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權力”的濫用

    在西方社會，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權力之后，新聞媒體被人列為“第四種權力”。上個世紀初，美國“扒糞運動”的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就發現，“一份報紙真的猶如一位女性和政客，當它年輕、誠實、充滿理想的時候，她迷人、可信、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影響的人們看到這一點，看到她的用處，就試圖占有她。他們中的一些人確實獲得并保有她，進而利用她，濫用她，最后毀滅了她。”（《林肯·斯蒂芬斯自述》）　　

早幾年，業內曾流傳著一個有名的“段子”，以一種幽默的方式告訴我們，傳媒中的一些人在獲得“第四權力”，并保有“迷人、可信、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生死予奪的輿論監督的話語權之后，是如何“進而利用她，濫用她，最后毀滅了它”！　　

    一天，一個農民趕著一群羊在草原上走，迎面碰一位記者對他說：告訴你，現在海外在鬧瘋羊病，你的羊群也可能會有幾只生病的羊。你可以讓我看看你的羊嗎？　　

    農民同意了。于是記者匆匆地看了一遍農民的羊，什么也沒說，什么也沒問，回去之后，寫了一篇文章，《羊的騙局》，發表了。　　

    記者認為農民的羊群里有一只怪羊，他告訴讀者那只怪羊的全部特征，并有圖片為證。于是羊的銷路下降了。農民不服氣，把這位記者告到了法院。農民對法官說：那個記者在胡說，他欺騙了輿論。　　

    法官問農民：你怎么知道他是在胡說呢？　　

農民說，有三個理由足以讓我知道：一、我沒有請他，他是自己要找什么病羊的；二、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找什么樣的病羊，他也沒有問過我。不錯，我的羊群里有病羊，但不可能是他所說的那一只；三、一看就知道他一點也不懂我們這一行，因為他寫的那個怪物根本不是羊，而是一只牧羊犬！　　

在病態傳媒中的有些人眼里和手里，新聞竟真的成了任意打扮的女人、出爾反爾的政客、無中生有的病羊！　　

新聞記者號稱“無冕之王”。“無冕之王”意味著太多的權力，無節制的權力。過分的權力傾向于濫用，因為權力也有其粗暴的法則。正如哲人所說，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第四權力”也不例外。　　

前幾年有這樣一個統計資料：我國因輿論監督引發的新聞官司已發生1000多起，新聞界敗訴率達30％。新聞官司在前些年突出表現為“名人告記者熱”，而近年圍繞新聞報道引發的法人告新聞媒介侵犯名譽權訴訟也接連出現。　　

不可否認，其中的一些新聞并無侵害他人人格權的違法性質，主觀上并無過錯，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但是，其中有多少確是由于媒體及記者在侵犯法人的名譽呢？據最高法院公布的名譽權案件，自90年代以來從每年3000余件遞增到4000余件，如果其中一半涉及新聞傳媒（實際上不止），也是相當可觀的吧。　　

“第四權力”的濫用，更有甚者，一是炮制虛假報道；二是以負面報道搞敲詐勒索。《人民日報》日前發表署名范正偉的論壇文章《媒體如何用好話語權》，可謂切中時弊的觀照：“近一段時間，由于一些新聞單位內部管理制度不健全，采編工作程序不規范，對新聞從業人員教育不力、管理不嚴，出現多起虛假報道，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損害了新聞媒體的公信力，損害了新聞隊伍的形象，損害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求快心切、魯莽武斷，新聞事實報道不準確；無中生有、杜撰新聞，造成不良社會后果；聽風便是雨、不加辨別，炮制虛假報道……這種報道，既是對公眾忠誠信任的辜負，也表現出飲鴆止渴般的愚蠢。”“如果為了收視率、點擊率、閱讀率，就去靠玩‘標題黨’、搞噱頭、炮制假新聞來裝點門面、吸引眼球，前方的路只會越走越窄。如果為了一點經濟利益，就四處亂跑經營新聞，熱衷于拿“封口費”、甚至以負面報道搞敲詐勒索，讓人們‘防火防盜防記者’，那么即便獲得夾雜著鄙夷的‘小片面包’，也丟掉了一個人、一家媒體的全部尊嚴。”　　

　 　中國特色的新聞造假

泡制假新聞，算是全球流行的媒體痼疾，不止是中國如此。當然，中國的假新聞也自有中國特色，由來已久，遑論多讓。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假新聞的表現形式有了一個很大變化——媒體造假的“舉國同步”，向“各自為戰”演化，且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前幾年的“紙餡包子”事件，人們記憶猶新；近來“西安被確定為國家第五個直轄市” 、“美女不配合強奸被判有期徒刑”等一系列假新聞更是令人眼花繚亂。　　

《新聞記者》雜志評選年度“全國十大假新聞”，曾在國內引起不小反響。某網站特設“媒體假新聞報道總匯”專欄，竟然不愁稿源，長盛不衰。　　

早些年，《中國青年報》也做過一次年終“謊言盤點”，像什么“在國內上中文MBA發國際名校文憑”、“小藥丸讓你變處女”、“兩萬元包上名牌大學”、“要想美先變鬼”、“真情回報買100返　60”　、“一滴血可驗幾十種癌”之類的假新聞，經過媒體傳播后，在民間仍然有相當的市場。就連“千年木乃伊出土懷孕了”竟也說得有鼻子有眼，讓我們只好很倒胃口地讀著此類無稽之談步入新的一年。　　

據東方網的介紹，假新聞有幾大特點：一是數量多，他們掌握有上百篇，幾乎涉及新聞報道的各個領域，但因名額有限，東方網的“評假”活動與時俱進，有所創新，只在每個新聞類別中評選出一條最具代表性的“產品”；二是完全造假的少，更多的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讓人莫辨真假；三是假新聞的背景復雜，有些假新聞甚至是由一些利益集團直接參與編造；四是上當受騙的多，如轉載國外“造假專業戶”制造的假新聞。　　

假新聞的催生，有其“八卦”心理的溫床。　　

有評論分析說，假新聞產生的根源在于，有相當一部分媒體的記者對受眾“驚異神情”和“不可思議”感覺的追逐強于對新聞真實性的固守。本來就是件芝麻小事，偏偏要刻意地追求與眾不同的角度，去嘩眾取寵去賺取受眾“驚訝”的神情，偏偏要折騰出什么無中生有的“新鮮”、自作多情的“意義”。這就導致了在對新聞的炒作中對“變化”和“意義”的強加，對“花哨”和“新奇”的追求，媒體流言就在這樣的制作流程中產生并謬種流傳——事態可能的嚴重性被“削尖”，捕風捉影的不確定性被磨平，“興奮點”被牽強地偽造出來。　　

造假肇始于摻假，一開始摻假者心里還帶著犯罪感與些許快感，在言語間加一些繪聲繪色似真似假的描述，嘗到甜頭以后膽子越來越大，記者坐家里悶憋半天也會是一篇聲情并茂的好文章。還有人電話采訪，對方不肯說，他說，你不說是吧，你不說我也能寫兩千字。　　

假新聞大行其道，深刻地表現出我們許多媒體和社會大眾的浮躁心態。傳播者的“不負責任”和接受者“見風就是雨”的浮躁心態，正是這些流言謊言生存并發酵以至掩蓋真相與真理的土壤。　　

當今世界，光怪陸離，時時處處有擋不住的誘惑。一些傳媒中人于是難以靜下心來，難以深入第一線扎實細致地采訪，也就難以對事實做出客觀準確的判斷，以至在新聞報道中無意或有意地扭曲事實。　　

假新聞的催生，有其物質利益的驅動。　　

在中國，新聞造假與市場化密不可分。媒體間競爭越來越激烈，為了生存不惜造假。中國假新聞最多的地方往往是媒體競爭最激烈的地方。在假新聞的傳播中，我們還會看到，媒體會針對許多“偽問題”在爭論不休，許多事件本來的意義和信息含量反而被淹沒在看似激烈的無聊爭論中。　　

過度的媒體競爭，催生滋長了媒體中人的輕率浮躁情緒，為“一鳴驚人”、“一炮打響”、“眼睛一亮”，不惜眼開眼閉，鋌而走險，致使假新聞和不實報道紛紛出籠，貽害社會。　　

人人都知道新聞有假不好，其實記者本意也不想造假的，可是假新聞還是不絕于縷。　　

有時，是無知惹的禍；有時，也是被逼出來的。比如，報社領導一直頭疼征訂數字上不去，自己沒有猛料也感覺好像對不起人似的，只好胡亂猜測琢磨“可能”、“據知情者透露”、“有人說”，瞎湊一篇交稿，再經過后期編輯頭腦發熱、虛張聲勢，一篇假新聞就出籠了。正如某電視主持人所說的，沒有必要指責這條消息的始作俑者，都是做這一行，誰不知道“逼良作假”的苦處呢?　　

在利益驅動下，記者還能“化腐朽為神奇”，甚至指鹿為馬，將白的說成黑的。此類假新聞的出籠，包含了強烈的私利動機，因而尤為醒目、丑惡。　　

中國人曾經很迷信媒體權威，動不動就說，這是報上登的，還能有假！惟其如此，新聞一旦造假了，不但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巨大損失，也對媒體自身的公信力構成了巨大的破壞。試想，如果我們的受眾對每一條新聞都要打一個問號，不知是真是假，那么，媒體的公信力何在！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公信力是媒體競爭力的核心。我們的新聞奉行“真實、準確、全面、客觀”的基本準則。新聞的真實性服從于社會性，受社會效果的檢驗，片面追求所謂“轟動效應”，勢必背離真實性、客觀性，談不上全面，更有失公正、公信。　　

對各類媒體來說，沒有什么能比真實性和公信力更重要的；對媒體中人來說，沒有什么能比“在眾聲喧嘩中激濁揚清，在利益誘惑下允中守直” 的職業操守更重要的。　　

　　“小報化”的媚俗傾向

“市場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20世紀的“新理論”之一。我們感覺得到，正是這種理論，使得市場價值能夠打敗傳統的新聞價值觀，使得小報得以打敗大報，使得有些大報也半遮半掩地朝著“小報化”的媚俗傾向轉變。　　

高爾基早就對這種一味迎合受眾的媚俗傾向進行過批判：一些辦報人完全和讀者趣味相同，認為他們的寫作只要“市井之徒”心滿意足就行，這樣寫出來的報道，就意味著把報刊的崇高作用降低到街頭賣藝者的作用，這樣就意味著把報紙拖進市場的爛泥潭里，去踐踏它、摧殘它。這樣的報道讓報刊和庸夫俗子搞得親密無間，而這些庸人正把所有的胡言亂語當作肴饌，津津有味地品嘗著……　　

而傳媒作為社會公器，理應成為傳播有價值新聞的工具，成為鞭撻庸俗的鞭子，成為大眾真正的意見領袖。　　

    傳統的新聞觀，更看重媒體及新聞工作者的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而現在，更多的是看一個媒體的經濟效益，看能否掙錢以及掙多少錢。

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興起的一家南方新銳報紙就曾揚言，不妨學學美國傳媒大亨默多克的“世俗化”辦報語錄：提高報紙發行量很簡單，那就是降低格調。　　

為了吸引讀者、擴大發行、招攬廣告，不少報紙降格、媚俗，甚至挖空心思，玩“標題黨”，搞噱頭，不惜把版面裝扮成血淋淋、粉膩膩的“污水池”。就像英國的《太陽報》，色情、緋聞、小道消息，應有盡有，絕對的“大眾路線”，惟獨沒有公信力，沒有影響社會價值和公眾思想的力量，發行量再大也只是一家小報。　　

世紀之交網絡開始狂熱時誕生了一個似乎很新穎的名詞，叫“爭奪眼球”。在今天這個互聯網時代里，“爭奪眼球”的大戰日甚一日，媒體所承載的內容空前地活躍和豐富起來。傳遞信息的競爭也使得媒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壓力。　　

號稱“暴利行業”的傳媒，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但并非都經受住了考驗。　　

正如有識之士所說：過分商業化，使報紙的追求目標發生了本質性演變，社會公器應具有的責任特質被嚴重銷蝕，賺錢機器的商業功能被急劇強化。　　

生存危機壓倒道德意識、法律意識。使命感的濫用導致使命感的異化。“倒洗腳水”，卻把孩子也給倒了。許多媒體及其從業者的職業道德快速滑坡。傳統的新聞操守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天有病，人知否?”媒體也有病，人知否？　　

由海內外媒體“扒糞運動”率先引發的企業危機地震，不僅暴露了我們對互聯網時代的心理準備依然不足，而且向所有人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的疑問：　　

面對互聯網深處火山爆發般的信息，我們到底該相信誰？　　

在新形勢下，中國的媒體如何自處？中國的傳媒中人如何自處？　　

或許在近在眉睫的時間內，中國的媒體和媒體人就要在職業能力（包括經營能力）和職業倫理，尤其是在表現公信力的職業標準方面，面對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大考”。

　 　病態的媒體  媒體的病態

相交必相知。不打不相識。你如要親近新聞媒體，同她們打交道，必先了解她們、摸透她們，尤其要在同病態媒體的斗爭中對她們的病態了如指掌。　　

一般來說，病態媒體具有除新聞造假之外的三大病態：　　

惡炒新聞　　

炒作，成為病態媒體天經地義的操作理念。也許是因為平靜的日子總讓人覺得發膩，需要為乏味的生活制造和提供一點兒談資。他們往往為了“炒作“而置新聞的真實性于不顧。這種“惡炒”行為使得媒體無形之扮演了造謠者或傳謠者的角色。　　

在西方新聞學中，有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叫做“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狗咬人”，這是隨時隨地都會發生的事，不足為奇，他們認為不是新聞；而“人咬狗”，這種違背常情常理的、通常不可能發生的稀奇、離奇的事，他們認為才是新聞。19世紀中葉的西方“便士報業”，便以煽情報道為號召，大量報道丑聞、犯罪新聞、社會獵奇新聞、名人隱私之類的題材。　　

于是，我們的病態傳媒也熱衷于對本不具有新聞價值，也與公眾利益無關的“人咬狗”的事作密集報道。雞毛蒜皮皆成文章。閉著眼睛說瞎話，反正不負任何責任。　　

對這種不顧事實真相、不顧社會效果，一味追求“轟動效應”的不負責任的“獵奇”新聞觀，有良知的人們一直持批判態度。然而，你如批評這種“人咬狗”的惡劣新聞觀，你如伸張正氣，他便倒打一耙，反誣你一口，硬是把紅的說成是黑的。　　

炒風盛極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挖空心思，夸大其詞，制造噱頭，甚至空穴來風，不惜造謠、傳謠。病態媒體成為謠言的傳播主體。　　

媒體炒作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一個謠言，“不知怎的”到了媒體那兒，媒體便言之鑿鑿，受眾便信以為真。突然，又有一個媒體拋出另一個炸彈，把這個“真料”還原為假料。然后，其他媒體重新出山，再憤憤然地把它翻炒一次。我們的媒體就在這樣的喧鬧循環中互相惡心了一把，然后以完成新聞的神圣使命而鳴金收兵。　　

有償新聞　　

“有償新聞”，這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傳媒中的普遍現象。其泛濫的程度，以至于討伐償新聞的文章會引來網民如此尖刻的評語：新聞當“豬肉”賣？“地球人都知道，這也大驚小怪？”　　

國內有一“小報”發行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報紙資訊不過是商品，一如面包——拿來售予他人，有何不妥？”　　

中國的有償新聞，還經歷過從個人行為到集體的有組織行為這樣的發展過程。這從業內熟知的不同“新聞術語”——紅包、跑會、賣版面中就可體察出來。　　

當收紅包成為一種職業習慣和合作的必要公關手段，當賣版面成為效益的唯一標準，病態媒體們已喪失了應有的職業道德和行業標準。一度在我們大小報紙雜志版面流毒的粗制濫造的醫藥假廣告，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這些屬于“三無”廣告，人命關天呀!可是還是見錢眼開，照樣刊發。　　

廣告法明文規定，廣告應當具有可識別性，能夠使消費者辨明其為廣告。也就是說，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發布的廣告應當有廣告標記，與其他非廣告信息相區別，不得使消費者產生誤解。可明明是廣告版，卻冠以“專刊”、“專版”的名稱，故意混淆新聞與廣告的界限。很多軟性文章越做越絕，吸引你讀完，才知道是改頭換面的廣告。更多的版面要收高額的廣告費，可是“又想賣，又想立牌坊”，初看像一篇新聞報道文章，細細讀完卻發現受了愚弄，原是一篇“馬屁文”！　　

　　有償新聞的另一個重要演變是，早期的有償新聞基本都屬于拿人好處，替人吹噓。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批評報道禁區的逐步開放，負面報道、批評性的稿件也就成了某些記者甚至是媒體的發財機會，被批評對象成了最好的敲詐對象。　　

　　媒體從業者的職業道德逐漸被金錢消蝕殆盡，以至于上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流傳這樣的“民謠”：“一等記者搞承包，二等記者炒股票，三等記者拿紅包，四等記者編編報。”記者的頭銜有很多，諸如“金元記者”、“紅包記者”、“乞丐記者”、“回扣記者”等等，而對于報紙上的新聞，老百姓的稱呼也很形象，諸如“飯票新聞”、“支票新聞”、“信用卡新聞”、“豬肉新聞”等等。　　

有償新聞是最惡劣的一種，雖然已經三令五申、明令禁止，但誰都知道光有一紙禁令是禁不了的。　　

新聞封殺　　

封殺也幾乎已經成為媒體的必殺技之一，甚至是“媒體施暴的慣用伎倆”。這里說的“封殺”，是指媒體封殺某新聞人物或某企業，全由媒體說了算。
    在很大程度上，名人本是媒體造就的。媒體自以為既然能捧紅人，當然也能封殺人。香港把這伎倆叫做“雪藏”，把你給埋了。　　

有些媒體工作人員慣以“新聞評論”或“問卷調查”為名，搞變相的產品評比，實際上厚此薄彼，拉一個、打一個。
    媒體本是社會公器。人民給了媒體堂堂正正的輿論權、話語權，而病態媒體卻成了黨同伐異的工具，動不動就用來從政治上或學術上圍剿自己看不慣的對象，或捕風捉影，空穴來風，或斬頭去尾，斷章取義，輕易便給人家戴上個什么破帽子，隨即便有同道的媒體“跟風”。封殺某個人、封殺一個單位甚至封殺一個城市，病態媒體都能立馬說到做到。當病態媒體動輒封殺的時候，壓根兒沒有想過自己濫用了手中的特權。　　

還是那句老話，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第四種權力”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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