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

　　當都市文化成為一個“課題”時，人們借以形成頭腦里的城市想象，這種想象往往是“市民社會”(以資產階級財產關系為主導)的，但只要稍具歷史意識，就會知道我們立足其上的每一片熙攘熱土由來有自，在人民群眾斗爭生活的血脈里展開生長。朱永嘉先生在本文中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幫助我們恢復對上海這座城市真實的歷史感，所謂上海的“斷裂與延續”，“延續的是救亡文化演化而來的紅色文化;斷裂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時期少數上等華人的摩登文化”，對應該延續的和必須斷裂的一定要徹底清算。沒有這種歷史感，一切分析都是空談，甚至是背叛。

　　原文發布于朱先生的新浪博客“楊浦阿剛”，原標題為“以我的經歷說說上海都市文化的變化——也談上海在五十年代都市文化的斷裂和延續”。

以我的經歷說說上海都市文化的變化——也談上海在50年代都市文化的斷裂和延續

文：朱永嘉

　　今年（2015年）10月16日，在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2001室召開了一個張濟順教授之《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出版座談會。張濟順教授畢業于復旦大學，曾任復旦黨委副書記，后轉任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她就自己完成的出版物，又回到自己母校來召開討論會，并且仍然放在歷史系的會議室來討論，這當然是一件有歷史意義的事。會議主辦方沒有通知我去參加，是一個鄰居告訴我有這么一個座談會，這樣我就不告而去了。到了會場發現滿滿地擠滿了人，多為青年，甚至窗外也站滿了人。我是擠進會場的，主持會議的是熊月之先生，過去曾見過。會議室已沒有座位了，臨時找了個椅子坐在姜義華旁邊，他是指定的第一個發言人。我去旁聽這個會議，抱著一個宗旨，只聽不說。為什么會有那么多青年學子有興趣來傾聽這一次討論會呢?因為參加這次座談會的都是海內外知名學者教授，如傅高義是哈佛大學的榮退教授，裴宜理是哈佛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還有華東師大歷史系著名的教授，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社科院與中國當代史相關的教授都來參加會議了，會場上之所以擠那么多學生，他們大概都是慕名而來吧。休息時我還看到許多青年學子搶著與傅高義教授合影，可見其聲望之高。對名人的個人崇拜歷來有之，至今不衰。我認真聽了一上午的發言，中間休息時還與張濟順教授友好地握了手，祝賀她的新書出版。上午結束時，他們留我午餐，我體力不濟，就回家了，下午也沒有再去參加會議。次日澎湃新聞便發了消息，標題是“傅高義裴宜理楊奎松等談上海的1950年代是斷裂還是延續”。在10月23日，文匯學人的副刊上也發了長篇消息，標題為“斷裂與延續：當上海走過1949”。全文有一個簡介：“到底斷裂在哪里?延續在哪里?斷裂與延續又是怎樣交互作用，從而形成1950年代的歷史?近日海內外學者聚集滬上座談如何描述1950年代的上海。”

　　張濟順教授發言中提出的問題：1949年是不是中國歷史的斷裂，是不是存在著延續。她認為這一時間點前后的延續性雖然隱秘，但同樣重要，正是這種斷裂和延續交織進行，使得1950年代的上海呈現出一種革命和摩登交替的樣態。傅高義的講話提出：“為什么共產黨來了以后，有這么多運動?思想教育的運動，三反五反，還有很多百花齊放，還有反右運動。為什么要運動?因為社會的結構變化沒有滿足全國的情況，他們(知識分子、資本家)本來的思想還在。雖然用了很多運動，但還沒有改變。”所以對于1950年代的意義，傅高義覺得比不上1978年的改革開放。“1978年改革開放，是對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結構都改變了，有點超過1949年，也包括1955年的結構。”會上也有不同意見。康內爾大學中美關系史研究講座教授陳兼認為1950年代上海的摩登盡管和上世紀30年代的摩登有聯系，但更多染上了新中國色彩的“摩登”，她還表示不同意傅高義教授把1978年和1949年比。她認為沒有中國的1949年就沒有中國的1978年。華東師大歷史系的楊奎松教授則認為“社會層面的延續是主要的，政治層面斷裂是主要的。”這是那天上午我聽到的有關195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是斷裂還是延續的內容。

　　我于193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個資產階級家庭，整個三十年代是少年時期，四十年代是我的青年時期，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我從青年到壯年的時期，七十年代我是上下顛簸的時期，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我是在監獄中度過的，九十年代以后我逐漸恢復正常人的生活。某種意義上講，從我出生的那一天起，到現在進入耄耋之年，我都沒有離開過上海，上海都市文化的演變應該說我是一個親歷者，也是一個見證人。怎么看待上海都市文化所謂的斷裂與延續，現在就以我作為一個過來人談談自己的感受吧。

　　摩登這個詞是三十年代流行起來的。它從英文modern音譯過來。它擁有現代或時髦的意義，用現在的話來講是時尚的意思吧。社會的時尚，或者摩登與都市文化也許還不是同一個概念。現代上海都市的起點應是1843年，也就是鴉片戰爭以后，上海開埠建立租界開始的吧。從我的出生地講，那是在福建路北京路口，那里是英租界，英租界的管轄者是工部局。此外還有法租界、日租界，那兒便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在我幼年時期看到過紅頭阿三，是印度籍的巡捕。只有老城隍廟區域及閘北地區是中國政府管轄的地界。那時所謂上海的都市文化，本質上應該是半殖民地文化。文化這個東西總是和一定的政治經濟生活聯系在一起，是相應政治經濟生活的反映。那時上海是遠東最大的一個通商口岸，整個長江流域是它的腹地。上海還是一個工商業城市，由于它所處地理位置優越，所以還是進出口貿易，也就是當時國際貿易的中心，在亞洲的遠東地區還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某種意義上，它是一個以商業為中心的城市，那么它的文化是為商業服務的。故三十年代的文化是為這個城市的商業和商人服務的。

　　南京路便是英租界典型的以商業為中心的街道。從外灘起到靜安寺為止便是一個商店林立的街道。最熱鬧的地區在外灘到西藏路左右這一帶。那時著名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百貨公司的商場都集中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到西藏路口一帶。晚上八時，我父親店里的職員經常帶我去南京路看夜市，霓虹燈照得如白天一般。在法租界有淮海路一條街，日租界有四川路商業一條街。這是我幼年時期對上海商業的直觀印象。那時我還從職工那里聽到一些情況，四馬路即現在的福州路有會樂里，那是紅燈區，妓院集中的地方。晚上我跟他們經過浙江路到南京路，二側都站著拉客的妓女。我還聽說靜安寺附近百樂門的故事，那是一個高檔的舞廳，其地點就在今天愚園路218號。百樂門是Paramarnt的音譯，意譯為百樂的摩登場所。那里是大商人及黑惡勢力匯聚取樂的場所。建筑物共有七層。底層是一個舞廳，上面六層是旅館的客房，進舞廳的門票非常昂貴。下午1時——4時，每位50元，下午4時——晚上8時叫香檳舞，每人100元。里面有伴舞的舞女，每一曲子收25元。請男舞師教舞每人400元，有歌女演唱，樂隊伴奏。主要的歌唱演員是吳鶯，唱的歌曲如《我想忘了你》、《小冤家》、《夜鶯曲》、《我有一段情》、《郎如春日好》、《好春宵》，也有《何日君再來》、《夜來香》、《不夜城》。有時也有著名的影星走客串。當然有一些歌詞帶有雙重性，如《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華燈起，車聲響，歌舞升平，只見她，笑臉迎，誰知她內心苦悶，夜生活，都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它既反映了上海洋人及高等華人在上海的夜生活，也多少反映了那時陪舞的舞女們的無奈。除了這些，娛樂場所還有跑馬廳，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廣場。那也是上等人活動的場所，對面是大光明電影院，放映的主要是進口的好萊塢片子。這就是上海所謂的摩登文化，這是上海高等華人生活的反映，它并不是這個都市文化的主流。

　　我生活的三十年代這個歷史時期，那可是一個民族危機，國難深重的年代。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了。我出生的日子是那年農歷九月十九日。幼年時我的姨媽告訴我，是那一天的上午八、九點左右出生的。她去菜場買菜，不到一小時回來時，我已哇哇落地了，那時可不是到醫院生產，是請接生婆到家里來接生的。我長大后便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已是國難臨頭后最初的一些日子。1937年上海發生了八?一三事變，那是七七事變后上海的抗日戰爭開始了。那時我才六歲，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并不懂事。我于1943年小學畢業的，其時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我印象中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那一天黎明，只聽得炮聲隆隆，黃浦江上的日本軍艦對英美軍艦開炮，媽媽把我從夢中抱醒，大家坐在客廳上，不知所以，等待天明，上午便知道日本兵進入了租界。故整個三十年代上海是一個孤島，在我童年時代所受的文化教養，雖然也看到過上等人的摩登文化，如《夜來香》、《何日君再來》等從音樂本身講聽起來很美，有一種輕松享受的感覺，而在我們孩子群中傳唱的反而是抗日救亡的歌曲。那時特別是四十年代初，我們這些還很不懂事的少年，大家都如此喜歡唱《松花江上》，今錄其詞于下：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了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 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 哪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 哪月

　　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這是一首悲憤的哀歌。那時上海租界被日本人占領后成為殖民地，過的是亡國奴的生活。這自然會在青少年心中激起一種要求反抗，反映心中悲憤的情緒，這便是這首歌在我們青少年中間傳唱的原因。從我個人講，在1942年家庭也遇到了意外事件。那時杰司菲路72號的日偽特務機構突然抄了我家，抄到堂叔從重慶寄來的一封家信，就把我父母、叔父、還有四、五個職工一起抓去了，我流浪在舅父家，就留我祖父一個人在家。我去那兒探過監，見到父親還拷著手銬。那時他與新四軍的一個團長關在一起，他對我父親說，你沒有事，損失一些錢財，他不可能活著出去。為此家里損失了三分之一財產才放我父母出獄，父母先到南京路金門飯店開了一個房間，我去那兒見了父母，父親手上還有手銬，找了鎖匠來把手銬打開。父親說出來時他們找不到鑰匙，所以把手銬也送給他了。有了這一番經歷，當然我心中有一種悲憤的感覺。這就是殖民地亡國奴的生活，生命和財產不可能有保障，這也是《松花江上》這首歌曲在我們這群青少年中流行的思想基礎。我是在1943年畢業于景海小學，這是一個弄堂小學。那時學校每周星期一開學時，有紀念周的活動。禮堂上掛著孫中山的遺像，二邊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旁邊還有國旗和國民黨的黨旗。校長要在紀念周上致詞，那個講話還是蠻愛國的。那一年音樂老師在課堂上教的都是抗日歌曲，畢業班那半年教畢業歌，舉行畢業典禮那天，全校齊唱《畢業歌》。今錄《畢業歌》歌詞于下：

　　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

　　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

　　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

　　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

　　我們不愿做奴隸而青云直上!

　　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會的棟梁;

　　我們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斷地增漲!

　　同學們!同學們!

　　快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這是激勵我們奮發去與侵略者抗爭的歌曲。那個時刻盡管日本人統治著上海，但它侵略的勢力還沒有辦法浸透到社會的底層，反抗的地火依然在燃燒。我是四十年代傳唱這些歌曲的，而它們的創作都是在三十年代。許多革命和抗日的歌曲都是誕生在上海這個作為租界的孤島之上。有幾千年悠久文化歷史傳統的中國人怎么會心甘情愿地做亡國奴呢?在這個半殖民地的上海租界上，作為都市文化，總應該有二種不同的文化，既有摩登的洋奴文化，醉生夢死的貴族文化;也有激進的救亡民族文化，也有平民文化，這在流行歌曲上便有鮮明的對照。那時在民眾中流行的救亡歌曲還有《大路歌》以及后來作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都是聶耳作曲、田漢作詞。平民歌曲則如《王老五》、《漁夫曲》、《天涯歌女》、《四季歌》等傳唱也很廣泛。此外如《何日君再來》、《夜來香》這一類則屬于靡靡之音了，那時收音機中還播放一些日本歌曲。應該說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在上海都市文化中占主流的是救亡文化，而不是摩登文化。摩登文化只是少數上等華人和洋人享受的。即便在娛樂業，平民常去的地方，那里是以《大世界》為代表的民間戲曲、評彈這一類演出節目。在先施公司的先施樂園上演的一些文藝節目，市民們喜歡的還是姚慕雙、周伯春的滑稽節目。在商人舉辦節慶喜事時，還有他們在堂會上的表演，以逗取樂，我去過的便是這一類場所。至于百樂門這些地方，只是路過從未進去。故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中摩登文化并不是主流文化，在民眾中占主流地位的應是救亡文化。從文學的角度講，占主導地位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化，至于張愛玲的作品，在我們青少年心目中則毫無影響。不知為什么，現在把張愛玲的作品捧得那么高，把摩登文化這類現象捧得那么高，是不是殖民地亡國奴思想的回潮。這一類文化的遠去是好事，不是壞事。能留得下來的還是救亡文化，它能振興民族精神，只有魯迅的精神才是不朽的，直到今天我們仍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我們的國歌這件事本身便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救亡文化的本質是紅色文化，《松花江上》之作詞作曲者便是張寒暉，他是河北定縣人，1902年出生，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代在北平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松花江上》這首歌在社會上的傳唱對抗日有重大的動員意義，當此歌在東北軍戰士中傳唱以后，它實際上推動了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當年周恩來在西安曾親自指揮東北青年軍官唱這首歌。張寒暉后來便去了延安，還繼續創作了不少好的歌曲，他是1946年因病在延安去世并葬在那里的。在三十年代許多進步青年投奔延安的潮流不是偶然的，整個救亡運動中起骨干作用的是共產黨人，今天我們可不能數典忘祖啊!

　　至于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以后的都市文化，是斷裂還是延續這個問題，我說既是斷裂也是延續，延續的是救亡文化演化而來的紅色文化;斷裂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時期少數上等華人的摩登文化。于是百樂門的衰落是很自然的事了，要說明這個變化，那得從我自己親身經歷的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說起。我是1943年小學畢業后考入清心中學的。那時清心中學不在陸家浜路，八•一三事變以后，清心中學搬到南京路紅廟旁的一幢大樓的二樓。因為離家近，我就報考了清心中學并被錄取。那時紅廟的香火很旺，紅廟旁有一條小路叫紅廟弄，這條路當時是上海家具店集中的地方，我由學校回家都是經過這條小路經天津路轉到福建路的。清心中學是美國浸禮會最早在中國辦的一所教會學校。與學校配套的還有一個教堂叫清心堂。那時原來在陸家浜路的清心中學校舍與清心堂都被日偽占領了，學校成了稅務學校，實際上是日偽關押抗日犯人的場所。在教會學校讀書還得接受基督教的圣經課，講《新約全書》，每個星期要做禮拜，那時是去斜橋的一個教堂做禮拜。有時還要家長去參加，我媽就曾陪我去做過禮拜。那時我有一個幼稚的思想，我家里是拜菩薩的，有觀世音的像，有時也去廟里燒香，這時去基督教禮拜堂做禮拜，二邊的神會不會在上天為此打架，這可不好辦了。當然這是小孩的幼稚想法而已。那時課文上也沒有什么大的變化，語文課教的是《古文觀止》，增加的便是日文課，大家也沒有好好學，只記得幾個日文字母，其他都忘了。隨著戰爭的發展，上海的對外貿易聯系便中斷了，商業文化也萎縮了。在這段時期，我們這個地區還被日本人封鎖過一段時間，人員不能自由進出，家里還有存糧，全家再加上職工只能吃白飯了。那時在厚德里，我姨父家前門與我家后門相對，我表妹只有五、六歲，她生了唇中疔，嘴唇都腫得很大了，不能出門去找醫生。我祖父早年在中藥店做過店員，有一點中藥材的知識。他說抓一個大蟑螂，把肚子破開里面見到白色漿水，然后用破碗的瓷片經過火烤，再破開疔瘡的部分，把那個破了肚露出白色漿水的肚子貼在瘡口上，用紗布和橡皮膠貼上。每天換一次藥，果然四、五天以后，那個疔瘡便消了。我現在想這個土辦法，也有道理。蟑螂在那樣的環境下成長，它身上自然有抵抗病毒和細菌侵襲的功能，用它來治疔瘡那不是與抗生素同一個道理嗎?中醫中藥是經驗性科學，雖講不出藥理，這些祖傳的治病經驗有效，這是我親自經歷的。所以從1941年末到抗戰勝利前，這四年 多時間上海都市的商業活動是萎縮了，我們家與職工共有十多口人，再加上支付工人的工資，是坐吃山空的局面。賣出的商品收入的偽幣是變相的廢紙，生活日用品也奇缺，糧食是配給的，連洗衣用的肥皂也是配給的。電燈的用電也是受限制的。霓虹燈也不亮了。加上經常有美機來空襲，晚上實行燈火管制，收音機播的日本歌曲我也聽不懂。這是1941年末到1945年抗戰勝利以前上海都市生存和文化生活的狀況，在那種環境下還有什么都市文化可言呢?1945年的春天，由于轟炸太頻繁，父母便帶著我們弟兄倆及祖父一起逃難到無錫城里，那里沒有美機的轟炸，那時我們從報紙上看到日本東京遭受大轟炸慘狀，全都處于擔驚受怕之中。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以后，我們從無錫返回上海，那時大家都興高采烈地迎接抗戰勝利。清心中學又搬回陸家浜路，從那時起因學校離家遠，我有一段時間在學校住讀了。在這段時期上海進出口貿易活躍起來，南京路的商業街也熱鬧起來，霓虹燈又亮起來了。回家后經常去外灘看停泊在黃浦江的美國軍艦，看到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士兵在馬路上跑來跑去。然而這個由勝利帶來的歡樂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內戰的陰影降臨了，反內戰反饑餓的學生運動起來了。教會學校有學生組織團契的自由，許多同學從參加禮拜堂的唱詩班開始慢慢開展歌詠和舞蹈活動。那時在星期天，我們常去八仙橋青年會參加歌詠舞蹈活動。由于市場放開了，進出口貿易活動又活躍起來。我們家做玻璃生意，國產的只有薄的窗玻璃，厚一點的做鏡面的厚白片都是進口的。我家從比利時進口了不少厚白片，利用兩地的差價，父親的商業活動取得了不小收益。我姨父家做羊皮出口生意，從湖州收購小羊皮，出口歐洲，生意也很興旺。隨著商業的活躍，文化也活躍起來。看戲看電影的機會多起來了。在假期常去共舞臺、黃金大劇院看京戲，北京路上有金城大劇院和麗都電影院也是我們常去的地方。看過周信芳演出的蕭何月下追韓信，看過梅蘭芳演的霸王別姬，看過譚富英演的四郎探母，金少山演的關公走麥城，這是一個最帶神秘色彩的戲了，據說演不好關公會顯靈，也看過紹興戲，如袁雪芬演的祥林嫂。我自己也學過拉二胡，吹笛子，都還是一時的興趣。后來在學校我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團契活動，那時有地下黨組織活躍其中，我結識了一個比我高一年級的中學同學，他的名字叫陳仲信，他在1946年春天便加入地下黨了，是組織上讓其考入清心中學做革命的種子。在他的帶領下我去青年會參加了歌詠舞蹈活動，那里唱的是《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這類進步歌曲，跳的是集體舞。他在校外參加學生運動的情況被發現了，便被清心中學以化學課考59分為由讓他退學。因為這一點我感到學校處理不公，反而與他交往更多了，這樣他推薦我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進步書籍，加上這段時期，美國水兵在上海橫行霸道，打死人力車夫的事件，美軍強奸沈崇的事件，進步的學生運動自然就活躍起來了。我在清心中學也自發組織了要求進步的學生團契新生聯誼會，辦自己的小型圖書館，讀魯迅的著作，讀蘇聯的小說，如《卓婭與舒拉的故事》。故1945年抗戰勝利后的上海都市文化是多元的，有傳統文化如京劇、滬劇、紹興戲這一類，也有《夜上海》、《何日君再來》這一類流行歌曲，還有地下黨組織的紅色文化，出現了一批傾向于進步的報刊。那個時期我喜歡看《文匯報》，就這樣我便漸漸地向左轉了。是陳仲信介紹我參加了地下黨，就在我家的臥室里他介紹我入了黨，我在清心中學也發展了地下黨，建立起地下學聯小組，公開建立了火星團，辦油印的小報，起名《火星報》，不久我成了清心男中、女中、東南藥職三個學校的地下黨支部書記。1948年金圓券事件以后，我父親為了逃避搶購，把店內積存的數千箱玻璃轉移到臺灣去了，那兒沒有發行金圓券，臺幣沒有通貨膨脹的問題。在1948年末父親便有意讓母親帶我們兄弟兩個去臺灣，我拒絕了，服裝行李都準備好了，由于我的拒絕其他人也沒有去成。臺灣的生意由我父親店里的職工與我的堂叔在那里經營了。我們全家人留在上海，迎接 1949年5月25日的解放。解放軍進城時我是南市區人民保安隊的中隊長，陳仲信是市西區人民保安隊的大隊長。5月27日他騎自行車沿蘇州河去圣約翰大學集合時，被對岸的國民黨軍隊冷槍擊中腰部不幸犧牲了。我就是這樣迎接1949年解放的。

　　1949年以后上海的都市文化是斷裂還是延續呢?從我及我家庭經歷的上海都市文化看，既有延續也有斷裂，而斷裂也是一個逐漸的過程，這個要具體分析。我的家庭是一個商人的家庭，做的是進口貿易。上海解放以后，美國便在長江口封鎖了我們的口岸，所以進出口貿易都停下來了，我們家只能坐吃山空，我姨父家做出口生意的也停下來了，與進出口相關的服務行業如報關行業歇業了。上海作為一個商業港口，進出口貿易發生障礙，那么整個商業文化就慢慢萎縮下來了。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我們這兒抗美援朝，志愿軍出國作戰。我們第一批作戰的部隊有三十八萬左右，麥克阿瑟對我們估計不足，認為只有七、八萬人，他們失算了，美國人打了敗仗。朝鮮戰爭一開始杜魯門便下令對我們正式采取全面封鎖的政策，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中美處于對峙的狀態，上海的進出口國際貿易短時期內便沒有恢復的希望。那么商業的萎縮，商業文化也跟著萎縮了。從那個時期起，上海從一個工商業城市逐漸轉化為一個工業城市了。在這方面的斷裂并不僅是革命造成的，更主要是美帝對我們的封鎖。另一方面上海的領導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反對崇美恐美的思想，那么過去的摩登文化便自然被淘汰了。跑馬廳被改造，逐漸在那里建立起人民公園和博物館及圖書館。從經濟情況看，上海由原來作為工商業城市轉變為一個工業城市，商業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文化形態上自然也會發生變化，本來是資本在那里發號施令，逐漸轉變為工人階級占主體地位，勞動模范的地位提高了，曹陽路的工人村在五十年代便建起來，這也是一個標志。在流行歌曲上也不斷發生變化。開始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隨著解放軍入城儀式，軍歌也流行起來。如《新四軍軍歌》，舞蹈是秧歌舞流行起來，陜北的民歌成為流行歌曲，后來是《我們工人有力量》。換一句話說是革命文化、紅色文化逐漸占據主要地位。所以五十年代的文化與三十年代的文化相比較，以救亡文化為代表的紅色文化是延續下來了，而上等華人的摩登文化則是處于逐漸斷裂的狀態。這應該說是一個進步，不是倒退。五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之間在都市文化這一點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即有延續又有斷裂，總之要具體分析。今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那么當年的革命歌曲又一時流行起來。這在電視節目和收音機播放的歌曲上，可以感覺到與前一個時期有明顯的變化。不要很長時間，閑適型的流行歌曲還會流行起來，因為目前畢竟是昇平的時代。故任何時期的文化都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它總是既有繼承又有變化。至于社會生活的習俗固然亦有變化，人與人之間的稱謂和習俗應該是延續為主，而變化為次。我回到家里見了父親還是叫爸爸，見了母親還是叫媽媽，見了祖父還是叫爺爺，見了兄弟還是兄弟相稱。在社會上相互的稱呼也有不變和變的部分。在學校里見了老師還是叫先生，老師叫學生則是同學們。這社會上過去老板是尊敬和光榮的稱呼，慢慢地習慣于稱先生了。過去對婦女的稱呼習慣于稱小姐和夫人，后來同志的稱呼成為時髦了。現在小姐、女士的稱呼又流行起來，同志的稱呼反而少了，老板的稱呼也泛濫了，而且對領導也尊稱老板了，這大概是1978年以后的變化。這個變化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呢?值得我們仔細思索一下。人們相互之間稱呼的變化固然反映了習俗的變化，在這個變化背后，還有政治經濟變化為其基礎。總之，既有變化也有不變的部分。只要家庭關系還存在，那些稱呼便不會變化，因為這是屬于社會生活的層面，這方面的文化和習俗是相對穩定的。人們在社會交往的相互關系總是隨政治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這也是隨著各類人群社會地位的變化而變化的。斷裂這個詞還是少用為好。那么文明有沒有斷裂的現象呢?也有，如美洲、澳洲一些原住民的文化，隨著外部勢力的入侵，殖民地化了，那么印第安文化就有斷裂的問題了。如瑪雅文化則是消亡了，只留下遺跡，要考古學家去發現了。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傳承，中華文明是不會斷裂的。1978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西方摩登文化的回潮也就不足為奇了。這究竟是進步還是倒退，還應該認真考慮一下，與黃賭毒相近的東西應該說是倒退吧。值得考慮的是，當代社會主義的都市文化，特別是上海的都市文化究竟應該提倡什么?允許什么?允許到什么程度?

　　在中國歷史上，北宋的詞與南宋的詞在風格上有很大的變化。北宋的詞是昇平之世的產物。閑適的特點明顯一些。南宋則始終處于危急的狀態。故南宋詞如辛棄疾、張元幹、陳亮、陸游的作品抗爭的氛圍要濃一些。這一切都是當時時代的政治形勢所決定的。改革開放以后，閑適的情趣慢慢又濃起來，摩登文化的回潮也就是很自然了。這些畢竟是醉生夢死的東西，不應該成為文化的主流吧!當然有一點也未嘗不可，人們生活上的某種需要吧了。這些歌曲為了輕松一下，有時我也聽，但不等于我喜歡它，進入它的角色。

　　回到那天會場的狀況，滿滿當當的青年學子是沖著那些洋權威來的，休息時那么多人要與傅高義合影便是這種情緒的反映。凡事總需要權威，凡是正確的道理當然應該崇拜。但還得用腦子想一下，用事實對比一下，他們究竟講得對還是不對，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要學會思考，不能把崇拜變成迷信，那樣就不好了。還是孟子說的老話：“說大人，則藐之。”有時候真理往往在小人物一邊。不知那天的青年學子們讀了我這篇文章以后，用腦子想一想，我這些意見對還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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