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對睡覺的條件要求極低,一般來說,只要我想睡,沒有睡不著的時候,酒后更是如此。可是,昨晚酒后歸來,一個人安靜的屋子,我卻怎么也睡不著,一點,三點,四點,四點半,五點,五點一刻,醒的越來越頻繁,最后,索性坐起來發呆。
為什么會失眠?說出來真是讓人笑話,更多的人或許都不會相信,自己也覺得不值得。
哼,我這一介草民竟然陷入了對這個國家深深的憂慮之中,笑死人了……
席間有一位基層鄉鎮的副書記,同齡的女孩子,聽她講起基層官員對招商引資的狂熱程度,真是不寒而栗。一次科學發展學習大會,竟然變成了招商指標攤派大會。“寧可毒死人民,也不餓死人民”,這樣的話,竟然成了基層官員們為自己招商引資立的牌坊。剛入職的她,對這樣的處境也是毫無辦法。“拿我來說,如果我能引到過億的項目,立馬就能從副科變為正科。”看著她喝起白酒來一飲而盡的豪爽,想必也有工作背后的無奈吧。
其實,GDP崇拜的危害我們早已經意識到,但一直難以有實質改變的原因在于更深層次的用人體制。一句話,GDP其實就是官員們“高考”的成績,是現有用人體制下“次優”的選擇。就像一些人為高考辯護一樣,有了這種考量,至少為窮孩子上大學開辟了一條“相對平等”的道路,對于官員,想必中央也是很無奈。有了這個GDP作為考量,至少可以為那些不會跑關系的官員提供了一條“相對平等”的升遷道路吧。
何不再深入思考一下,為什么非得用GDP去考量官員呢?一個顯性的原因在于這玩意兒便于衡量,多少就是多少,不容易作假,在這種由上而下選拔官員的體制中,的確是個不錯的工具;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中國人的國民性(我不敢說是劣根性),我們往往不喜歡那些過于外顯的人們,我們崇尚的是在中庸的外表下偷偷地追求卓越,這點到洋務運動時期算是發展到了極致,老毛時期打擊了一下,這幾年隨著曾國藩之類的官員再次成為人們立身處世的偶像,算是死灰復燃。在中國官場上,表演型人格的同志如果當不了一把手,就注定成為被雞啄死的鳳凰。于是,我們看到了中國官場千篇一律的眾官相:唯唯諾諾,謹言慎行。在這樣的情況下,上面選拔考核官員也必然顯得無所適從,除去那些“愛出風頭”的不成熟人士,其他的都一樣,選誰呢?有點裙帶關系的就選上吧,沒有的話也就只能用GDP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思想、有魄力的同志在官場中顯得鳳毛麟角,處境也是明顯的兩極分化。有幸得到認可的同志往往坐上了直升機,升遷平步青云;多數是得不到認可的,于是只能繼續忍受被雞啄的痛苦。于是中國官僚的主體注定變成了一鍋老油條,自己的想法顯得越來越少,自己的性格藏的越來越深,以至于日本撞了咱們的漁船,美國的航母游弋于黃海,整個官員群體都沒有表現出一絲生氣的樣子。更可悲的是,不但他們沒有生氣,他們還為生氣的民眾感到緊張。
于是,我們看到美日韓一再挑戰我們的底線,而我們卻仍像一個儒雅人士,用道德上的譴責和經濟上的收買來應對流氓的挑釁,一再付出自己的實際利益,去換回一個隨時可能被撕毀的承諾。這樣的事情歷史上也不是發生過一次了,當年慈禧太后說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時候,或許也沒想過八國聯軍會燒掉她的后院吧。
可是,我們的物力還有多少?改革開放的前幾年,我們把前三十年省吃儉用的集體企業經營黃了,然后以“高尚”的名義賣給私人,幫助他們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他們上交的利稅提高了我們的財政收入,而我們的人民缺越來越難實現勞動力的就地轉移,大量農民背井離鄉,為的竟是一點微博的收入;改革開放的后幾年,我們又開始賣前三十年積攢下來的集體所有的土地,賣地收入再次支撐了我們的GDP,再過十年,我們賣光了企業,賣光了土地,還能再賣什么呢?(按照歷史的推演,該是賣官了。)
你們真的想過我們的物力是怎么來的么?除去賣掉前三十年的老本,剩下的都是這三十年我們的老百姓用自己的勞動一點一點積累起來的啊!他們背井離鄉,他們無日無夜,他們含辛茹苦,你們這些披著低調儒雅外衣,動輒八股懸河,醉心觥籌交錯的官員們對得起他們嗎?他們創造的財富,如果能夠有一半兒歸還他們,那他們就不至于像今天這樣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
我就不明白了,你們辦得好奧運,辦得好亞運,怎么就辦不好春運?看著那個買不到票裸奔的男子,你心虛不虛?我就不明白了,你們把大學辦的追名逐利,烏煙瘴氣,哪里來的臉皮收學生的學費?我就不明白了,你們東邊一個訂單,西邊一個采購,怎么就不舍得花點錢搞好農村的醫療保障?我就不明白了,美國擺平了中東后那么高調的喊著“重回亞洲”,你怎么就連句“憑什么”都不會說,還去“歡迎美國作為一個亞太國家為本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做出努力”?我就不明白了,你搞掉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你搞掉了教育、醫療的國民待遇,你搞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你把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搞成邊緣化群體,你還憑什么說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
祖國啊,祖國,我是那么的愛你,可我真的讀不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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