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中國屁民醒來之前只有一個選擇——讓道吧！

小時候，我經(jīng)常跟隨父母看一種農(nóng)村自娛自樂的地方采茶戲，大多數(shù)劇目唱的都是古代民間故事，幾乎每部戲中都會有縣官察訪或者八府巡按出游之類的情節(jié)，這其中有愛民如子的好官停轎聽案，也有昏庸無道的狗官杖責刁民擋道的，不過，一般來講，戲曲的結(jié)尾往往是圓滿的，不是受害書生得中狀元回鄉(xiāng)雪恥，就是包工斷案拔云見日，劇本體現(xiàn)的總是皇恩浩蕩，歌頌的也是圣上英明。雖然說戲曲只不過是戲，未必可以當真，但是，幾千年的封建中國又何嘗不是沿著那樣的軌跡過來的呢？

舊封建時代，官員稱老百姓為子民，新中國成立以后，工農(nóng)階級曾經(jīng)被稱為領導階級，后來，領導階級不提了，被廣泛地稱為“中低收入人群”，不管名稱怎么變，中國有一條永遠不變的鐵律還在：官員身邊抬轎子的奴才總是存在的，而在官奴下面墊背的又永遠是命運更悲慘的奴隸——老百姓。我本不是一個唯西方的人，但是，我會羨慕西方國家的底層百姓早已經(jīng)不用象奴隸一樣為官員讓道了，奧巴馬、薩科齊出行會不會讓百姓讓道呢？肯定會，但是，僅限于國家領導人而已。中國呢？我且不談上千人維安級別的大人物出巡，省官出巡、縣官出巡哪一個不是威風凜凜、權震四方？

北京的律師周某在汶川擋了某些官員的出巡之道被戴上了手銬，引起了社會的一番討論，也得到了某些方面的幾句極不情愿的道歉，但是，如果周某不是律師，不是名人，只是一個農(nóng)民會怎么樣？這件事還會在網(wǎng)絡上獲得如此高的關注度嗎？我想不會，甚至手銬至今還有可能戴在手上，更別奢求官衙的道歉了。與周律師被拷事件異曲同工的是河北某市某副局長兒子撞死大學生的案子，前者是周某擋了官員自己的道，后者則是學生擋了官二代的快車道，這個“官二代”可不一般，一句“我爸爸是李剛”仿佛有高逑的兒子霸占林沖老婆的底氣，讓人不寒而栗啊！我無須考證李剛是誰，為人為官怎么樣，“我爸爸是李剛”這句話已經(jīng)可以把李家上下從前的一切行為規(guī)則折射出來——別惹我！擋我的道，找死去吧！

如果說單純就只有周律師被拷和“李剛二代”也算不了什么大事，然而，實事上并不是這么簡單，周律師因為懂法，因為有現(xiàn)代人權意識，他有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勇氣，他選擇不為官員讓道，但是，絕大多數(shù)老百姓并不能跟周律師相比，包括我在內(nèi)，幾乎每次都老老實實地讓了，即便有些牢騷也忍了，總是用一句話來安慰自己：胳膊還能擰得過大腿嗎？時間久了，官員的大腿越來越粗了，老百姓的胳膊越來越細了，再忍那么幾十年，估計老百姓的胳膊都無縛雞之力了，哪能與腿試比高？與“李剛二代”同一戰(zhàn)壕的還有“富二代”，老百姓不但不能擋“官二代”，而且也不能擋“富二代”，他們之間是相互轉(zhuǎn)化的，是一條褲子的兩只褲腿，哪邊都不好惹，怎么辦？老百姓是不是要勇敢一點鍛練一下自己的胳膊？再不練，胳膊最終會被別人給切掉，根本不需要手拷了。

說實話，其實我也怕被戴上手拷，所以，不是我身邊的事就羅嗦幾句，真要是眼前的事我可能只有選擇閉嘴，因為威脅時刻在耳邊響起，老婆時刻在耳邊哀求，象我這樣的一介平民，進去了就沒有人跟我講理，陜西的趙東民是一位法律工作者，尚且莫明其妙地被送進了牢房，我難道還比他有能量？趙東民不是在水泥路上擋了官道，他是在言路上擋了官員，大家莫小看“言路”，這條路比水泥路險惡得多啊，水泥路上被拷，你還能拍幾張照片留底，在“言路”上被拷，有可能是死不瞑目！

我從來都不寄希望于包青天再世，我從來都不寄望于中國出現(xiàn)第二個毛澤東，包青天也好，毛澤東也罷，都只不過是歷史符號而已，他們不能保佑中國世世代代，他們的正義并不能化著全體中國人的正義，他們的良知也無法喚醒一代一代中國官宦的良知，唯有中國人民醒了，我們這個國家才能醒，幾千年已經(jīng)過去，還會有幾千年要來，中國人能在什么時候睡醒？可憐的同胞們，在我們都還處于迷蒙的時候，也許就只有一個選擇——讓道吧！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zhuǎn)載須署名）　2010年10月1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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