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老師，您好！ 很抱歉打擾您，我想問一下——您如何看待巴以沖突？ 如何解決，不是用言語，而是用行動？我想將您的答案翻譯成俄語并將其發表在社交媒體上。”

　　上面這段話，是幾個月前俄羅斯左翼作家伊利亞•法里科夫斯基向我提出的問題，當時我曾回復：“伊利亞同志，我對巴以問題還缺少深入思考，很難回答你的問題，很是抱歉。謝謝。”但現在，隨著巴以沖突不斷激化，特別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生針對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的抗議運動，以及在全世界引發的更大規模“反猶”聲浪以來，我對這一事件的觀察與思考也漸漸清晰起來。

　　下面是我對法里科夫斯基問題的回答。

　　“巴以沖突”的實質并非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民族仇殺，或者是強勢國家對弱勢民族生存權利的侵害與剝奪，而是美帝國主義及其附庸的一次瘋狂表演，正如希特勒德國在二戰時期所作的瘋狂表演一樣。所不同的是，猶太人在二戰中是最為慘痛、令人同情的受害者，而這一次，他們成了令人憎恨的可恥的加害者。這種身份角色的顛倒，表征了二戰結束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政治所發生的劇變。從這個意義上說，以色列現領導人內塔尼亞胡應該獲得跟希特勒同等待遇，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被送上審判席。但現實的狀況告訴我們，這是不可能的。

　　迄今為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屠殺行徑不僅沒有譴責，而且持一種暖昧和支持的態度。這與二戰時期德意日法西斯作為“邪惡軸心”受到全世界的一致反對并最終覆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當時，在資本主義體系之外，世界上還存在一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共產主義運動方興未艾，對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構成了強有力的遏制和挑戰，而在社會主義陣營早已成為明日黃花，資本主義橫掃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今天，美帝國主義不僅擁有了軍事和經濟上的絕對優勢，還掌控了文化上的解釋權和裁決權，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等原本涇渭分明、十分清淅的價值準則變得復雜難辨，世界業已進入一個不確定、無真相、無真理的中間政治時代。

　　盡管如此，由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們發動的抗議活動，還是撕破了帝國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鐵幕，開始在全球蔓延。面對大學生們的抗議，美當局迅速出動警察進行鎮壓，一幕幕充滿血腥的暴力場面令許多視美國為民主自由天堂的民眾瞠目結舌，并遭到輿論的猛烈抨擊。但即使這樣，恐怕也難以改變巴以沖突的現狀，更不可能撼動冷戰后形成的國際政治格局，須知，猶太人正是內在于這個政治格局之中，反猶太人或反以色列本身就是對這一格局的挑戰，同時也意味著對美帝國主義霸權的一種挑戰，因此，美當局對抗議運動的鎮壓絲毫也不令人意外。

　　對美國來說，支持以色列和猶太人，不只是利益驅動，而且是對其代表的精英主義政治和價值觀的捍衛，對大學生抗議運動的鎮壓也是這樣。于是，在美國的一些知名大學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校方一方面宣揚所謂激進政治理念，將其視為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體現，經常紀念包括“反越戰” 和“ 1968年抗議運動”等在內的一系列激進主義傳統，以此作為招徠學生報考該校的賣點，一方面卻支持警察進入校園大肆抓捕抗議的學生，表現出十足的虛偽嘴臉。（參見《哈珀談美國學運清場 | 美國高校正在自食其果？》一文）

　　如同巴以沖突持續半個多世紀仍無法得到合理解決一樣，美國大學生的抗議運動似乎也進入了一個“死結”，他們的抗議也許會暫時緩解巴以的緊張局勢，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巴以沖突背后的深層矛盾。美國的精英政客們也不會允許他們把抗議和批判的矛頭轉向這些問題，而是千方百計地轉移矛盾，甚至進行污名化，比如西方甚至中國某些主流媒體把抗議運動稱為“反猶”“反以”“親巴勒斯坦”，試圖將其解讀為一種單純的地緣政治沖突驅動的結果，但事實上顯然并非如此，據報道，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以色列本土，“反以”者中間不乏猶太人或以色列人，而且是猶太人或以色列人中間的窮人。這顯然暴露出抗議運動被刻意遮蔽的另一面向：窮人反對富人，大眾反對精英，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這使我不由對近年來流行的“美西方”概念產生了疑慮（盡管有時我也使用這個概念），即是否存在一個絕對意義的“美西方”？這種整體主義的概念是否忽略和掩蓋了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和沖突？

　　由此，我們可以做出一個明確的判斷：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屠殺以及引發的大學生抗議運動，不僅是持續多年的巴以沖突的延續，而且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席卷全球的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反體制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一種延續。正如我在《七十歲知青，或人民的修辭》一文中所說：“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反殖民主義”與反體制、反對霸權、反對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等一起，掀起了“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大潮，成為第三世界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一面獵獵飄揚的旗幟。但隨著“短二十世紀”的結束，中國和世界很快被卷進了現代化和發展主義的浪潮，馬列毛理論成了過氣的破爛，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詹明信的后殖民文化理論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成了學術界的搶手貨，新自由主義更是成了主流知識界所向披靡的超級理論武器。“殖民主義”搖身一變，開始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非資本主義國家”展開新一輪的經濟入侵和文化入侵——這一招比二十世紀前半期和十九世紀以前的“堅船利炮”更奏效，而且冠冕堂皇，因為它有一個很漂亮、也很拉風的名號——全球化。”

　　是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乃是帝國主義稱霸世界的最大推手，也是貧富懸殊、種族歧視乃至戰爭仇殺，以及一切罪惡的淵藪。它把世界上一切差異和沖突簡化為經濟落后的結果，而將背后的階級壓迫和剝削隱藏在資產階級的大氅之下，也將曾經燃遍全球的轟轟烈烈的共產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全部逐離人們的視線，制造出階級和解或消亡的幻覺，從而形成了一個“階級空場”近半個世紀的的單極世界。包括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也爭先恐后地向美帝諂媚示好，迫不及待加入到這個行列，企圖在資本盛宴中分一杯羹，成為國際政治精英俱樂部的一員。為達此目的，他們甚至以犧牲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代價也在所不惜。

　　戴錦華教授曾說，歷史是勝利者的清單。的確，我們現在從這份清單上已看不到任何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的身影，媒體上晃動的都是精英們傲慢的步態和把酒言歡的笑臉。一枝獨秀的資本主義沒有任何可以制衡它的對手之后，比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更加肆無忌憚了，這正是以色列在加沙屠戮巴人而不用擔心受到懲罰的底氣，也是世界越來越法西斯化的重要原因。

　　以上，是我對巴以沖突所能做出的唯一解釋，不這樣解釋，就天法理解“猶太人反對猶太人”或“以色列人反對以色列人”。盡管我無法預測，目前正在蔓延的抗議運動是否能夠演變成一場反對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新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但我相信，一切關于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辯識，必須在空場的階級政治重新回到我們的視野之后加以審視，最終解決巴以沖突的不應該寄望于現存國際政治秩序，而是包括巴以和“美西方”在內的長期被壓抑的各國無產階級的覺醒和反抗。惟其如此，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不公正的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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