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和尚不死，南方報不休
——從圍剿孔慶東看轉型時期的筆桿子
只因為對南方報系發了幾句微詞，孔和尚就被戴上了“新型漢奸、文革余孽”的帽子，大有不死無以謝國人之勢。
我服了，我真的服了，我不服不行。所以我這篇文章完全與孔和尚無關，與南方報系無關，是我瞎掰。
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這一歷史事件中，知識精英成為了走資派的先鋒隊，而媒體又成為知識精英的有力武器。
在整個改革期間（1986—1990年）長期擔任蘇聯總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80年代末就認為，蘇聯的大眾媒體，盡管是由黨和國家出資興辦的，卻已經變成瓦解國家和反對社會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此情形下，盡管發動政變的保守領導人掌握著蘇聯國家大權包括軍權，仍然難免陷于孤立而迅速倒臺。批判的武器戰勝了武器的批判。
看起來這是個歷史之謎：知識精英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卻又成為了體制的掘墓人。
很多人至今無法理解：蘇聯體制耗費了大量資源，為知識分子們創造了舒適的條件，蘇聯的作家沒必要為了自己的處女作成功發表而飽受冷板凳之苦，學者們也沒必要害怕會在學術兼職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學工作中迷失自己，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蘇聯知識分子轉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資本主義？
的確，在改革之前，知識分子只要遵循黨的路線，就能得到舒適的生活，也能得到事業追求上的滿足。
但是，用錢是買不來信仰的。
何況，體制對知識分子的嚴格監督，與獨立發展和表達觀念、知識、價值和想象的知識分子，是天然對立的。
公開性突然解放了這些長期受壓抑的知識分子，使他們能夠自由表達對體制的批評。他們甚至被邀請這樣做。于是他們的熱情高漲了起來，高漲得出乎了官僚們的意外。
更重要的是，許許多多的蘇聯知識分子根本就不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為他們創造了優越的物質條件，在他們看來，他們的物質條件不管是在絕對的意義上，還是相對的意義上，都要比生活于資本主義西方的知識分子糟糕許多倍。
雖然可以免受市場風險的干擾，雖然一般來說工作條件還算不錯，但蘇聯知識分子所得的報酬比體力勞動工人一點都不多。西方客人經常可以從莫斯科知識分子口中聽到如下抱怨:“我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剛好和一位卡車司機隔壁，我的房子并不比他的好。”蘇聯知識分子不無正確地看到，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的物質條件，一般來說，在西方的資本主義中比在蘇聯的國家社會主義中要高。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藝術家和演員能夠聚斂到大量個人財富，而這是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個人想都不敢想的。
隨著80年代后期與西方的接觸越來越多，蘇聯知識分子越來越樂意會見的，就是那些最有成就的西方知識分子，由此得到的有關西方這一群體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印象，也就越來越歪曲。
知識分子越來越自覺其階級利益，言論自由與商品和服務市場的自由密不可分，個人獨立于國家只有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證。個人言論自由才能保障知識分子利益最大化。
可以想見，文革把他們打發到農村，跟農民同吃同住，使之斯文掃地，難怪知識精英對文革恨之入骨了。
雖然知識精英口口聲聲自由平等，實際上也未能免俗，不過是追求本階層的利益而已——當然，這也無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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