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讓美國插手釣魚島爭端嗎
——評《試試讓美國調停中日摩擦》一文
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這是每一個中國人(如果還是中國人的話)的堅定立場,沒有任何爭議。日本宣稱釣魚島是它的領土,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能答應。釣魚島主權之爭事關領土完整,沒有也不應該任何可以討論的余地,因為主權問題不是隨行就市的商品,不允許拿來做交易。這本應成為每一個中國人心中不可逾越的準則。但令人驚訝的是,《環球時報》11月20日居然開辟了專欄,就這個問題討論了起來,討論釣魚島之爭是不是可以請美國來調停。因為事關主權,這個討論本身就已夠令人訝異的了,這還罷了,更令人吃驚的是,有人還居然撰文,稱《試試讓美國調停中日摩擦》,并堂而皇之刊登《環球時報》上。
當然,該文的作者還是承認釣魚島主權歸屬中國的,只不過認為這給中國帶來了麻煩,該文開宗明義地說:“不可否認,中日釣魚島糾紛已經開始干擾中日關系的大局,并損害中國的周邊利益。”而且更不妙的是,美國已經“宣稱釣魚島屬于日美安全條約的適用范圍”了。這還了得!
正在這不可開交的時刻,美國人又出現了。該文說:“美國政府不得不開始擔憂,中日爭端的急劇升溫將損害美國西太平洋戰略的大局,從而首次提出愿意充當調停的角色。”于是,機會來了,該文宣稱,中國不應該拒絕美國的調停,而應該試試讓美國調停中日摩擦。為什么要這樣做呢?該文說有如下好處:
一是能迫使美國公開否認其“偏心”的政策。因為“擔當國際調停角色的基本原則是公正”, “既然美國一方面提出調停中日糾紛,另一方面又宣稱釣魚島屬于日美安全條約的適用范圍,那不是自欺欺人嗎?”所以,美國估計中國會拒絕。但在該文作者看來,如果中國要是不拒絕的話,那美國就得被迫“公開否認其‘偏心’的政策”了。
二是只要接受美國出面調停,那美國就“至少等于承認‘管轄權’與主權不是一回事。換句話說,三邊調停的進程也許會十分緩慢,甚至沒有最終結果,但在原則上有可能達到‘擱置爭議’的實際效果,而日本政府堅持‘無爭議可談’的立論基礎也很難成立。”也就是說,只要讓美國插手,中國“擱置爭議”的主張就能得到落實,中國大概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為了證明所言不虛,該文特意舉出當年抗戰勝利后,美國派馬歇爾來華調停的事作為例證,以證明讓美國調停的必要性、正確性以及因此獲得的好處。
照該文的邏輯,中國政府大概又犯了一次錯誤,因為中國政府已明確拒絕了美國。話里話外地,該文隱隱地責備中國政府又把自己搞被動了,因為該文最后說:“美國目前在亞太地區的外交先聲奪人,我們也應當用嫻熟的外交手段在周邊關系上化被動為主動”。言外之意,中國政府太嫩了,外交手段太不嫻熟了。
難道讓美國借調停之名插手釣魚島之爭就是嫻熟的外交手段嗎?
我們說,讓美國插手釣魚島之爭,非但不能改變美國扶植日本對抗中國的政策,反而將進一步鼓勵日本的野心,釣魚島問題非但不能“擱置爭議”,反而會更加激烈。與中國的目標完全是南轅北轍,此其一。
其二,讓美國插手進來,正中其陰謀之下懷。盡人皆知,美國正在“重返亞洲”,正在強化美國的“亞太領導權”。“重返亞洲”能不需要借口與契機嗎?中日釣魚島之爭不是一個很好的借口、不是一個難得的契機嗎?當領導就得調節被領導者,把美國請來調停,不正滿足了美國的領導意愿、不是正中下懷嗎?
如果是僅僅是這樣也還罷了。更糟糕的是,如果釣魚島之爭讓美國插手,此惡劣先例一開,那將是后患無窮。既然中日之爭美國可以插手,那么中越之爭、中菲之爭、中印之爭怎么辦?是不是也要美國調停呢?更有甚者,如果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所調停的不只是中日主權歸屬,而要把所謂的海洋航行自由、加強戰略互信,加強武器核查等等一大堆爛貨硬塞進來怎么辦?難道三邊會談的內容和議程就只是中國說了算嗎?到那時如果中國不但應,是不是更要被扣上一大堆的罪名呢?
該文還拿什么馬歇爾調停來做例證,似乎馬歇爾調停讓中國獲益匪淺似的。我們不僅要問,馬歇爾來華,改變美國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政策了嗎?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本來面目了嗎?說什么馬歇爾調停“實際上給中共化被動為主動提供了契機。而馬歇爾在擔任國務卿期間頂住壓力,不愿大規模增加對蔣的援助,給中共在內戰中提供了更大的勇氣,同時也在國際國內的輿論上加了不少分。”這個說法,大概是國民黨教科書上寫的吧。
要不說中國有些人的國際政治敏感性就是強。美國人一說要調停中日釣魚島之爭,國內立刻就有呼應,雖然是以專欄討論的面目出現,但反映還是恰到好處的。這不禁讓筆者想起了去年借道瓦罕走廊的事了。僅僅一年前,美國放風說想借道中國,中國也立刻掀起了一陣鼓噪,說應該允許美國借道,為此也羅列了千般根據、萬般理由。可嘆的是,中國政府根本就沒理會這個茬。結果怎么樣呢?據筆者觀察,好像今早太陽還是從東邊出來的,晚上也還是西邊落下去的。
久不聞什么“國際調停”一說了,想不到又復見于今日,這真讓人感慨良多。想當年大清季年,帝國主義爭相侵略中國,那時權掌涉外大計的李鴻章,最常想到也最善于使用的一手,就是借助“國際調停”,好像甲午戰爭等,就是在他國的調停下“擱置爭議”的。這樣想來,筆者還真有些自責,也許,筆者可能還真有讀懂《試試讓美國調停中日摩擦》一文之精髓。好吧,既然筆者無緣向撰文者當面請教,那么回頭好好學習一下李文忠公的文章,大概也是不差的。
附:試試讓美國調停中日摩擦
不可否認,中日釣魚島糾紛已經開始干擾中日關系的大局,并損害中國的周邊利益。這個歷史遺留的領土主權爭議本來應當被擱置,期待成熟的時機再加以解決。但由于中國國勢的崛起引起了周邊國家的某些不安,內外交困的日本新政府似乎認為,闖紅線的時機已到來,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主權歸屬問題,并將釣魚島劃入美日安全體系的雙邊框架,同時配合美國將南海問題國際化的以“多邊框架遏制”中國的戰略。
操之過急就會暴露出弱點。中國此次在釣魚島問題上軟硬不吃,讓日本右翼領導人,特別是外相前原誠司跌破眼鏡。美國政府不得不開始擔憂,中日爭端的急劇升溫將損害美國西太平洋戰略的大局,從而首次提出愿意充當調停的角色。不消說,擔當國際調停角色的基本原則是公正。既然美國一方面提出調停中日糾紛,另一方面又宣稱釣魚島屬于日美安全條約的適用范圍,那不是自欺欺人嗎?所以,美國估計中國是不會接受這個提議的,但能落個好名聲何樂而不為?
其實,中國如果接受美國的調停建議,就會迫使其公開否認其“偏心”的政策。我們應從歷史上來分析美國人調停他國糾紛的實際效果。美國政府熱衷國際調停由來已久,二次大戰后,最早和最積極的一次便是涉及中國內戰的馬歇爾調停。美國宣布馬歇爾將軍的使命是公正無私的,阻止一場大規模內戰從道義上講也無可非議。但馬歇爾當時面臨的最大難題是,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有所偏愛,如果調停失敗的原因主要在中共,美國繼續援蔣當無問題,但如果內戰的發生主要是國民黨造成的,美國是否繼續支持蔣政權調兵遣將,占領戰略要地,從而暴露出其底牌?
在離開華盛頓之前,馬歇爾向杜魯門總統要求明確的訓令,總統不愿留下文字記錄但對其“偏心”的政策予以默認, 所以馬歇爾來華以后,一直將這個絕密談話紀要放在身邊。然而,在長達一年的談判過程中,馬歇爾從親蔣到開始對蔣政權持否定態度,這個變化既產生于他對國民黨政府的進一步的了解,也出于他對中共代表周恩來的出色外交表現的贊賞。調停實際上給中共化被動為主動提供了契機。而馬歇爾在擔任國務卿期間頂住壓力,不愿大規模增加對蔣的援助,給中共在內戰中提供了更大的勇氣,同時也在國際國內的輿論上加了不少分。
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因為美國的偏心就拒絕參與。從二戰后美國調停的其他實踐來看,不被美國“偏愛”的那一方往往是得分的。比如說,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不愿同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打交道,從卡特政府開始調停巴以關系以后,在國際輿論上得分的是巴勒斯坦,而不是以色列,盡管美國親以立場路人皆知。
在冷戰的大環境下,美國將釣魚島的管轄權“授予”日本政府,但日本政府偷梁換柱,將管轄權等同于領土主權,這個立場中國不可能接受。鄧小平曾提出“擱置主權爭議”,以免這個問題破壞中日關系大局。但日本堅持頑固立場,認為沒有談判的必要,并宣稱鄧小平的建議并未被日本政府接受。在這個情形下,美國出面調停至少等于承認“管轄權”與主權不是一回事。換句話說,三邊調停的進程也許會十分緩慢,甚至沒有最終結果,但在原則上有可能達到“擱置爭議”的實際效果, 而日本政府堅持“無爭議可談”的立論基礎也很難成立。
此外,釣魚島爭議采用三邊調停框架不等于說,南海問題也同樣采用多邊方法。但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首先需要的是在國際輿論上得分,其次次才是徹底解決其歸屬問題。南海問題也是如此。所以,中國在處理歷史遺留的領土糾紛中有理、有利、有節的表現將對其周邊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并對美國的多邊遏制政策起到根本性的反制作用。美國提出的調停即使是個套,也值得一試,因為這也是迫使美國公開亮底牌的機會,尚且,中日談談吵吵總比沖突惡化要好。美國目前在亞太地區的外交先聲奪人,我們也應當用嫻熟的外交手段在周邊關系上化被動為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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