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是金融資本的意識形態，金融自由化是金融壟斷資產階級便于金融資本于國際擴張而精心炮制并竭力鼓吹的理論與政策。與英美等發達國家內生性經濟金融化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化主要是外生的，與金融自由化緊密聯系在一起。諸多發展中國家正是在金融自由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之海妖歌聲的誘惑下，尤其是在本國金融買辦利益集團的誘導與誤導下，與魔鬼簽訂了契約，由此開啟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的進程。自由化與金融化給相關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渴望的繁榮，可惜只是曇花一現，而后無一不出現金融危機、財富流失、經濟低迷、社會矛盾激化乃至政權動蕩的亂局。

　　與魔鬼達成交易，接受新自由主義

　　二戰后，諸多前宗主國的殖民地贏得了民族解放與國家政治獨立。促進經濟增長、改善民生、追趕發達國家很快成為這些新獨立國家的首要任務。但是，殖民統治的瘡痍、資金與人才的匱乏，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在這個關鍵時刻，美國熱情地送來了發展中國家的急需。鑒于美國在二戰中的良好表現與優異宣傳，以及戰后反對歐洲殖民主義，支持殖民地獨立，由此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信任甚至擁戴。一些發展中國家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接受美國遞過來的橄欖枝，新自由主義開始在發展中國家落地生根、發芽成長、開花結果——毒蘋果。“當發展中國家向全球資本的動物本性敞開胸懷的時候，它們與魔鬼達成了一筆交易”。

　　理論誘惑——

　　世界經濟發展史揭示，發達國家都是在保護主義的政策下(集中為高關稅)，通過對幼稚工業的保護，而實現工業化進而實現先進與發達的。“在保護中成長”先是荷蘭、英國而后是美國、德國的成功經驗。但是，出于壓制落后、保持領先的需要，工業革命之后的英國，把亞當?斯密經濟自由主義理論以及自由貿易政策，精巧地包裝為“好制度”和“好政策”，積極向世界其它地方宣傳推廣，諸多國家和地區聽信并接受了英國的“好制度”和“好政策”。

　　作為新大陸的代表美國以及老大陸的代表德國，在一番政策實踐與理論比較中，最后拒絕了英國所說的，而選擇了英國所做的，由此像英國一樣完成了工業化，進而實現繁榮與富強。被尊崇為“德國工業化之父”的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在1841年完成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深刻揭露了斯密經濟學的荒謬以及英國推行經濟自由主義的偽善。李斯特譏諷，“這本來是一個極尋常的巧妙手法，一個人當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著上來”。“然后向別的國家苦口宣傳自由貿易的好處，用著那種過來人后悔莫及的語氣告訴它們，它過去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到現在才終于發現了自由貿易這個真理”。

　　這世界善于獨立思考、真正我行我素的民族畢竟是少數。很多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一度還有法國)對李斯特的批判揭露不以為然，聽信英國的“好制度”和“好政策”，由此落入自由主義的陷阱，其結果當然落后、落后、再落后。而當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后，出于經濟擴張——新殖民主義的需要，美國繼承古典自由主義，在裝飾一新后，推向了世界，這就是新自由主義。

　　強行輸出——

　　二戰后，諸多來自美國的熱心建設者與和平使者，成為新殖民主義的首席推銷員，他們肩負著新殖民主義的使命，在世界到處傳播新自由主義的福音。“他們手中拿的是計算器而不是槍枝;他們穿的是上班時的服裝，而不是戰斗服裝;他們宣傳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福音，而不是傳教的福音。新殖民主義者是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的國際捐贈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國大使館、商業銀行和新興的非政府組織人員。他們并不大事聲張，也不使用槍炮，便在發展中國家里擴展了勢力，這種勢力要比任何武力所達到的大得多和陰險得多。” 這其中，華爾街尤其是高盛等投資銀行、德勤等會計師事務所扮演著十分突出的角色。這種滲透，不只是在發展中國家，也包括歐洲那些美國同盟國。希臘債務危機引爆歐債危機，世人驚異地發現，希臘、意大利、德國等國財經政要，甚至連歐洲中央銀行行長，都是所謂“高盛幫”或者與高盛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一批經過精心選拔的印度尼西亞的社會精英，被送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接受系統的自由主義理論培訓，完成學業后回國進入雅加達大學從事教書育人、傳播自由主義理論的工作，雅加達大學由此成為印尼培育自由主義精英的大本營。1965年，在美國支持下，蘇哈托利用軍事政變而上臺執政，隨后任命了雅加達大學經濟學院的5位教授作為總統經濟與財政金融事務專家組成員。1968年，蘇哈托組建了一個所謂的“發展主義內閣”，把國家的經濟大權交給了這些來自伯克利的徒子徒孫，即所謂“伯克利黑幫” 。黑幫大權在手便積極推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黑幫掌權的過程中，雞生蛋而蛋生雞，黑幫勢力瘋草般生長，并由此形成盤根錯節、勢力強大的集團網絡。即便蘇哈托政權在1998年金融危機倒臺后，新政府依然沿襲昔日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自主引進——

　　二戰后，促進經濟增長、趕超發達國家成為剛剛贏得民族解放的國家的戰略選擇。由于缺乏人才等智力資源，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成為這些雄心勃勃的新獨立國家的首選。美國出于戰略需要，利用歐洲的疲弱以及對美沉重債務，不斷擠壓英國等殖民宗主國，鼓勵與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與政治獨立，如此，一身正氣、年輕而富強的美國成為諸多發展中國家紛紛效仿與學習的對象。美國也趁機努力取代英國的世界霸權，積極學習運用英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各種權謀，于是采取積極主動姿態，歡迎并支持發展中國家派遣留學生到美國學習“好制度”與“好政策”，并為留學生提供資助等各種便利。

　　如此，諸多發展中國家的莘莘學子，負笈擔簦，遠涉重洋來到美國，奔向了美國精心設置的自由主義燈塔——芝加哥大學，這里云集了各類新自由主義高手，諾貝爾經濟學獎(無比的高大上)得主成打計算，是世界新自由主義的大本營。新自由主義主要流派，如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拉費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及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等，近乎全部集中在芝加哥大學，由此形成了一個比倫敦學派更為盛名的“芝加哥學派” 。在美國的精心安排下，來自拉美、東亞、北非的一批又一批學子，來這里如饑似渴，孜孜不倦，皓首窮經，由此誕生了所謂的“芝加哥男孩”。

　　在滿腹新自由主義經綸之后，這些豪情萬丈的“芝加哥男孩”紛紛回國效力，努力用新自由主義理論設計國家的方針政策。1973年，智利皮諾切特將軍在美國支持下發動政變后，啟用了大約30個“芝加哥男孩”，用經濟自由主義理論來治理國家，經濟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曼還多次親臨智利指導。自由主義的實驗結果，非但沒有獲得預期成效，反而引致系列經濟災難，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長率不斷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達到政變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芝加哥男孩”在智利的失敗治理并非特例，另一個被“芝加哥男孩”折騰的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新自由主義的成績單在拉美普遍掛紅。很顯然，套用中國典故，“芝加哥男孩”并非唐僧求經，而是蔣干盜書，不僅毀了自己的遠大抱負，更主要的是壞了國家與民族的美好前景。

　　休克治療——

　　“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原是醫學上臨床使用的一種治療方法。上世紀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1954年—)被聘擔任玻利維亞政府經濟顧問，為應對該國洶涌的通貨膨脹而將“休克療法”引入經濟領域。薩克斯的“休克療法”可以概括為“三化”，即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在玻利維亞實施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遠遠沒有新自由主義者和美國媒體吹噓得那么神乎其神。蘇東劇變后，俄羅斯等前蘇東國家紛紛采取“休克療法”以實現經濟轉型，結果遭遇慘敗，一度稱作“國際金融界的金童”的薩克斯因此而聲譽掃地。

　　其實，早在薩克斯之前，金融壟斷資本的代理人就用“休克療法”——制造危機然后趁機兜售政策——來積極推進新自由主義。危機中潛藏巨大機遇，大危機往往是實施大謀略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在謀略家們醒世恒言中，“我們不要浪費危機”會被反復說起。“只有危機會造成實質改變，無論是實際的危機或感覺上像危機” 。新自由主義者善于利用危機來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為此他們不惜放大甚或制造危機。因為在危機尤其是大危機面前，人們往往會失去正常的判斷與行動的能力，即所謂思維休克。“恐懼和混亂是每一次新躍進的觸媒” 。由此便聽由統治者隨意擺布，甚或支持統治的荒謬政策，即所謂把自己賣了，還樂顛顛地替他們數錢。

　　為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偉大實驗”，美國頻繁支持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軍政要員發動政變，不惜為了行將到來的“經濟自由”而犧牲東道國既有的“政治民主”。20世紀70年代，支持皮諾切特將軍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并殺死了阿連德總統，用“鐵掃帚”(軍事恐怖主義)等鐵血方式“休克”人民的思維與理智，由此開啟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得到美國支持的阿根廷軍事政權，為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竟然造成三萬名以左派活動分子為主的國民“失蹤”，可見其白色恐怖統治非同一般。1993年，被美國等西方輿論竭力吹捧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下令用坦克炮轟國會大廈，囚禁反對黨領袖，以鏟除賤價拍賣國有資產的一切障礙，扶植那些惡名昭彰的經濟寡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擅長“休克療法”，該組織正是利用危機，把臭名昭著的“華盛頓共識”兜售給那些深陷危機急待救援的國家，如此使這些國家越來越牢固地被綁定在美國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戰車上。

　　同樣的休克療法，也發生在金融資本的大本營——英美帝國主義國家內部。新自由主義最忠實的擁躉與最積極的實施者，是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里根，兩人上臺后，分別用“鐵腕”在英美積極推行私有化、減稅、削減福利等有利于富人與資本的政策，當這些政策遭遇工會等社會力量的強烈抵制時，他們不惜動用武力進行鎮壓。1981年里根總統以鐵腕手段鎮壓了“職業空中交通調度員聯合會”的罷工。1984年，英國發生大罷工，撒切爾動用所有國家力量加以鎮壓，造成數千人死傷，而且還要求軍情五處對工會全面竊聽和滲透，英國工會遭到毀滅性打擊。

　　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化與金融自由化

　　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是自由經濟政策的一體兩面，金融領域持續自由化，使得國際金融資本滲透到本土經濟的方方面面，由此用金融資本邏輯了刷新整個國民經濟。自由化與金融化在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市場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給東道國帶來極大極深的威脅——金融與經濟主權逐漸受到侵蝕，甚至不斷喪失。開放的、已被金融化的國民經濟最后都命懸一線，即資本跨境流動引致匯率波動，線頭牢牢地攥在國際壟斷資本手中。國際金融寡頭可以根據需要、選擇時機而誘發引爆危機。如此，但凡實施金融自由化進而經濟金融化的國家，最終都逃避不了匯率危機——金融危機而被洗劫的命運。

　　(一)經濟金融化與金融自由化緊密相關

　　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化與金融自由化緊密相關，甚至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金融自由化之下，國際金融資本尤其是投機資本(俗稱熱錢)大量涌入，大水漫灌，如水銀瀉地般地滲透到各行各業，如此整個國民經濟被“鍍金”了，被金融化了。因此，諸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化，與英美等發達國家內生性(自生自長自作自受)有著很大的不同，基本上都是外生的，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由(境)外到(境)內、由虛(虛擬經濟——金融業)到實(實體經濟——制造業)、由表(為企業提供流動性)到里(實際控股企業)而進行格式化、刷新的結果。因此，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化的邏輯起點是金融自由化，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化，必須厘清金融自由化。

　　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源起依然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金融壟斷資本的意識形態。為欺騙本國人民，防止階級矛盾激化而威脅國家政權(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穩固，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培育扶植一批又一批專家學者，將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包裝成邏輯看似嚴密、貌似符合大眾利益的理論體系，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各種學派。但是，在國際社會，在面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時候，民族矛盾取代并掩蓋了階級矛盾，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往往肆無忌憚，直接彰顯自己的利益訴求，于是便有了直接服務于金融資本國際擴張的金融自由化理論——集中體現為“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理論與“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以及相應的金融政策——集中體現為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經濟政策。

　　(二)金融自由化的理論與實踐

　　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理論——“金融抑制”理論與“金融深化”理論，實際上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為發展中國家定向而精心打造的。依照金融發展與金融深化理論，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金融市場不完全、資本市場嚴重扭曲和政府干預金融的綜合癥。這種病癥，嚴重制約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在經濟自由主義的誘導下，經濟增長(實際就是GDP的增加)是發展中國家政治正確抑或政權保持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1973年，羅納德?麥金農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和E.S.肖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本書的出版，標志著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為研究對象(實質是忽悠對象)的金融自由化理論的誕生。金融壟斷資本掌控的學界與媒界吹捧“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為發展經濟學和貨幣金融理論的重大發現。“金融抑制”理論指出，由于發展中國家對金融活動有著種種限制，對利率和匯率進行嚴格管制，致使利率和匯率發生扭曲，不能真實準確地反映資金供求和外匯供求，這樣便降低了資金的配置效率，導致經濟增長緩慢。“金融深化”與“金融抑制”相對，實質就是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理論主張，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政府對金融的過度干預，放松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的籌資功能以改變對外資的過度依賴，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使之市場化，從而使利率能反映資金供求，匯率能反映外匯供求，促進國內儲蓄率的提高，最終達到抑制通貨膨脹以及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

　　在“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的“光輝思想”指引下，當然還有在發展中國家內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精英的積極鼓動以及國際壟斷資本的努力干預下，諸多發展中國家開啟了金融自由化——經濟金融化的改革，具體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利率、匯率自由化，放寬本土資本與機構進入國際市場的限制，充分發揮各類貨幣政策工具的市場調節作用;二是金融機構業務自由化，即所謂混業經營，允許各類金融機構從事交叉業務，進行公平競爭;三是金融市場自由化，即放松各類金融機構進入金融市場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場的融資工具和技術，完善金融市場的監管;四是資本流動自由化，即放寬外國資本、外國金融機構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限制，同時也放寬本國資本和金融機構進入外國市場的限制。

　　(三)經濟金融化實現的主要途徑

　　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經濟金融化大致通過以下主要途徑實現：

　　一是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外資主要是來自華爾街金融資本給東道國施加各種壓力，或巧妙利用東道國政府中的同情者(如“芝加哥男孩”)或“同盟軍”(如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在國會聽證時所指稱的)，直接要求在東道國開設獨資商業銀行，或者合資、參股東道國本土銀行。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本土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出自“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化要求)時，直接規定必須有外資銀行進入而且不低于某個百分比的持股比例。在這一金融投資過程中，利用各種合法手段(如增資擴股)與非法手段(如商業賄賂)，甚至不惜制造危機而后再抄底進入，逐漸地、靜悄悄地控制了東道國銀行這一經濟命脈，由此直接決定東道國的融資成本與資金供給，決定了東道國產業發展方向與國際分工地位。

　　多年來，阿根廷一直是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試驗場。金融自由化使得阿根廷國有資本在國家經濟命脈中的占比不斷降低，例如在銀行業，國有資本從1992年(階段自由化之前)占銀行資本的82%，下降到1997年(階段自由化之后)的48%。到2002年，全國十大私營銀行中，七家為外資獨資銀行，兩家為外資控股銀行，商業銀行總資產的62%-68%被外資銀行所控制。對國際金融資本的過度依賴，導致國家宏觀調控能力下降，金融和經濟主權名存實亡，近乎完全受制于人。

　　二是制造并利用金融危機，抄底廉價收購東道國的企業。金融自由化初期，國際金融資本大量涌入，股市大漲，樓市大漲，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然而，當經濟泡沫被吹得足夠大后，國際資本便齊刷刷地大規模快速抽逃(因為有了資本自由流動政策的保證)，這樣各類資產價格急劇下跌，本土各類企業因缺乏流動性而瀕臨倒閉。在這種情勢下，國際金融資本殺個回馬槍，利用已經在東道國扎根的銀行，就地及時抄底、廉價收購東道國各類資產。

　　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生成后，國際金融資本興風作浪，肆虐亞洲，金融自由化如火如荼的韓國當然未能幸免——出現嚴重的債務危機。到2002年，國際資本以“清倉價”控制了韓國半導體的44%，通訊業的21%，并成為現代汽車、現代電子、LG以及三星電子的重要股東。著名的大宇汽車公司就在這場近乎人為的債務危機中人間蒸發了，而現代汽車公司則被美國資本控股，成為“美國在韓國制造”的汽車。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資本就是利用其掌控的韓國銀行——2002年韓國9家商業銀行中的6家被西方控制——而實施收購的，這些本土化的外資銀行十分清楚，處于危機中的韓國企業哪些是真正的優質資產。

　　三是利用直接投資(FDI)形成一個個經濟堡壘，然后利用這些橋頭堡進行金融滲透。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而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爆發債務危機之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于國際借貸(抑或引進國際間接投資)持謹慎態度，而直接投資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與歡迎，這樣，直接投資在國際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但是，涉足發展中國家的跨國資本，并不老老實實進行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而是積極利用東道國的監管漏洞，積極從事具有高額利潤的非生產性的甚或投機性的活動。投機資金主要來自直接投資的利潤積累、外資銀行的貸款或拆借、貿易項下(包括轉移定價)等合法渠道以及通過諸如地下錢莊等非法渠道轉移的資金。

　　跨國資本利用這些聚沙成塔的資金，積極從事房地產、股市債市等金融投資，獲取比生產經營要高得多的利潤。與此同時，跨國資本還通過多種渠道(如變相消費信貸的分期付款、資金拆放、影子銀行等)，把東道國越來越多的經濟主體卷入到金融活動中來，由此不斷抬高東道國的融資成本，導致本土企業因經營成本不斷提高而趨于萎縮，社會資金越來越熱衷于房地產、高利貸等投機炒作，投資者紛紛棄實務虛。這樣，在相關發展中國家雖然工業化遠未實現(有的甚至剛剛開啟)，但是出現了諸多類似發達國家后工業化的癥兆，即發展去工業化、產業空心化、國民經濟虛擬化，一副未富先老、未強先衰的綜合癥。

　　經濟金融化重挫相關發展中國家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 金融資本主義助長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寄生性。當今世界，有了金融，有了資本主義，有了發展中國家，一些西方國家就有了賺大錢、賺快錢的捷徑，就無需為賺錢而組織生產這樣的苦差事，它們可以通過金融自由化進而經濟金融化把發展中國家變成它們的十分廉價而且非常自愿的賺錢機器，如此把過去周期性的狂想病變為現實。很顯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必然以非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海外殖民地兩類)為前提，西方發達國家騙子的存在恰恰也是以發展中國家傻子為前提。

　　持久、緊密而牢固的經濟依附。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強化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早已形成的“中心——外圍”機制，強化了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作為邊緣與外圍的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管理、市場、人才、秩序、甚至思想上，更加依賴作為中心與核心的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也愈發依賴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商品、服務與利潤，這種名義上的“相互依賴”，實質是一種“不對稱依賴”。

　　這種“不對稱依賴”為依賴性較小的一方(發達國家)提供一種特權，可以不斷敲打、盤剝依賴性較大的一方(發展中國家)。“不對稱依賴”的實質就是依附，它使相關發展中國家實質處于經濟附庸——新殖民的境地。在金融資本主義階段，“金融資本并不直接創造剩余價值，卻能夠集中貨幣的社會權力。以‘金融強權國家’為后盾的金融寡頭統治集團，通過金融形態的資本流動，使世界上其他民族與國家陷入越來越深的歸屬與依附的境地。” 正是這種名義上“相互依賴”而實質上“單向依附”，使相關發展中國家逐漸被納入了美元國際環流體系，成為不斷為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提供養分的有機體。

　　在經濟金融化也就是單向依附形成過程中，相關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得益于這種買辦性服務的、根深蒂固而且十分強大的利益集團。這種利益集團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支持下，拼命維護既有的分工體系與附庸關系，使得相關發展中國家陷入持久、緊密而牢固的經濟依附。例如，經過幾輪以金融自由化、經濟金融化為核心的經濟改革，阿根廷的國家經濟命脈(農業、工業、銀行)悉數被國際壟斷資本控制，使這個國家動彈不得。世紀之交，深受新殖民主義之害的拉美國家，通過民主政治程序，廣泛地實現了政權左轉，但是經濟上很難有所作為，不得不在經濟依附的道路上持續滑下去。拉美需要的不是另一場熱鬧的經濟改革而是一場徹底的政治革命。

　　落入貨幣與金融陷阱，進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發展中國家在贏得民族政治獨立后，最緊迫的任務是實現工業化，擺脫經濟依附，實現真正獨立。國際上，發達國家提供的確鑿而清晰的成功經驗是“在保護中成長”，而后“再逐漸走向自由”。然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代理人(所謂“帶路黨”)的引導下，奉行了經濟自由主義(即依賴外資、外部技術管理、外部市場)的工業化發展思路，其結果：一是依照比較優勢實行國際分工，發展勞動與資源密集的低附加值、高排放的加工制造的貼牌工業;二是執迷自由貿易，將代工制造出來的商品持續從事不等價交換，利潤微薄導致國內積累非常有限(只賺取一點面包屑而已);三是由于自身積累十分有限，因而越發依賴國際借貸用于投資生產與消費，由此陷入日趨沉重的債務負擔，國家整體經濟活動主要是圍繞借債與還債而展開，導致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而且非常畸形——金融產業人員有著巨額收益，但是主要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服務，而不是為本國經濟服務，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與社會健康成長的毒瘤。

　　金融決定融資成本，進而直接決定工業化的成敗。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理應為實體經濟服務，為本國工業化服務。但是，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使相關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紛紛落入國際壟斷資本手中，貨幣定價權(利率與匯率)旁落，金融服從并服務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利潤最大化取向，這使得搞實業遠不及以錢生錢來得快、來得多，實體經濟日趨萎縮，虛擬經濟持續繁榮。工業化或停滯不前，或中斷夭折。“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灣內所有的船”，發達國家曾經的繁榮富強直接得益于成功的工業化。而信奉新自由主義、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的發展中國家，因為落入貨幣金融陷阱而使工業化停滯與夭折，國家也就此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嚴重威脅金融與經濟穩定，成為金融大鱷的超級提款機。全球化以弱化主權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主權為前提與結果。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嚴重侵蝕發展中國家的貨幣與金融主權(集中體現在外匯占款主導了基礎貨幣發放，國際資本流動越來越游離于主權國家的監管)，一些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發展中國家，由此逐漸喪失利用貨幣與金融主權，也就喪失了維護金融與經濟穩定的能力。

　　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以及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施壓下，一些發展中國家選擇了金融自由化和經濟金融化政策，以泰國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過早地、過度地開放金融市場，撤掉了近乎所有的自我保護屏障。這恰恰是“華盛頓共識”所竭力要求的，而“華盛頓共識”的始作俑者與積極推動者——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根源只在于發生危機的國家缺乏金融透明度和盛行裙帶關系。但是，原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則指出，“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推動的過度市場自由化的結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成立以來，一直就是美國金融霸權的工具，是諸多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然而很多被新自由主義或美國宣傳所蒙蔽的發展中國家，至今還天真地以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本國處于金融危難時的大救星。這種良莠不分的天真幼稚，一度普遍存在于發展中國家財經高官的頭腦中，由此被華爾街出賣了還替金融大鱷們樂呵呵地數錢，可見洗腦的威力。在20世紀90年代初歐洲貨幣危機中，泰國中央銀行曾經和金融大鱷索羅斯聯手狙擊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并分得10億美元以上的打劫收入。在這個過程中，索羅斯完全知悉了泰國及其中央銀行的底細，由此開始布局泰國與東南亞國家。1997年泰國進而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泰國不僅將在歐洲貨幣危機中的分贓連本帶利交給了索羅斯等華爾街大鱷，而且掏空了自己的家底——耗盡3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泰銖貶值近60%，樓價跌幅超過35%，70%的銀行與金融公司或被迫關閉或接管——經濟由此一蹶不振。沒有高超技藝，就貿然與狼共舞，最終被無情地狼群撕咬獵食。不要怨恨狼的貪婪與狡猾——這牲畜生性如此，而要檢討的恰恰是共舞者的愚昧與無知。

　　金融危機，經濟低迷，社會分裂，政治動蕩。經濟金融化遍及世界開放經濟的每一個角落，熱烈擁抱國際金融資本的發展中國家，其所有產業與行業最終都會被國際金融資本所滲透，國民經濟被國際金融資本刷新。如此，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與經濟穩定、國家命脈與命運，便掌握在華爾街、華盛頓手中。國際金融大鱷，遠離東道國本土，通過敲擊鍵盤，通過資本的涌入與抽逃，即可在東道國誘發資產泡沫與引爆金融危機。由于經濟金融化，金融定時炸彈被虛虛實實地埋藏在國民經濟的每一個行業與部門，引信一經點燃，往往會爆發系統性危機。在鐵一般而且不斷重復的事實面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不得不承認，金融自由化與銀行危機的頻繁爆發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世界銀行的《1998/99年世界發展報告》也認為，金融自由化后的這一時期與爆發銀行危機的可能性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原因之一就是這種自由化損害了銀行特許權價值，而且自由化沒有伴隨著適度的謹慎監督。

　　不過，發展中國家每次危機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便會代表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出面進行救助，而每一次危機救助，為下一次危機的爆發埋下伏筆。如此，發展中國家系統性金融危機，在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的背景下，會周期性爆發。這種周期性危機正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所實施的定期性收割——剪羊毛，這便是金融壟斷資本的策略，美國霸權的戰略，也就是新殖民主義的要義。

　　在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經濟低迷——社會分裂——政治動蕩，儼然成為一種經濟附庸的新常態——新殖民主義。近水樓臺先得月，親美國家早遭殃，作為美國后院的拉美，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試驗場，由此飽嘗新殖民主義之苦。19世紀的阿根廷，曾經被賦予最有希望的美洲國家，人民的生活比美國還要美好。然而，今天的阿根廷與美國有著天壤之別，經濟危機不斷，社會矛盾激化，政局更迭頻繁，曾經1個月換了5位總統，刷新了“民主政治”的新紀錄，成為陷入新殖民主義泥淖的典型。倒霉的阿根廷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折騰得筋疲力盡，無助無奈得似乎只有哭泣(電影《貝隆夫人》主題曲《阿根廷別為我哭泣》成為阿根廷的“第二國歌”，人人會唱)。

　　綜上所述，多年來，受到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蠱惑，利益集團的誘導與誤導，很多發展中國家認為，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民收入、追趕發達國家的捷徑。實際上，經濟與社會發展，對于后進國家而言，沒有捷徑可走，只有老老實實發展實體經濟，走農業現代化與工業現代化道路。工業化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大國穩步增長、持續發展、不斷追趕、實現強大的不二選擇，任何試圖尋求發展捷徑——拋棄工業化而追尋城鎮化、金融化、信息化——都是機會主義，最終必然失敗。但是，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不可能讓發展中國家走上成功的工業化道路，它們不斷通過變換馬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以及以金融自由化與經濟金融化為內核的經濟政策，尤其是通過在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培育生長的買辦利益集團，將發展中國家引向邪路，從而使之成為自己的長期甚至永久的經濟附庸，成為低端商品的代工生產基地，成為環境污染的集中地，成為源源不絕的利潤源泉。(本文發表在《國有資產管理》2015年第5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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