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華盛頓”張牙舞爪，“狗奴才”投石問路

這幾天，美國“華盛頓”號在黃海耀武揚威引起中國人民極大的憤慨和正義的聲討，這個時候國內卻有這么個中美國人叫“袁偉東”，早不；晚不；就偏偏當著華盛頓號開到了黃海，居然發表了這么篇文章 “張召忠張口閉口戰爭，是要消滅美國嗎”，其內容真是讓人恨從心中起，怒從膽邊生，其說話口氣活脫脫就是學著美帝的樣子，那一刻他應當是忘記了身上是流著炎黃子孫的血，也一定以為是在美國的哪個洲喝著咖啡做文章，如果都不是，那只有一點，就是仗著“華盛頓”的勢，居然當著全國人民的面，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發表了幾乎是赤裸裸地“我就是美國奴才，你們又奈我何！”的聲明。好吧！既然你要跳出來，而且跳得這么急，跳得這么高，非要代表你的主子投石問路，那么我首先對你這個“二鬼子！”，先代表自己給你響亮地一記“啪”的讓你滾回美國的耳光！接著你就好好等著無數個代表中國正義之士煽向你和你美國主子的無數記“啪啪”地耳光吧！順便告訴你主子，別以為黃海上有幾艘軍艦和一個“華盛頓”號，就要產生什么幻想。而且正色告訴你的主子，我們的秩序有人民來維護，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和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來維護；中國人民既不承認你這個“世界警察”，也更要打倒這個“世界警察”，無論你們現在開著什么破銅爛鐵，還是以后要用什么雞蛋鴨蛋，中國人民會按照60年前的辦法，憑著“雄赳赳，氣昂昂”的勇氣和氣概，堅決消滅你們美國狼！當然對于你這條“奴才狗”也捎帶著，并且把你永遠訂上中華民族歷史的恥辱拄上，從現在開始就等著億萬萬人民子子孫孫對你的唾棄吧！

為了讓大家看清他奴才的嘴臉，看他是怎么學著美帝的樣子，現特把其文轉載如下：

中國國防大學的教授、經常在CCTV露臉的張召忠最近在《烏有之鄉》發表了一篇《戰爭離我們越來越近》的文章，其主要內容是他的新書《下一場戰爭》的后記。本來就對這位經常文不對題的教授沒有好感，這次看了他的后記，更覺得其無知而愚蠢。“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戰爭，只要美國、北約存在，戰爭就不會消失。”這是張召忠先生文章結尾的一段話，我們先不來談什么主義，就談“只要美國、北約存在，戰爭就不會消失。”那么按照張召忠的意思，人類要消滅戰爭就必須先消滅美國。
美國是世界公認的民主國家，其國家的最大特征就是人民決定政府，美國的意志就是美國人民的意志，美國的精神就是美國人民的精神。美國有兩億多人民，其中百分之八十都來自世界各國、來自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美國民眾的群體已不僅僅是美國本土的人民，而是世界的人民，因此可以說美國是一個世界性國家。在美國加入美國籍的華人有340萬，約占美國總人口的1%，如果加上在美留學、短期工作的華人，恐怕在500萬左右，這500萬雖然不能完全代表美國，但也體現了美國的意志。要消滅美國，就是消滅美國人民，連法西斯都不敢想的事情，張召忠教授卻能想得出來，不知500萬在美華人在不在被消滅的范圍之內。
為了維護秩序，一個地方需要警察，一個國家需要警察，一個世界同樣需要警察。誰能承擔我們這個星球上的警察呢？答案是：目前只有美國。因為：
一、 美國是一個世界性國家。
現在全世界有約三千個民族，而在美國這三千個民族都有，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含世界所有民族的國家，因此各民族的意志在美國都有所體現，美國的意志應該就是世界的意志。
二、美國是一個民主體制國家。
“三權分立”是美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民選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直接體現。美國建國雖然只有二百多年，但在政治構架上美國吸納了世界民主思想的精華，把世界最優秀的民主思想理論移植美洲大陸，因此，美國的民主思想是集世界民主思想之大成，美國的民主代表了世界的民主。
三、 美國是一個思想、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
美國國家制度的設計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各種思想可以在美國存在、宣揚，各種言論可以在美國傳播，各種宗教信仰可以在美國生根、結果，但前提是不危害社會秩序和安全。正因為這種巨大的包容性，才使美國能夠容納了世界上的各類精英，并創造出無比輝煌的財富。
四、美國是一個經濟最發達的國家
美國的GDP占近世界的二分之一，美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它的經濟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全世界的經濟，美國經濟打個噴涕，世界經濟就會感冒。同時美國的經濟觸角已深入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大量的資金輸入欠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經濟注入了活力。發達的經濟也使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援助國，每年通過聯合國或其它組織提供的援助款項超過全世界援助款項的三分之二。
五、 美國是一個科技最先進的國家。
“諾貝爾獎”是世界公認的科學最高獎，在現已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中，美國的科學家占了五分之三。在世界最前沿的科學發明中幾乎全有美國科學家的影子，美國的科技成果把世界帶進了嶄新的境界。
六、 美國是一個教育最高效的國家。
在美國世界級的各類頂尖人才層出不窮，全賴于美國教育的務實高效。美國的教育注重實效，注重對人的潛能的發掘，注重個體才華的展示，它用最低廉的成本培養出最高級的人才。
七、 美國是一個軍事最強大的國家。
在當今世界，美國的軍事無人能比。它擁有世界最先進的各種軍事裝備，有世界最強大的陸軍、海軍和空軍。遠程制導精確打擊，改變了傳統戰爭的模式，全新的戰爭理念，把世界秩序納入了戰爭的最高目標，把防止世界大戰、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作為戰爭的基礎。隨著更尖端武器的研發，美國的軍事將越來越走在世界的前列，而成為保衛世界和平和穩定的最重要的力量。
美國為世界的和平和穩定做出了偉大的貢獻，這是世人共知的。張教授列舉的美國發動的數次戰爭，在我看來大都是正義的戰爭，大都是維護人類正義、尊嚴、權利的戰爭，就象奧巴馬總統在挪威發表獲獎感言時說，對待邪惡、對待毀滅人性的殘忍，必須用武力消滅之。二戰如此，科索沃戰爭如此，海灣戰爭如此，阿富汗、伊拉克戰爭都如此。我們遠的不說，就說我們中國吧。清末，列強瓜分中國，美國則站在正義的立場，據理力爭維護中國利益，主張中國開放，力扶中國強大，把“庚子賠款”全部用在了培養中國的現代化人才；中國的抗日戰爭，如果沒有美國的無私支援和幫助，沒有美國付出的巨大犧牲，沒有美國的熱情鼓勵，恐怕我們今天的國家還不知道如何稱呼，中國人民恐怕還要生活在日本的壓榨之下；七十年代，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和對蘇聯的牽制，我們可能已經被蘇聯社會主義老大哥吞并了；改革開放，如果沒有美國提供的大量的資金、技術、人才援助，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經濟發展和騰飛。這些難道張教授忘記了嗎？
再來說說“主義”，張教授說“帝國主義存在就意味著戰爭”，言外之義“帝國主義是發動戰爭的根源”，我不知在張教授的腦子里“帝國主義”是什么樣子，它同其它的“主義”有什么區別。那我們來看看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有沒有發動戰爭。1939年，蘇聯入侵主權國家波蘭、芬蘭；1956年，蘇聯侵略匈牙利；1968年8月20日的夜間，數十萬備有現代化武裝的蘇聯和華沙條約其他成員國的軍隊，采用突然襲擊的方式，一夜之間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1979年到1989年，蘇聯侵略阿富汗，并占領阿富汗達十年。我不知道張教授是不是學過歷史，或者他忘記了那些歷史。記得張教授去過珍寶島，在島上他還給80后青年發過短信，勉勵青年要記住歷史，但不知張教授是否知道，在珍寶島對面入侵中國的正是社會主義的蘇聯，而蘇聯發動的這些侵略戰爭恐怕沒有一個是經過聯合國授權的。1979年2月，中越自衛反擊戰中，也是蘇聯社會主義揮舞大棒，以武力威脅中國軍民，并威脅發動侵中戰爭，這也應該是張教授研究的范圍。如果套用張教授的理論，“蘇聯社會主義”是不是也是“發動戰爭的根源”。張教授在他的文章中還談到了“利益”，“利益”是一個非常實際和時髦的詞，生活在當今時代的人誰也離不開“利益”，關鍵是“利益”取向。美國是世界性國家，美國的利益基本體現了世界的利益。至于張教授談的美國為石油利益而發動戰爭，這是無知的人的愚昧宣傳。美國的石油儲藏量為220億噸，而我國的石油儲藏量為40億噸，我想我們中國對國際石油市場的關注一定要強于美國。
張教授為“和平”要消滅美國的言論只能說明此理論的淺薄、偏頗，只能說明此理論的發明者的無知。“戰爭離我們越來越近”恐怕是張教授的一家之言，并有制造戰爭恐慌、破壞社會和諧、干擾和平建設、煽動軍備競爭之嫌。

二.神州動蕩，資改換色“悄悄進莊”

 2010年06月23日，50人論壇特邀專家、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馬曉河在《經濟參考報》上發表了一篇“中國下一步改革需要頂層設計”的文章,呼囂“到了今天，再去獨立地改革經濟體制已經不行了，需要改革上層建筑。”“在這個大思路下，在黨政關系方面下一步可以考慮按照黨政分開的思路，把經濟社會發展、公共管理、事務管理這方面的事情，更多地交由政府去完成，不能市委書記一人說了算。”此文章馬上在當天于人民網理論版轉載，其文不厭其煩地說著資改派的偉大成就，說什么由于改開搞讓人民終于能吃飯，還說產權制度改革，吏制改革，實行全面對外，靠這三點“解決了窮人和精英這兩個群體的問題，讓這兩個群體各自都有事情干，社會就穩定了”。明明是精英與百姓貧富嚴重分化，睜著眼睛說瞎話，說什么解決了兩個群體的問題。還有不打自招，說“過去30年，中國進行了三大制度、兩個群體的改革，有一個特點非常明顯，就是漸進式。當年前蘇聯改革采用的是休克療法，一夜之間搞了資本主義，把股權分給職工、城鄉居民、老百姓。中國沒有這樣做，而是采取了一種漸進式的改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這種從下到上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雖然在短期內不容易取得大范圍成功，效果也不是特別明顯，但是如果用30年的時間來看，它的社會震蕩小，試錯成本低，成果非常明顯。”他這個成果是指什么呢？是指經過多年對人民的奴化教育，使得當下的人民幾乎就要喪失了凝聚力，在自私自利的市場經濟引導下，為了拜金而在各行各業讓人民相互PK，同時又通過幾十年的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妖魔化，讓人民把一切由他們造成的社會矛盾轉嫁到了共產黨，現在時機到了，可以動手了，至少這個作者可以打先鋒了，如果沒反應就可以進行換色了。請看“改革30年以后的今天，我們需要從下到上推進的改革領域已經越來越少，需要從上到下推進的改革領域越來越多，而且大多涉及上層建筑的整體改革，風險大、成本高，牽一發動全身，但是不改又不行。”“到了今天，現行的政治體制跟經濟體制相比，改革相對滯后，已經影響了發展。過去30年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當時經濟體制可以獨立地進行改革，但是到了今天，再去獨立地改革經濟體制已經不行了，需要改革上層建筑。”6月25日該文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也有見，并在2010年第24期理論周刊上封面頭條發表。

 以上看出該文當著時下國內正在演變的社會危機，當著美國在黃海耀武揚威的時刻，當著胡錦濤總書記正在加拿大參加出席G20峰會的當口，在這樣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突然說什么“要改革上層建筑，不能讓市委書記一人說了算！”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黨的總書記也不能說了算。黨的總書記就是上層建筑，不知道想怎么改？老百姓也許既看不明白，但似乎又看得特別明白，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寫到此，我想到了歷史上在廬山會議曾遭到打擊的；對新中國成立和建設有汗馬功勞的老革命家黃克誠老將軍的自述，現把他其中一段轉載如下

 有些同志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極端的話，有的人甚至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樣做不但根本違反事實，而且對我們的黨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別是那些受過打擊、迫害的同志有些憤激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頭。但我覺得，對于這樣關系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我們只能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害、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害出發，從怎樣做才有利于我們的子孫后代、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出發來考慮問題。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象征，這是合乎實際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們的黨，丑化、歪曲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那樣做，會危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現在國內外的敵對力量都希望我們徹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國人民的思想搞亂，把我們國家引向資本主義。我國人民內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那些人唱同樣的調子，這是很值得警惕的。

 

 看了上述黃克誠老將軍的自述，我心潮澎湃，他這翻話是代表老革命家們對我們祖國紅色江山所包含的無限的而又最真摯的情感，字字千斤，又字字滿含著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熱愛呀。看看今天，在看看上述充滿大愛的；同時作為一個老革命家對黨和人民無比忠誠所表達的文字，無不讓人動容，那么“馬曉河”同志，你呢？當你拿著你的文章來對照，你從你內心來說你還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嗎？我以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在此表示：堅決捍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決捍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制度！

該文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GB/11946193.html

 2010.6.25

 

附文：

 

馬曉河：中國下一步改革需要頂層設計

2010年06月23日  經濟參考報
　　本報記者 李唐寧/北京報道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70期日前舉辦。50人論壇特邀專家、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發表題為“改革需要頂層設計”的主題演講。他表示，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它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它是漸進式的改革，是從下到上先易后難的。當前，民眾要求參與政治的呼聲越來越高，可以從下往上改革的領域越來越少，需要從上往下改革的領域越來越多，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越來越迫切。這種改革與過去的改革不同，需要有更新的改革路線圖。但是，這種改革必然會導致一些人損失利益，所以肯定會有阻力。這就需要有大智慧的人進行頂層設計。

　　制度創新改變了中國

　　馬曉河說，過去的30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根本的原因是進行了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創新。改革開放30年，中國有三大制度創新改變了中國。這三大制度創新是：產權制度改革、吏制改革、對外開放。這三大制度的核心是解決了兩個群體的問題：第一個解決了弱勢群體或者說是窮人的吃飯問題，第二是解決了精英的出路問題。

　　第一，產權制度改革。中國的產權制度改革一開始是在農村先開始的，就是承包制。于是同樣的地、同樣的人，制度不一樣糧食產量就上來了，大家就有飯吃了。產權制度改革隨后又在城市推進。1985年之后工廠也開始實施承包制，工廠開始發計件工資，隨后又搞股份制改造，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民營化等等，使城市的許多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發展起來，工人有工作，也就有飯吃。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工廠承包制的推進，使得廣大的弱勢群體有飯吃、有業就、有學上，解決了基本生活問題。

　　第二，吏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在過去叫吏制改革。改革開放以后吏制改革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恢復高考，讓千萬知青通過公平考試走入國家的政體里去，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些大學畢業生進入到各個崗位，給中國奠定了牢靠的人力資本基礎，保證了后來中國的繁榮發展。二是建立了干部輪替制度。政治局委員70歲下，國務院總理干兩屆下，市長當到一定的時候換地方……這是一個很大的舉措。當官員有各種條件，大家都不想下來，可是這樣底下的人就上不去。輪替制度給了年輕人機會，保證了體制的生機。

　　第三，實行全面對外開放，推行外向型發展戰略。通過對外開放，中國引進了資本、技術和管理，使得中國經濟由過去完全封閉的狀態納入到世界體系里去，中國的觀念、政策制度、產業體系都改變了。再通過發展，使得中國從過去的外匯短缺、貿易赤字雙缺口變成了雙剩余。

　　通過以上三大舉措，解決了窮人和精英這兩個群體的問題，讓這兩個群體各自都有事情干，社會就穩定了。中國改革30年，實際上就是解決這兩個群體的問題，讓他們有正當渠道各司其職，使中國強大了起來。

　　過去30年漸進式改革成果明顯

　　馬曉河說，過去30年，中國進行了三大制度、兩個群體的改革，有一個特點非常明顯，就是漸進式。當年前蘇聯改革采用的是休克療法，一夜之間搞了資本主義，把股權分給職工、城鄉居民、老百姓。中國沒有這樣做，而是采取了一種漸進式的改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這種漸進式可以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它采取的路徑是從下到上先易后難。為什么這么改？因為當時的中國也有利益集團，從下改對上層建筑影響最小。先讓農民試點改革，成功了上面就下一個文件承認，這樣對上層建筑影響小，引起的社會震蕩也就小，成本低而且社會容易保持穩定。

　　其次，從改革的領域看，改革的順序是先經濟后政治，經濟領域內又是先生產后流通。我們看到，改革農村就是先從生產領域進行的，把地包給農民，然后才逐漸地實行雙軌制，賣足了平價糧給國家，議價糧由國家征收。隨著后來糧食的增加，改革才從生產領域逐漸走向流通領域。經濟與政治的順序則是先經濟后社會政治領域。因為當時大家都窮，肚子餓著要吃飯，所以改革先從經濟領域抓起，吃飯第一。

　　再次，在改革進程上，中國采取了先點后面的方法，先試點，試點成功后再推廣。中國的對外開放就是這樣，先是東部沿海地區，再逐步是沿江地區、沿邊地區和中西部地區。

　　最后，在利益分享結構上，中國采取的是增量改革的方法。先對增量部分進行改革，然后用增量的改革成果帶動存量改革。馬曉河說，他曾經在北京市石景山區的一個工廠實習，當時這個工廠拿出一部分的優質資產和外國公司合資搞股份制，通過引進國外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合資企業的產品質量提高了，工人的工資也隨之提高。結果這個廠沒改革的工人們就著急了，也要求進行改革。中國后來紛紛進行的股份制改造、產權改造，也都采用的是這種辦法。

　　這種從下到上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雖然在短期內不容易取得大范圍成功，效果也不是特別明顯，但是如果用30年的時間來看，它的社會震蕩小，試錯成本低，成果非常明顯。

　　中國需要新的改革路線圖

　　馬曉河提出，中國需要新的改革路線圖。為什么這么講呢？因為過去30年改革雖然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得中國從窮國變成一個經濟大國，經濟總量即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但是這種改革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和群體性。它是漸進式的改革，是從下到上先易后難的改革。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從基層率先發動改革，工人、農民優先獲益，所以他們支持改革。但是進入到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從生產領域轉到流通領域，從經濟領域轉到社會領域，從一般部門向壟斷部門和公共權力部門推進，改革的受益群體開始從農民、工人轉向了精英群體，隨后又從精英群體轉向了核心精英群體。隨著實踐的推移，改革越深入，精英群體特別是那些核心的精英群體從改革中獲得的利益越多，農民、工人則被邊緣化，獲得的利益非常少。因為他們沒有掌握公共權力，也沒有掌握公共資源。

　　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的改革方式就推不下去了。原因有兩方面：第一，隨著信息化、市場化的深入發展，老百姓素質提高以后要求要公平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與此同時，既得利益群體打著改革的旗號強化自己的部門利益、個人利益。他們不斷地扭曲市場，破壞市場秩序，甚至造成一個視覺錯誤，認為壟斷資源集團可以無限制地、無節制地甚至無制度制約地在資本市場上圈資本，在土地市場上圈土地。于是這兩個利益群體矛盾加劇。第二，改革30年以后的今天，我們需要從下到上推進的改革領域已經越來越少，需要從上到下推進的改革領域越來越多，而且大多涉及上層建筑的整體改革，風險大、成本高，牽一發動全身，但是不改又不行。

　　馬曉河引述西北一個地方國企老總的話說，現在出現了一個問題，叫做“四進四退”。首先是黨進政退。地方上市委書記往往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市委書記有人事安排權，人大常委會主任有選舉權，都一個人一肩挑了，于是政務決斷就往往是一言堂，地方上無論是建設高新技術園區，還是批地蓋樓，都由市委書記說了算。黨把政府該干的事都干完了。其次，政進市退。地方上的黨組織作了政府應該做的事，政府就向下走去占領市場，干預市場，政府進、市場退。再次，中央軍進雜牌軍退。中央企業下來辦項目，既有錢又有資源，到處收購地方企業。最后，國進民退。

　　馬曉河認為，盡管這位老總說的并不都對，但是至少反映了改革到今天需要處理的幾個關系。比如說黨政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等，都是需要決策者考慮的。另外，還有一個需要慎重考慮的是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到底怎么界定？有人說地方政府大力發展產業，到處引資招商，結果生產了過多的產能。需要思考的是，地方政府這么做的動因是什么。是因為當前的制度安排，中央把好的資源，容易收稅的項目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但是卻把事權放到地方，地方上一方面沒錢干事，另一方面又希望做出業績不影響仕途，于是就只能去建工業園區。全國各地都這么做，產能當然就會過剩。

　　再說收入分配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模式，已經提出來很多年了，結果過去十年里邊，政府和企業在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越來越高，老百姓占的比重越來越低。老百姓拿的越來越少，現在卻說他們不消費，光儲蓄。其實中國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鼓勵老百姓擴大消費、減少儲蓄，另一方面卻容忍國有企業不斷增加儲蓄搞投資。今年三月底全國儲蓄存款已經達到63.8萬億元，去年一年中國儲蓄增加了13萬億元，今年前3個月儲蓄增加了4.04萬億元。如果按這個速度發展下去，用不了三年中國的儲蓄會達到100萬億元。這種制度需要重新安排，靠從下而上的改革是改變不了的。

　　馬曉河說，到了今天，現行的政治體制跟經濟體制相比，改革相對滯后，已經影響了發展。過去30年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當時經濟體制可以獨立地進行改革，但是到了今天，再去獨立地改革經濟體制已經不行了，需要改革上層建筑。

　　頂層設計必須要有大智慧

　　當前，中國改革的動力結構也在發生變化。30年前中國的改革動力主要來自于內部，而當前和今后中國改革的動力既來自內部，也來自外部。從國內而言，目前中國正在形成一個逐步支撐社會主體的中產階層，而且這個階層人數眾多，未來很可能成為中國最大的群體。中產階級有理想、有知識、有財產，他們對社會的需求不同于弱勢群體，既要求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又要求社會公正、平等、透明，而且有著強烈的參政意識，希望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社會。

　　從國外看，隨著中國的繁榮富強，國際地位不斷上升，最終將成為世界多極格局當中重要的一極。中國作為一個強國，要參與國際經濟政治游戲規則的制定，要分享權力，同時也要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將來中國是一個開放社會，所以中國每一個項目的改革推進都會與國際息息相關，受到它的制約和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再想關起門來搞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國際社會會要求中國的游戲規則跟國際接軌。比如說節能減排，哥本哈根會議出了一個碳排放的氣候協議，中國可以不簽字，但是美國人可以根據這個協議征收碳關稅，要出口就要交碳稅。

　　“中國下一步的改革既是自己的事，也與國際化高度關聯，簡單地套用過去的辦法來改革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們應該找到更新的改革路線。”馬曉河說，“更新的改革路線是什么？就是需要頂層設計。”

　　首先，從上到下、以難帶易、內外聯動、重點突破。中國當前和今后應該緊緊地把握國內社會結構的變遷和國際政治結構的新變化，以走強國之路為目標，化危機和壓力為動力，采取從上到下的改革路線，從難的方面率先攻關突破。同時，把內部改革和對外開放結合起來，體制內和體制外結合起來。通過外部施加壓力，增強改革的內部動力。實現這種改革路線，就是要針對難題，選準影響當前和今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關鍵問題，自上而下集中力量進行改革，協調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系，協調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內外改革之間的關系，為中國下一步走向世界強國創造制度條件。

　　頂層設計還指的是中國下一步改革要在宏觀層面上有整體推進方案，不能摸著石頭過河。整體方案包括今后中國改革整體思路、基本方向、最終目標，等等，應該有整體設計、長遠設計。不能這屆政府不管下屆政府的事。為了更好地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均等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社會權力的結構配置是個大問題。馬曉河又舉一個金融部門老總的話說，社會上都說壟斷部門工資高，我現在年薪100多萬元，可是還有人年薪一兩千萬元的，我的薪水怎么就高了？這位老總的話反映出，資源的分配要充分注意公正性和透明性。

　　其次，這種頂層設計要既有利于國內現代化，又能適應全球化進程要求。首先要從上層建筑領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降低下一步經濟社會發展的阻力。要考慮怎樣去構建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更加適應，能讓民主體制跟法制體制更加配合，政府與社會、市場與政府、中央與地方、國企與民企的關系更加和諧。

　　在這個大思路下，在黨政關系方面下一步可以考慮按照黨政分開的思路，把經濟社會發展、公共管理、事務管理這方面的事情，更多地交由政府去完成，不能市委書記一人說了算。至于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改革的方向是政府要有邊界，干預的范圍要限定在市場失靈的領域，要給市場經濟發展留出足夠的空間。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馬曉河說，中國現在設的政府職位越來越多，部級干部越來越多，這些人要找事干。現在好多人說國進民退，這種表象的后面是制度安排失當。讓那些利用壟斷和政府支持獲得競爭優勢的國有企業走規模化、集團化道路，越走越大，沒邊界是不行的。連美國的《反壟斷法》都規定，企業達到占有市場50%以上就得分散。所以只有通過制度來限定，才能讓政府跟市場之間有邊界，不至于把本來理順的關系又扭回去。

　　其三，用人制度也要改革。“我認為現在中央組織部的安排是對的，就是要逐步擴大差額選舉，擴大社會招聘范圍。”馬曉河說，改革開放初期，窮人的孩子大學一畢業就可以分配到關鍵部門。今天卻不一樣了，工人子弟通常進入不到重要的崗位上，這不是改革的初衷。所以今后應該擴大招聘范圍，擴大差額選舉，讓更多的優秀人才通過公平競爭進入關鍵部門。一定要逐步推進這種人事制度改革。它的核心目的是用人公平、公正，不能讓農民的孩子花了十幾萬元上了大學，畢業以后卻找不著工作。一個人找不著工作沒問題，100萬人找不到工作，就成了社會問題。

　　馬曉河最后總結說，今后在體制改革方面的突破口在于公共權力、公共資源這兩公。公共性產品一定要用在公共事業上，而不是要用在集團利益和權貴身上。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也是大家的，要為大家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要從制度上防止兩公部門集團化和個人化。

　　改革是對原有結構和利益的再調整，這種調整必然有人要損失利益，包括權力，包括資源，所以肯定會有阻力。改革要破除阻力，實現再平衡，需要勇氣，需要大智慧。馬曉河說，未來世界留給中國發展的空間特別大，但是中國的未來必須靠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不斷推進才能走向成功。改革沒有回頭路，不進則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