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大戲就要上演了。今年適逢恢復高考40年，40年來，“知識改變命運”越來越艱難，卻越來越多人相信。第一世代高考神話已經結束，成功者們對整個社會制度重新洗牌，鞏固了自己的位置，謹防后來者對自己地位的撼動。還是要預祝考生們考試順利，畢竟當高考之后面對社會真相時，只會發現路更加難走。

　　作者 | 老田

　　編輯 | 默默然 耄耋

　　自從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中國的世道人心有幾個方面的顯著變化，值得在此追述一下。首先是經過大學教育爬上社會上層的流動階梯，對個人生涯的作用，依據經驗觀察，至少有三個不同的世代：他們受大學教育的投入產出是截然有別的。此后，一大批受過大學教育的“高素質人才”進入社會政商學各界掌權，對權力公共性水平的影響，本文也嘗試著進行一次初步的回溯。

　　恢復高考對個人的成功階梯的影響，處在成功階梯頂端的大學生們掌權后所支持的社會變革方式，以及由他們自己的學識和政治認同產生的社會再認識方法論，這三個方面的變化都很明顯，有必要在經驗基礎做一個初步的展望。

　　一、大學生的三個世代

　　在改開時代，個人或者家庭需要支付的教育成本是越來越高了，同時畢業之后工作預期收益是越來越低了。

　　從經驗上看，有著明顯不同的三個世代相比較而存在著。第一個世代的投入收益比最好，他們的成功就如同神話一般，別人需要努力二三十年才能夠達到的成就，最初幾屆大學畢業生只用幾年時間就達到，這一批人的成功之路被人稱為無法復制的“新三界神話”——1977-1979年入學的大學畢業生們，這一批人可以稱為神話世代(也有人貶稱為“暴發戶世代”)，這個時代的人群，個人支付的教育成本很低，而畢業工作之后獲得向上流動機會最好——因此獲得有形或者無形的收益最高。神話(暴發戶)世代中間，很多人都是網絡明星，受到觀眾關注度極高，例如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北大教授賀衛方，山東那個鄧相超，還有那個人民的名義中間的祁同偉應該也是。這群人的主要特點是拒絕公共性維度的反思，認為自己的地位和權力都是自己努力掙來的，持有一種不加反思的努力方向——有一種把追求權力和利益最大化進行到底的潛意識，還認為這才是現代的普世文明。　　

　　“暴發戶世代”典型代表祁同偉(圖片來源：劇照)

　　第二個世代可以稱為“過渡世代”，其代表性群體是八十年代中晚期步入大學然后邁入社會的時代，這個世代的畢業生通過平均水平的努力，能夠在城市掙得養家糊口的地位和資源，獲得小康水平的穩定生活，這個可以稱之為過渡世代。第三個世代的代表性群體，是九十年代朱镕基大學產業化海量擴招之后的大學生，他們的家庭支付了巨額的教育費用，畢業之后卻找不到一個收入足以支持其養家糊口的工作，缺乏家庭背景的大學生不得不蝸居在城市的郊區村，從事各種穩定性極低同時收入也不高的職業，這個可以稱為“蟻族世代”。　　

　　“蟻族世代”的艱辛無奈(圖片來源：網易人間)

　　在蟻族世代，大學教育的投入產出比已經極度地不合算了，但是中下層社會成員對此并不十分了解，往往還懷有過高的投入意愿。這使得毛坦廠中學這樣的“高考工廠”依然生意極度興隆。在蟻族世代，大學畢業早已經不是個人獲取向上流動機會的合理出路了，大學畢業生的預期職業收益快速衰減，業已構成了階級固化的主要標志。階級固化時代，人們根據社會現象歸納出一個“拼爹時代”的概括，這是非常形象和精準的——一個人如果沒有好爹肯定就沒有好工作和好的出路。

　　在這三個世代的相互關系之間，一邊是蟻族找不到出路，一邊是暴發戶世代的“好爹”壟斷好機會。而過渡世代則被逼迫對子女教育進行高投入以避免后代落入底層，過渡世代的高投入意愿在大中城市被暴發戶世代中間的商人群體群落充分利用，對其錢袋進行兜底搜刮，學區房的價格暴漲，反應的是過渡世代的羅掘俱窮的上限。

　　二、知識改變命運的可能性及其成本狀況考察

　　在中國目前各種制度中間，高考依然是相對公平并較少受到權力和資本滲透的領域，這個公平性被用于誘導社會中下層家庭的過度投入意愿。1976年《紅旗》雜志曾經刊發過一篇文章《請看蘇修一種新行業》，文章就是介紹因為蘇聯的大學教育成為一種“讀書當官發財”出路和階梯，所以，為了幫助子女獲得好的考試分數，許多父母被誘導投入很多金錢請補習老師，給自己的子女“課外加課”以提升解題能力。今天中國的狀況，遠遠超過了蘇聯當時的零散補習表現，而是出現了高度制度化的高考經營模式，安徽毛坦廠中學的出現，就是高考補習事業的產業化和品牌化經營的最新成就。到毛坦廠來上學的學生家庭，多數是出于社會中下階層，絕大多數家庭肯定是沒有“好爹”的，大學畢業之后進入蟻族一份子的可能性極高。　　

　　毛坦廠中學送考盛況(圖片來源：鳳凰新聞)

　　對于中下階層家庭而言，對高考進入高投入的選擇，結合業已固化的階層狀況，去計算投入產出比，要是認真算下來肯定是很不合算的。即便是毛坦廠的補習很有效，能夠短時間提升學生的解體技術一大截子，以高升學率來完成自己的補習契約，但大多數中下階層家庭的指望依然會落空，大學生畢業之后想要進入小康階層的可能性極低，甚至還會反過來成為家庭的拖累。早兩年王春光博士的回鄉文，已經從經驗出發指出過，農村最貧困家庭有兩種：一種是老人病人家庭無人外出打工的，另外一種就是家里有人考上大學在城市工作的(這些人自己顧不住自己所以無法回饋父母)，這個經驗實際上應該算是中下階層家庭，在大學教育方面高投入之后的平均產出狀況。

　　未來總是充滿了未知的不確定性，現實是需要對子女教育盡力而為，由此，不僅催生了高考工廠的繁榮，還同時帶動了小鎮的房地產，離毛坦廠鎮子不遠的民房上寫著地產廣告詞說“小投資高回報、做毛中大房東。”導游說還有一個更為直白的廣告詞是“跟著毛中發大財”。　　

　　毛坦廠中學周邊房地產市場一片大好(圖片來源：搜狐新聞)

　　在三個世代群落中間，大學教育投入產出比衰減的如此迅速，實際上與兩個狀況有關：一是毛時代的公費教育制度的逐步廢棄，這導致個人或者家庭承擔的教育費用越來越高；二是改開早期上層社會有大量的帶填補空位，有礙于社會流動的各種社會藩籬尚未形成。

　　毛時代也有一個高居于工人和普通干部群體之上特權階層，但這個階層的人數極少而是歷史因素形成的，總人數低于人口數的百分之一，鄧小平時代開始再造階級社會的過程中間，頂層人群數量出現了一個短時期內急劇膨脹的過程，結果短期內頂層位置出現大量空缺，因此這個時期頂層位置對底層的開放性是最強的，暴發戶世代很多人得以填充進去。因為早期社會結構承接毛時代而來，毛時代上層階級雖然存在但人數極少，鄧時代采取各項快速膨脹上層階級人數與收益率的政策，結果在短期內出現上層位置大量空缺的現象，就這樣，沒有任何背景和好爹的大學畢業生，往往也能夠在上層找到一個無人占據的空位并填充進去，導致早幾屆大學畢業生能夠輕易地在政商學三界找到好位置。

　　這三個世代的狀況，很好地體現了四十年來，私人承擔的教育成本快速上升，同時，上層社會的空缺位置越來越少導致通過率急劇下降，兩者共同決定了高考和成本以及由此改變命運的成功率。

　　在高考越來越無法改變命運的時代，中下層家庭對于高考的投入意愿和能力，卻反向攀升到歷史新高。除了毛坦廠中學這樣的例子之外，衡水中學開始了全國辦學的擴張性努力，其某個分校開出五十萬年薪外加住房的條件招聘教師公告，讓人們看到了高考產業化的最新深度與巨大潛力。毫無疑問，這些招募教師的高成本包括辦學方期待的利潤目標，都將會轉嫁到學生家長身上，這是與潛在市場蘊含著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是完全匹配的。

　　三、大學生官員充斥社會帶來的顯著影響

　　今天回顧，最幸運的群體就是恢復高考之后進入高校的那幾屆大學生，他們成為最優先的精英候補梯隊。而且，這一個人數受到很大限制的候補梯隊，面臨著階級快速再形成過程中的大量空缺位置，這些位置對為數不多的候補群落來說，幾乎是毫無障礙地敞開供應政商學各界的機會和機遇。結果，在很短時間內，最初幾屆大學畢業生，就快速地填充到了社會階梯頂層的百分之五的上層位置上。在第一世代的暴發戶世代人群中間，相當一個比例的人數，通過平均水平甚至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努力，就能夠占據一個頂層百分之五的位置。

　　從這樣的經驗出發，“高考一考定終身”“知識改變命運”的信念，在全社會蔓延開來，還成為今天底層家長選擇補習高投入的參照系，是衡水中學全國性擴張的一個支持因素。　　

　　在高考標語中，大家還在相信著“一考定終身”“屌絲能逆襲”(圖片來源：鳳凰網)

　　與這一批大學生在社會各界掌權相對應，毛時代輿論宣傳的主調——代表多數人利益的階級話語和公共性要求，都悄悄地消失了，改而以專業化水平和效率話語來進行合法性論證。這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從前的工農干部就算是有很高的服務精神和獻身精神，也是毫無用處的，因為他們對于現代社會的知識過于貧乏，老是好心辦壞事。現代社會的復雜性要求，一種更具專業知識技能的新型人才，才能夠領導和操控，保證社會生產的高效率實現或者社會走向正確的方向，總而言之，專業和知識比服務精神和公共性更為重要。毛后時代的宣傳中間，通過長時間的學習擁有大學文憑，就會被推定為可能掌握“客觀規律”或者“真理”，理解現代文化知識和技能，實現高水平的領導。不論事實是否如此，這個宣傳模式“人才掌握規律帶來效率”，已經成為合法性生成的主要渠道。

　　所謂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聯系從革命時代的工農干部無法掌握的現代文化和規律真理性，諸方面的對照來理解和看待，才能夠更好地理解這一次堪稱快捷的社會和政治轉型過程，這當然要意味著“干部從哪里來”的根本性轉變了，一位轉型期的組織部長曾經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這個轉型的深刻內涵：

　　“全國現在有脫產干部一千八百多萬名。黨的干部隊伍，總是處在新陳代謝的過程中。要補充新干部，從哪里來呢?大家認為：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迫切要求我們的干部隊伍逐步實現年輕化、專業化，因此，今后吸收脫產干部，應當十分注意文化程度和專業知識，嚴格按照新時期的干部條件，主要從大中專畢業生或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中擇優選拔，一般不直接從文化低的工人、農民中選拔脫產干部。不是說工人、農民不能提，但必須挑選年輕、有文化、經過一定專業訓練的。”(宋任窮：關于今后脫產干部來源的幾個問題，載《人民日報》一九八○年七月十九日)

　　與這個政策緊密相關，有些歷史形成的代表性很強的人物一時難于擺脫，就刻意安排進大學拿文憑之后再回官場供職。例如毛時代全國著名勞模呂玉蘭，就曾經“被離崗學習”三年，之后才回到河北省農業廳任副職，這樣，她也是有文憑的人了，算是跟上了新時期的任職標準。

　　權力遠離民眾的生活和體驗，毛時代工廠基層干部往往要做“家訪”和“談心”，與自己管理對象進行多方面的情感溝通和思想交流，除了其工作狀況之外，家庭困難也在工作范圍之內進行幫扶。不管是工廠里還是官場中間，家訪和談心都是常見的上下級有效溝通方式。

　　工廠里的管理者換成高校畢業生之后，與工人談心的能力也逐步地喪失了，雙方關注的事務和發言的方式都逐步地形成了巨大的區隔，業已不存在彼此進行深入溝通和對話的可能性了，因此，勞動者對管理權運用的體驗就逐步地回歸了工人工具化的地位認同，應該說，這是一種人為政策塑造的階級區隔，阻斷了曾經有過的有效互動與交流過程，加深了異化的體驗和基于管理權的對立，弱化了管理績效。

　　這是一場真正的質變，不僅涉及到權力的實際運作規則，更為深刻的是徹底改變人們對權力的體驗。在原本的權力體系中間，能夠很好地與下級交流并共享某些重要經驗，是一個不可動搖的標準，在那個標準之下，“三門干部”——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進機關門——被認為是欠缺了最為重要知識或者素質的干部，需要再群眾化的過程加以彌補。現在，反過來認為“三門干部”是最合格的干部，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學堂門檻的高低，到現在，已經認定國內的大學培養的三門干部不如海外大學，所以進過海外名校大門的優先得到重用和提拔。在這個“三門干部”受歡迎的背后，是否認掌權者需要一種基于共同生活和勞動經驗而提升的、與大眾進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否認掌權者需要通過自身的親歷和經驗去增加自己觸摸勞動者的疾苦和心靈那種一種能力，此后，這樣的能力就不再成為當干部所必要的技能：文憑就成了最優先的任職資格。

　　就執行力方面而言，除了重視源于制度的執行力之外，毛時代還很重視干部個人得到群眾擁戴這樣一種“執行力加成”。毛時代很重視個人擁有被管理者自下而上回授領導權的先進分子，其個人在與群眾的長期互動期間，就已經獲得了群眾不同程度的擁戴，這意味著在干部與群眾關系上，干部個人以其自身條件就能夠得到“執行力加成”，這是制度執行力的一個額外加成，也曾經是毛時代政權和組織執行力的重要憑借和依托，今天也完全不存在了。執行力完全依靠權力對下的有效控制和激勵，同等誘因條件下的努力水平肯定是下降的。呂玉蘭擔任東留善固大隊干部時，為了動員社員冬閑進行農田基本建設，作為一個姑娘家在大冬天跳下冰冷的水里帶頭干，以此去激勵社員的高水平努力，這樣的“模范帶頭作用”產生的執行力加成，也永遠地從管理中間消失了。但是，管理對于效率的依賴卻無法消除，由此，管理手段變得更加單一、僵硬和嚴厲：比從前需要更多的控制、打壓和收買手段去動員被管理者的努力。　　

　　勞模呂玉蘭，還能和老百姓一塊兒勞動(圖片來源：呂玉蘭紀念館)

　　在民眾的體驗中間，權力和管理“由軟變硬”的感受，是最為深刻的。官員得不到下級和民眾的正面評價和反向精神激勵，也往往更多地傾向重建各種個人對于權力和利益的壟斷，這會反過來加深雙方的精神區隔。十多年前老田訪問吳偉煜教授，據他所見，學校下達“十萬一年”的特聘補貼下來之后，在清華海龜系主任中間，那就無條件頂成本系一個特聘名額由這個名額拿十萬，而且肯定是系主任自己拿，沒有別人的份;但是，反過來的選擇也有，好幾個工農兵學員出身的系主任，就把這十萬特聘津貼分成兩三份，自己拿一份再找兩個優秀同事一起分享，把上面的規定靈活運用一下，在那群人心里不搞壟斷好像是成了本能;在建設和諧社會方面，不同來源的干部，天然就有著巨大的落差和對比。

　　管理權分配標準的轉換，到底加強了管理的專業化水平和效率沒有，目前還缺乏有效的證據支持，但是，以專業化為標準的任職選擇及其實踐過程，帶來的最顯著后果是：對權力異化體驗的加深和區隔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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