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端的上訪新聞想到登聞鼓及唐代門下省的拾遺補闕與杜甫和白居易

朱永嘉

最近報上集中報導的有二件事,一件是云南省89高齡的政協副主席楊維駿坐著公車為二十名失地農民開道上訪,不是農民不會上訪,而村民已經去過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市區政府80多次，上訪的原因是政府在昆明西山區福海社區韓家灣村的8個自然村拆了農民的房屋，征用1700畝土地的征地款沒有發放，安置房沒有下落，楊維駿核實了情況，才帶村民往省政協上訪，這件事驚動全國的媒體，居然有人敢托人轉告他別瞎管閑事，小心滅口，可見一些地方行政權力之蠻橫。另一件事是帶領樂清村民上訪的村長錢云會，因上訪多次被關押，被判刑，上訪的原因是涉及到該村的安置補償款，近三千萬元，已匯入寨橋村專用帳戶，沒有把錢分配到村民手中，結果村長因不明原因的車禍致死，公安機關排除謀殺的可能，然而村民心目中的村長是因上訪而被滅口。從這二件事可以看到有些地方的上訪部門已不是下情如何上達的口子，成了壓制民怨的機關。它反映了一些地方行政權力的專橫，使自身成為農民與當地政府矛盾的焦點。但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問題，居民的拆遷問題，所謂新農村建設和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涉及利益的再分配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如果不能把積極維護農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可能會弄得天怒人怨，其后果也許難以收拾。接受上訪的部門，喪失其基本的職能，而不能維護農民合法利益，積極疏導民怨的話，那就很難避免群體性事件頻發，社會治安自然會出現不穩的狀態。故接受上訪的部門，及相關權力機構如何在社會不公面前擺正自己的位置，至關重要。在中國歷史上，接受上訪的部門與機構，是古已有之的，其實北京天安門前的柱子，叫華表，在古代本來是讓百姓貼“大字報”的，借此來讓民情有一個表達的地方，所以看看古代這方面的歷史情況，或許也可以得到一點啟迪。

唐代的都城是長安，即今天的西安。唐代的都城由外郭城、皇城、宮城組成，是城中有城，這是隋唐在都城設計上的一個創舉。宮城是城中城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帝王工作與居住的場所。宮城在皇城的北面，宮城的南面有三門，中間的叫承天門，東邊的叫長樂門，西邊的叫永安門，故承天門是宮城的正南門，門外有朝堂，是官員辦公和商議公事的地方，東有肺石，西有登聞鼓，百姓可立石，擊鼓，然后把鳴冤的狀紙傳達皇帝。故登聞鼓是百姓與君王溝通信息的一個渠道，所以把登聞鼓放在承天門之前，這個設計是為了顯示古代君王接納民意，讓民眾可以有一個伸訴冤屈的地方，并把它放在非常重要而又顯著的位置上。在武則天時，正式在朝堂設匭，作為投放訴狀的箱子，在一個房間內設四個匭，依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擺放，所以申天下之冤滯，達萬人之情狀。這個匭房由門下省管轄，以諫議大夫及補闕，拾遺以充理匭使，負責受納訴狀，另外御史中丞及待御史一人兼理匭使，散騎常待及補闕、拾遺是諫官，御史臺屬于監察機構，由這二個機構來接受和審理訴狀，它具有在兩個權力機構之間可以進行互相制衡的意思。拾遺、補闕和待御史從品秩上講地位都不高，但位置非常重要。補闕是從七品上，拾遺為從八品上，待御史是從六品下，都是具體負責理匭的官員。盡管他們的品秩不高，然而責任重大。白居易在唐憲宗元和元年（公元八O六年）授任為左拾遺，據《舊唐書》的白居易傳，他在被拜命之日，曾上疏言事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茍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后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這段分析說明何以要用品秩低的小人物來辦大官們所疏失的大小事情?？梢哉f白居易這段話是點到問題之核心了。利用地位不高的小人物通過諫諍來制衡大人物，這是歷朝歷代常用的策略，大人物與大人物之間一般都不愿互相撕破臉面，因為各有地盤，互不侵犯，大家都騎在眾百姓的頭上，何必互相過不去呢？若遇問題，互相還可以有一個照應，官官相護，這歷來是朝廷和官府通行的潛規則，那個人做出頭橡子，那個便沒有好日子過；另外官位越高，既得的利益也越多，可能牽掛的個人利害關系（丟掉烏紗帽的損失）也越大，相反官位越低，可能牽連到的個人利害關系也越少，擔心或顧忌也越?。ǚ凑莻€小官，丟了官也沒太大的關系）。再有，在一個機構和部門之內，大家都跟著一把手，一旦一把手有問題，就會出窩案、串案，所以需要有另外一個獨立的機構或部門，并只有讓位卑職微的小人物，或許還能憑良心為百姓說二句公平話，這是拾遺、補闕這一類官員所以選甚重，秩甚卑的原因。換一句話說，當今負責信訪部門一定要是相對獨立的一個部門，它的官員，一定要選有良心，能為百姓申冤曲的人，敢于擔當向在位的達官貴人及利益集團發起挑戰的人來任職。他們的烏紗帽不能太高太大，太高太大太貴重就會舍不得甩了。所以在云南昆明出現由已退休的政協副主席楊維俊，以八十九歲高齡坐著公車帶百姓上省政協大門跑信訪，因為他已無所求，也無所顧忌，有的只是一片赤誠為民之心。浙江樂清民選的村長上訪所以要被關押判刑，甚至死在不明不白的車禍上，這說明我們接受上訪的信訪部門的官員還不夠稱職，不那么盡職，或者反而成了忽悠百姓的工具了。真要做好這份吃力不討好的本職工作，那真得如白居易在那份奏疏所言，為了百姓的苦難和冤屈，會“食不知味，寢食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這個“殊寵”，用到當代的中國，也就是黨和人民賦予他們的神圣職責，如果把這條門路也堵了，百姓的冤屈無處伸張，留下的也就是群體性事件頻發，社會動蕩不定這條路了。

前日武漢有一位官員出身的詩人，中了魯迅文學獎，曾引起不少人的非議，如果僅僅因為他有官員的身份，而引起人們的種種非議，那是不應該的。其實官員們搞一點文學創作到是一件大好事，現在官員們中間，搞詩歌和小說的可大有人在呢，問題要看他的作品、人品和官品。可惜的是目前一些出書的官員，無論在人品、官品、文品上都太差勁，出書是為了幫助繼續升官，然后借更高的官位斂財。所以官員寫書，其書品的關鍵是人品，我希望搞信訪的同志，如果有良心，有一點文學寫作才能的話，由于他們能直接感受到社會的種種不公，真能不斷努力去創作文學作品，說不定在他們中間真能出大文豪呢？白居易之《新樂府》便是元和四年（公元八O九年）他任左拾遺時所作，其中的許多作品，與他這拾遺的職位有關，這個職務會迫使有良心而不是官迷的人總會多少體察一些民情吧。正有賴于此，我們后人才能讀到這位大詩人所寫的那些流傳千古的詩篇，白居易稱自己的《新樂府》五十首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換一句話說，詩歌的創作是為了反映社會現實，為民生而希求達到某些改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其辭質而后徑”，“其言直而切”，如《采詩官》一詩中，其云：“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閟，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這些話在當時對朝庭確實是“直而切”。再說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也是在元和五年前后，根據他自己在長安所見所聞而作，在作品中他盡情地評擊當時的黑暗勢力，如在《傷宅》一詩中，便直指達官貴人所居之豪宅云：“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還有一首《不致仕》，對那些賴在高官厚祿位置上遲遲不肯退休的老官僚的揭露，更是入木三分：“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褂冠顧翠倭，懸車惜朱輪”。自己已經耳聾眼花，老態龍鐘了，卻還死戀祿位，臨了還硬要給子孫撈上幾把油水才勉強退下去。即便退下去了，亦還有鄉紳和馀蔭在，子孫照樣作威作福。如果退休的官員都能如楊維俊那樣為民聲張正義，那就百姓有福了。讀白居易的這些詩句，總會感到他離現實生活還不太遠，這就是文學詩歌之能超越時代的力量。

在唐代官制史上，有一個奇特的現象，除白居易之外，還有好幾位著名詩人，如杜甫，陳子昂，元稹等都擔任過拾遺、補闕這一類職務，杜甫是在安史之亂中逃亡到肅宗暫時進駐之地鳳翔時，被授命為左拾遺的，他許多具有詩史意義的詩篇，也許與他曾出任左拾遺的經歷有關，因為拾遺這個經歷有利于他冷靜地從正反二方面觀察和思考問題，而杜甫的一生始終處于戰亂、災荒和顛沛流離的過程?？嚯y的經歷，反而使自己能比較客觀正確地認識現實，無論做官也好，寫詩也好，一味叩主媚上，歌功頌德總是沒有太大出息的。唯有多反映一點低層人們的呼聲，才能留得歷史的承認。杜甫的《三吏》、《三別》便是他從洛陽回到華州時，在路上寫的。他經過新安、石壕（河南陜縣東）、潼關，所接觸到的都是留在鄉村的老頭老太，征夫和怨婦的愁苦，對官員的殘酷統治無處申訴的痛苦。杜甫把自己親眼看到的，親耳聽到的，親身經歷的苦難和悲哀，通過他的筆凝聚為《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六首詩歌，《石壕吏》講的是抓壯丁，已沒有壯丁可抓了，老頭也逃了，結果是老太婆跟了去那里當壯丁，這可是杜甫親身經歷而且有極大諷刺意味的場景，詩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杜甫《無家別》則通過一敗兵返鄉后訴說戰亂使農村勞動力流失后的凄涼沒落和無以為生的狀態，連家業沒了，何以與家鄉告別。詩云：

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亂各東西。

　　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

　　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

　　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凄，

　　但對狐與貍，豎毛怒我啼。

　　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

　　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

　　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

　　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

　　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

　　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

　　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

　　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農民連家也沒有了，生活已被推上絕壁，留下來的只能是“拔劍東門行”，鋌而走險的路了，正是生活中的苦難，造就了杜甫不朽的詩作，他晚年在蘧州時也說過“憶在潼關詩興多”。從杜甫到白居易的詩作，我想到信訪部門的官員們，如果你們真能同情生活中苦難的人們，那么信訪這個窗口正可以給你們有機會如任職于唐代拾遺補闕這一類官職的官員，可以親見，親聞那許多由社會不公帶來的苦難，如果你們真有一點文字表達能力，一定也能創作出能經受歷史洗煉的偉大作品來。我不是說現在社會生活都是一片黑暗，我們的生活，確實比我年輕時好得多，然而任何一個社會，即便是“盛世”，在社會生活中，總還有生活在苦難中的人群。長安的宮城外登聞鼓與肺石，始置于初唐，貞觀之治，也離不開它，武則天屬于唐的盛世，是她置匭房于朝堂，在任何社會穩定的時期，總還要居安思危吧！所以社會需要信訪的部門，需要如白居易和杜甫那樣的詩人。當然，即使在唐朝那個年代，曾經擔任拾遺，補闕這一類官職的人還有不少，但如杜甫，白居易那樣真正有良心的拾遺補闕，恐怕還是少數，相反借著這類特殊職位的經營，讓自己抹著良心而青云直上的人倒是不在少數。也許許多人會為了保持自己這個來之不易的職位，而只能應付差事，一切按上一級的意圖辦差。如果真要仗義執言，也許會如杜甫與白居易那樣都曾經在這個職務上，由于敢于直言，冒犯了既得利益，變成“不稱職”而丟了烏紗。

今天，如果保持得過且過的態度，那么信訪系統的職能或許會走向反面，它不再是對中央領導反映和溝通下情的機構，而是變相壓制和攔截民間伸冤的機構，轉而成為一個官僚主義泛濫的衙門，這可不是一個好兆頭，因為那對社會維穩是一件非常不利的事情，當然這不僅僅是信訪一個部門的事。我從云南的楊維俊帶領村民上訪及浙江樂清上訪村長錢云會被關押和判刑的結果看，我們信訪部門及其官員失職的多，那里的信訪部門實際上已形同虛設，成為裝點門面的東西了。我真希望在我們官員中，特別是信訪部門的官員中能多出一些如杜甫和白居易那樣的詩人，為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留下一些光輝的詩篇，我們這個時代既是非常輝煌的時代，同時又是不缺少大量苦難生活的時代啊！問題是在我們許多官員的眼中錢眼大一些，遮住了視線，還沒有給工人農民的苦難留出它應有的位置。我想還是應該向前看，不是向錢看，音雖同，字義可大不相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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