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東民案中實踐“扎實做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對于趙東民案件，對具體的事情不直接了解，知情人也沒有完全把事情說清楚 ，法院對趙東民案開庭之后，我從雖然還不完全的介紹——我相信這些介紹基本屬實——認為，此事處理有問題；而且關系于溫家寶總理一再宣講的、并發誓要至死進行的國家民主政治改革；是胡錦濤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研究集體學習中提出的“扎實做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實踐檢驗。　　

一、質疑趙東民犯罪　　

據說趙東民犯了“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九十條規定，該罪行的構成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雖然細節尚不清楚，但從幾個關鍵情節看，趙東民并不構成犯罪。　　

2009年6月15日陜西十余家企業的離退休工人代表們上訪陜西省總工會，工會辦公室主任梁小民等五位工作人員熱情接待了他們，并承諾“十日內通報協調情況”。工人群眾按約定于6月25日再次去總工會，“困難職工援助中心”副主任接待，午間為來訪群眾準備了午餐。老工人們將吃過飯的飯盒、水瓶等雜物一一清理干凈。接待中在若干問題上工會和工人發生了一些分歧， 但大家一致同意趙東民建議，形成了代表名單后有序地離去。　　

這是一面之詞——我沒有看到陜西省工會發布他們受到沖擊致使工作無法進行的信息，但是，如果上述情況基本真實，可以斷定趙東民無罪，當時省工會的處理也是得當的，但是，省總工會2009年7月向公安部門報案，倒有違胡錦濤主席的指示：“工會要積極為廣大勞動者說話辦事，特別是要致力于改善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勞動收入、勞動保障、生活質量，讓廣大勞動者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廣大勞動者更多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　　

陜西十余家企業的離退休工人向工會反映他們的企業在破產改制中存在著嚴重的違法違規行為，這是國法賦予的權利，也是工人當家作主的責任，與“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性質截然相反。如果他們在上訪過程中有情緒性行為——這在群眾上訪中常常是難免的，按照《信訪條例》第四十七條，也應該首先進行勸阻、批評和教育，無效時，可以由公安機關進行警告、訓誡或制止。到今天，我們沒有聽到采取這方面的措施，總工會是7月才報案，而兩次民眾上訪時間總共是7小時；從工會梁小民等五人接待他們，并承諾“十日內通報協調情況”看，從工人群眾按約在10天后才再去工會聽結果，以及老工人們將吃過飯的飯盒、水瓶等物一一清理干凈這個細節看，都可以說明在工人群眾走訪省總工會的全過程是健康有序的，看不到有影響省工會的正常活動，致使其工作無法進行，造成損失的跡象。　　

趙東民作為2003年獲得西安市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頒發的先進人民調解員榮譽的一個共產黨黨員法律工作者，作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臨時法律顧問，在陜西二十多家企事業單位提供法律咨詢服務。 2009年，陜西的東方大酒店，西安賓館，唐城賓館三家國有性質的酒店改制，趙東民應邀到東方大酒店給職工提供法律咨詢，為群眾維護自身權利進行法律幫助，是一個共產黨黨員法律工作者應承擔的工作；他提出的“維權三原則”是正確的；他在工會和工人發生了一些分歧時提出“選出代表”的建議是適時的，合法的，是在維護上訪秩序；他作為維權法律顧問所做的事情，在履行律師的工作，不是出于個人的無理要求和發泄私憤；他是在幫助省工會正常工作，而不是聚眾擾亂省工會工作。　　

    工會 本身就是一個工人組織，為什么不把工人群眾來訪，視為工人群眾對工會的信任，是工會密切聯系工人群眾的機會，而認為是“社會閑散人員”沖擊省工會，聚眾擾亂省工會工作？中華全國總工會不是早已號召 “工人有事找工會”嗎，怎么工人真的有事來找工會，就成了“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呢？！難道工會接待工人群眾，聽取他們的反映，維護國家和工人群眾的權益，不正是工會的工作嗎？　　

二、置疑對趙東民案審理不合法　　

趙東民案件情節十分簡單，各個環節都沒有延期理由，按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期限：從拘留到提請法院審理，即使兩度“補充偵查，總共絕對不能超過半年。據悉檢察機關于2010年春節過后向新城法院提起公訴，從2009年8月19日趙東民被西安市新城國保大隊拘捕起算，如果不超期，就說明有兩次退回公安機關偵查，可見證明趙東民犯罪的證據存在諸多問題。若檢察院提起公訴時間恰在今年2月19日半年期限到時，法院依法對趙東民案決定是否受理時間最長為7天，受理后至此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要宣判，“特殊案件”可以再延長一個月。那末趙東民案必須在今年5月中旬審結。現在已經是10月了，大大超期而尚未宣判。據說，6月中旬，趙東民辯護律師再次找到新城區人民法院時，被告知“剛剛退回補充偵查。”這顯然是不合法的。根據法律解釋，法院對起訴書認為“需要補送材料，應當通知人民檢察院在三日內補送”，只有“在庭審過程中，公訴人發現案件需要補充偵查，提出延期審理”的規定，沒有法院退回檢察院“補充偵查”的規定。按法理，退回檢察機關補充偵查，就是證明犯罪證據不足，法院此時應當作出的是“不予受理”，而不能違法不按規定期限開庭審判。如此長時間延期審理，只能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所講的【特殊期限】：“【特殊期限】因為特殊原因，在較長的時間內不宜交付審判的特別重大復雜的案件，由中國人民檢察院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延期審理。”　　

三、是刑事案件還是趙東民事件？　　

從上述趙東民案大大超期審理看，絕不是一般案件，如果執法部門沒有違法，就應當是要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延期審理的、特別重大復雜的案件。因此，人們就不能不問：趙東民案的特別重大復雜之處在什么地方，為什么要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呢？　　

再從陜西省工會的報案時間分析，很難說發生過趙東民“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如果說工人群眾2009年6月15日上訪，可能突然而時間短促，總工會驟不及防，沒有來得及報案，那么十天后工人群眾再來總工會，是總工會預先約定的，即使不事先請求公安機關派員維持秩序，也完全在事態發展影響總工會正常工作時，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現場“人證據獲”地抓捕趙東民，無需花費400多天功夫還不能宣判趙東民犯罪。　　

陜西省工會6月25日第二次接訪到7月份“報案”，再一直到2009年8月19日趙東民被拘捕，都沒有發生工人群眾第三次上訪，那末，是什么原因促使陜西省工會在已經不存在“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這種情況下“報案”呢？　　

我想，此事可能與趙東民作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臨時法律顧問，籌備陜西企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有關。是工會不能容忍在它之外有一個“陜西企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是一些官僚政客反對民眾結會結社。要阻止這個“陜西企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不允許民眾自由結會結社，于是采取了“斬首行動”或“槍打出頭鳥”這類強勢權力打壓弱勢民眾的常用手段，抓捕趙東民。但是，這是反憲法的。　　

網上有這樣一則信息：“2010年9月19日，我們省司法系統針對趙東民一案開了專題會，參會者主要是省政法委、市政法委領導，會議的結果就是，將趙東民一案上報至中華全國總工會王兆國主席。”如果確有這件事，那就完全證明了我的想法。　　

趙東民這樣一個普通的“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案件，何須省政法委出面？這是司法部門職權范圍內的事情，又何須要上報至中華全國總工會王兆國主席？這說明什么呢？說明趙東民有罪無罪，不決定于法律，不是法院依法審判定得了的案。說明這極可能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個有較大的政治背景的政治事件。　　

三、要慎重處理趙東民事件　　

趙東民事件沒有當庭宣判，說明當局慎重。我的意見可能是多余的，不過還是有所擔心。　　

根據北京趙東民事件關注團發起人馬賓、李成瑞、劉實、韓西雅、張勤德等人所說，對趙東民2010年9月25日開庭審理。“是在國內外輿論廣泛關注的壓力下促成的，是在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將趙東民同志的事跡和遭遇向黨中央報告后在中央領導同志的直接過問下促成的。”如果事情真是如此，我覺得問題就大了。因為趙東民是超期關押，說明基層執法部門感到此案很難判，而今在陜西省司法系統上報王兆國后不久，在“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將趙東民同志的事跡和遭遇向黨中央報告后在中央領導同志的直接過問下促成”的結果，不是釋放，而是開庭審理趙東民案，不能說是好兆頭。幸好本案尚未宣判，還有轉回余地。所以，我放下正在寫的《我對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思考》（續六），在國慶節后連夜寫了此文，提請領導人考慮，希望不要鑄成歷史性錯誤事件。　　

為什么我認為這是件歷史性事件呢？這是因為此案的開庭，發生在溫家寶總理多次（自深圳講話以來，在國內國際各種場合有7次了吧）講民主政治改革的期間，是在胡錦濤總書記組織政治局研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提出“扎實做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而它的宣判日期推遲到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之后。所以，這次審判關系著溫家寶總理一再宣講的、發誓要進行的國家民主政治改革方向；是胡錦濤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研究集體學習中提出的“扎實做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實踐檢驗，是“通了天”的，所以，趙東民案的宣判，具有歷史路標的事件。　　

執政者的話，人民不一定清楚，常常不注意，老百姓很難理解領導者的那些抽象政治話語，他們是從具體實踐來理解領導者在做什么。　　

現在只能說到此，有些問題等到10月25日開庭宣判后就更清楚了，那時看情況再說。　　

    四、我的希望——中國是民主的法制國家　　

中央介入趙東民案，恐怕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因此趙東民案的判決，舉足輕重，在國內國際有重大影響。人民和世界將以此認識今天的中國社會。　　

我希望10月25日再度開庭審判時，法庭的判決是：趙東民是在履行一個法律顧問的工作，其行為沒有違法，宣布無罪釋放。　　

這樣的判決，將向人民和世界表明：中國在政治法制的具體實踐上不可否認還存在一些問題，如抓捕趙東民；但是，最終在查明事實之后，能夠公正地依法審判，還趙東民以清白。同時，也彰顯中國是民主法制國家。　　

關于“陜西企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問題，應按“扎實做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精神，按黨中央推行民主改革的原則，陜西省工會要聽取基層工人群眾意見，進行工人合法維權的勇敢探索。　　

維護工人權益，在中國經濟發展轉型中，已經歷史地成為黨和國家改革重點，成為下一步發展經濟、維護社會穩定的根本方針。黨應該象對市場經濟改革那樣，鼓勵和支持工會和工人群眾維權的改革探索，允許試，允許改。　　

對于趙東民，要相信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優秀的法律工作者，會正確對待此事，會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配合工會做好工會與工人群眾的協調工作的，為民主和法制建設，繼續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