這么多年過去了,秦曉們還只是恐懼,仍然沒有被追究,說明這種希望其實也渺茫。那個聲稱如果追究“原罪”就是反對改革開放的人,我原來以為他只是被資本家“統戰”了,看到最近的媒體報道,才知道他原來早已直接和資本家聯姻了——休了原來老革命的女兒,娶了一個大資本家。怪不得會說這樣的話,做這樣的事,原來不是觀念問題,而是立場問題,是“屁股決定腦袋”。只不知他九泉之下的父親,知此后還能否安息?
秦曉已經老了,他還有一個辦法是:死后財產將轉移到后代手中,通過這種代際傳遞,或許可以漂白“原罪”的烙印,從此免于被追究。但是,對于那些被剝奪得如此干凈徹底的大眾來說,這樣的財富亦可免于清算,他們又怎么可能甘心,社會和諧又從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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