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樓自殺事件：是恥，更是罪    

亦兵　

2010年7月7日　

　　　
自今年1——5月27日，富士康在歷年的基礎上，又連發生十三名青年員工跳樓自殺的事件。引起中外媒體和社會的震動，舉世為之鄂然罕見。特別是國內眾多網絡，對富士康之“血汗工廠”造成如此驚天之罪萬分憤怒，進行強烈的譴責，并要深政予以嚴厲追究！以回復國人。但時至今日，即不見富士康認罪，也不見深政對其追究。　　

此情之下，富士康又借臺灣某些媒體和學者及其政界出面為其袒護出策，既抵制國人的批判和追究，也是對臺胞學者和大陸的臺商以良知和正義對其的批判進行的壓制。　　

對此，富士康這個臺灣首富﹑大陸臺資最大電子科技廠，膽子更壯了起來，一方面從形式上宣布加薪，借以穩定工人情緒，一方面又放話，要將廠遷回臺灣。這立即得到臺政的歡迎。這是為什么？　　

難道這就是十三條生命和鮮血及國人的批判追究，所要看到的結局嗎？不！國人必須奮力堅決追究到底，富士康不認罪，決不罷休！　　

下面我們看一下，富士康的保護者，都制造出了些什么貨色吧。　　

首先出面的是臺灣《工商時報》等媒體急于為富士康出招，公然提出，要助臺商建起“社會防火墻”，此“墻”即所謂以“政府的法律防線，免除當地民眾的干擾”。氣壯如牛地指責兩岸對富士康的批判，說什么富士康的自殺事件“無論影響如何，都不能被大陸社會引導到‘批判臺商，反對臺商’的層面上，萬一發生，不但對‘臺商不公平’也將是兩岸經貿發展的大災難。”他們出的這些奇招，果真不凡？一是把富康事件說的那樣輕巧無關；二是無中生有挑撥國人與臺商的關系，即把富士康代為臺商，這是極其惡毒的一招；三是向大陸以什么“大災大難”的威嚇。好不厲害！其實他們也自知這些破爛貨并不賣錢，只能是要將站在危崖上的富士康再推一把而已。因而其這些大話也只能引為人們笑談。　　

就以臺胞最初來大陸投資設廠，既不是臺政推介，也不是媒體的助力，而是祖國對臺胞的關注，對其回來的意愿，當表歡迎。并以廠地基礎設施，經營優惠政策和對其發展“保駕護航”。就是在這種有利條件下，臺商才大都順利地發展起來。而富士康就是其中大大地發展起來的一家。但遺憾的是他在得利又得勢之時，竟無視大陸國法，敢在中國大地上，建起了壓迫員工是圍墻﹑封閉式“半軍事化”管理的富士康獨立王國——郭臺銘“紫禁城”。任意壓迫﹑磨滅﹑榨取工人的筋骨肉體和生命。　　

其妄想以富士康代臺商挑撥離間，但廣大臺商早以對富士康的“半軍事化”管理模式大有異議。所以對其造成的員工自殺事件的嚴重惡果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如辭工的工人說：富士康實行的是工作十二小時一貫制，早上七時半進廠，晚上七時半出廠，中午只有一小時吃飯和休息，有的部門加班多3個小時。工作太累，壓力很大。很多人干不下來，就離職了。更可惡的是他們還搞“陷阱測試” ﹑“釣魚式執法”，在你不注意時，偷偷把一個小部件拿走，你沒注意就要處罰，還要檢討，檢討聲音不響，就挨罵，還要工友在檢討上簽名。　　

深圳市總工會調查時也認為：“富士康的管理機制‘半軍事化’，管理層級‘璧壘化’，把人當作機器”。“對員工造成心理壓力，乃至傷害是明顯的”。“客觀上是導致員工自殺的一大誘因”。員工也說：“管理方式如不變，富士康還會發生‘連跳’”。　　

其二是臺灣某些文人為之助陣。一位所謂的文化大學教授蔡逸儒，卻對富士康十三名青年男女工人被迫自殺事件只字未提，毫無人間溫情，公然站在臺灣百余名學者聯名對富士康的惡行嚴厲批判的正義之舉對面，要為富士康“正名”。這些學者把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指責為“臺灣之恥”。對此蔡逸儒竟認為這些學者是“大逆不道”。并百般袒護地說：“郭董的富士康出了一些問題，就被嚴厲指責為‘臺灣之恥’，用語之重實屬罕見，幾近人身攻擊”，而“沒有變成司法案件實屬萬幸”。從蔡氏這段“高論”看，富士康“自殺事件”并不“為恥”，更不能成為司法案件。他這種反究和結論，恐怕為時過早。大陸十數名青年工人的生命血案，絕不會就此了結。百余名學者的批判是如實正義之舉，只是斥其“為恥” 還大為不夠，其止“為恥”，而是大大之罪。　　

要說“罕見”，十幾人在一個單位被迫連續自殺，才是中外歷史罕見。爾等能舉出比之“罕見更罕見”的其人其事嗎？如此偏見，就欲加人之罪，實在可笑，爾竟與“恥者”站在一起為”“恥”辯護，實為恥上加恥，真應是罕見的“恥教獸”也。　　

其還認為：學者對富士康的“血汗工廠”是主觀認定。這也是教獸的極其無知。當然“血汗工廠”也并非郭臺銘今時之創造。而是精心使用了原始資本家泰羅和福特的“血汗工資制度”。而且大大超過了他的老師，是更殘忍更殘暴的“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無恥的剝削者”。　　

他的財富，就是工人階級的勞動血汗聚壘起來的。什么郭董賺來的？在馬克思揭露資本剝削剩余價值理論后，這些謊言只能為世人恥笑和唾棄。列寧當時曾指出：“資本家這種‘科學’制度結果。在同樣9——10小時的工作中，他們從工人身上壓榨出比原先多兩倍的勞動，無情地絞盡他所有的力量，以三倍于原先的速度榨取雇傭奴隸一點一滴的神經和筋肉的能力。”說他超過了其老師，正如他自許的什么“現代版的成吉思汗”，其意就是成吉思汗對其兄弟們所說：“人生至樂，莫如殺滅仇敵，似催枯木，奪他的駿馬，得他的財物，并把他的妻女掠了回家，叫他伴著寢室，這就是最快樂的事情。”因此他在攻奪城池遇抗時，攻入城后就屠城三日，不降者盡殺。這就是郭臺銘所追求的“成吉思汗”版要建的“獨立王國”。敢于用每日以12小時外加班的殘酷壓迫手段迫使他的員工忍不下去只好自殺。而且“事件”連續發生，其居然安然無事，還有“教授”出面肆意地創造什么“理念”袒護。這就是“金銀如山”首富郭臺銘“高能” 之處。但國人對此惡行決不了結，躲回臺灣血債也難逃，人們終有討還的時間，一代人做不到，二代人會接著做下去，不達目的勢不罷休。十三名同胞的舍命并非只是為自己解脫苦海之苦，而是以其生命和鮮血向社會控訴資本的罪惡，喚起社會對被壓迫在富士康人間地獄中的四十多萬工人助要求政府法辦這類惡魔！國人應同聲呼喚，歷史就是在這樣演進！　　

其三，臺政欲借富士康回臺意愿，鼓動臺商回流。當聞知郭臺銘要將工廠遷回臺的口風時，臺政當即表示積極承接，并說：“現在大陸工資上漲，環保要求加嚴，出口不一定獲利。現在臺灣要成立經貿特區就是要臺商回臺落腳。而經濟部已設定今年要達到臺商回臺投資380億元的目標。”行政院長吳敦義也說：“土地也不成問題，當即點名臺北縣淡水海邊淡海新市鎮是不錯的地方。”實際是在為鴻海集團作準備。　　

而臺中央大學教授邱俊榮則說：“這波臺商回流廠商應以技術密集型為主，勞動密集型廠商轉往中國內地或東南亞國家，搶攻東盟與大陸市場商機。”看他們想的多乖巧，中國人就那么愚昧好騙嗎？可笑！　　

最后馬政府并以五大措施策略吸引臺商回臺，發起“政府總動員”。爭取臺商回流，全年達到400億元的金額。但這在整個臺商怎么想的？未必是臺政的一廂情愿。如臺裕隆集團總裁嚴凱泰說：“企業經營和國際經濟不是只看薪水，現在沒有什么地方比大陸市場更好了。并批評，外界一直討論大陸員工加薪，認定臺商都該撤離大陸，這種論調‘很膚淺’，市場還是在大陸。怎么能說薪資變高就要撤退？開玩笑嗎！”而[中評社臺北電]作者林淑玲則說，“馬政府在郭臺銘透露要把工廠移回臺灣之后，大為振奮。然而檢視馬政府現行做法，可行性有待考驗，而且缺乏全面性，大格局的眼光”。“未能正視到唯有大陸經濟好，社會穩定，臺灣才能受惠更多的事實。”“就是郭臺銘把深圳員工月薪提高到2000元，也只是臺灣工人月薪一萬七千多元的一半多一點。這樣廣大臺商回臺能承受嗎？恐為馬政府一廂情愿了”。政府切記不要做“損人不利己的事情”。　　

當然作為對大陸的臺商，國家和政府歷來是十分關注的，我們的政策是，對其來者歡迎，去者不拒，留者支持，完全屬于經營自由。但中國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又實行依法治國。而我們的國家性質，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工農勞動者又是國家的主人。一切外商必須遵守我國的法律和政策。必須尊重工人的主人地位，不得任意侵害其人身和言論自由及其經濟利益，更不得歧視和虐待，違者將負法律責任。　　

富士康依靠剝削大陸工人在大陸迅速的發展，財大氣粗，就認為工人的尊嚴可任意侵害，造成歷史罕見重大血案。這是中國法律所不容。事后以加薪的辦法向政府施壓，或報復臺商對其的批判，或走而了之。這樣，2000元薪資也是一句空話。富士康在向大陸工人償還所剝削剩余價值之前，不能撤出大陸。不！這已不是純經濟問題，而是“人命關天”的天大問題，不向十三名被迫死者認罪伏法是天理不容的！或者其幻想回臺對我當地政府施壓，換得保護，這有可能，但全國人民絕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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