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被組織調查，意義超過了普通的副省級干部，因為這個人本身是一種改革思路的象征。

　　本世紀初以來，仇和被中國的一些媒體和學者，塑造和包裝為“改革明星”，因為仇和的所作所為符合他們所認可的思路。這種思路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但是今天已經走到了盡頭，并且成為導致腐敗的原因。仇和的倒下，從側面意味著今天必須認真反思這種思路了。

　　“仇和式改革”，表面上表現為利用政府權力推動私有化和市場化

　　仇和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念，相信極端的私有化和市場化。他自稱讀過十幾遍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而且媒體對此津津樂道。中國干部學習西方理論是必要的，但是仇和這一類干部，只是學了半瓶子醋，片面吸收了其中主張極端私有化和市場化的部分，實際上是被洗腦了。筆者曾經當面聽仇和說過：“中國傳統文化講親情，講道德，這不利于搞市場經濟，要破掉，要改造”。可見，其已經到了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念而不顧一切的地步。

　　仇和從宿遷開始，就獲得“仇賣光”的稱號。仇和在宿遷有一句名言“宿遷515萬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變現的資源或資產，都可以進入市場交易”。什么都可以賣，這就是其理念的集中代表。

　　在1990年代國企改革高潮中，仇和任書記的沭陽全縣，工業企業除化肥廠外，331家企業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會議上宣布：從今之后，不準縣鄉政府再新辦純國有企業，現有企業的改制原則是能賣不股、能股不租，以賣為主。從2001年始，宿遷全市337家幼兒園、122家鄉鎮衛生院，相繼變為民營，11家縣以上醫院已全部完成改制。

　　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仇和受到一些主張極端市場化、私有化的學者的追捧。2006年，一些學者對宿遷“賣光式”醫改提出批評，周其仁在沒有去宿遷調研的情況下，就先寫了洋洋灑灑的幾千字長文，言辭激烈地為宿遷辯護。因為仇和是這些學者在體制內找的代理人，他們有共同的理念，批評宿遷醫改實際上是對極端私有化改革思路的批評，打破了幾十年來他們營造的“市場神話”，因此必須進行反擊。

　　在“市場化”的掩蓋之下，仇和真正做的事情是：讓權力和資本結合起來剝奪平民，這是“仇和式改革”的本質

　　仇和打著“市場化”的旗號，但實際上是用十分獨斷專行的手段推行市場化。其實質是讓權力和資本結合起來，為資本擴張開路。有不少評價說，仇和有魄力、有能力，“對官員狠，對老百姓好”。這話只說對了一半。仇和的魄力、能力，表現在為資本擴張開路上，在對資本擴張有利的事情上，他確實是有魄力、有能力的。

　　“仇和式改革”的本質，就是全心全意為資本服務。仇和到哪都刮起一股旋風，但仔細一看就發現這股“仇旋風”從來都是以資本家為“核心”團團轉的：

　　——你投資我服務，你發展我開路，你有難我幫助，你受益我保護

　　——大力度精簡和規范行政審批事項，按照流程最短、效率最高、收費最少、標準最低的原則，該并的并，該撤的撤，該減的減

　　——把昆明打造成西部地區乃至全國審批最少、收費最少、耗時最少的城市。

　　與其說“仇和對老百姓好，對官員苛刻”不如說“仇和對資本家好，對官員苛刻”，難怪“一位私營地產公司董事長感慨地說：仇書記就是不一樣啊!”

　　客觀而言，仇和路線對地方上局部地區的暫時發展，見過成效。只要該地區以領先全國的最積極、最鐵腕、最激進、最廉價、最優惠的政策私有化，的確可以吸引大量資金。資金充裕了，的確會如輸了血一樣，容光煥發一陣子。只是，如果全國都這么招商呢?各地都爭先恐后地賤賣呢?你賤，我比你更賤，結果如何?沒有更賤便無法吸引投資。這是經濟邏輯的必然結果，也是現在的客觀事實。

　　為資本擴張開路的另一面，則是對老百姓極端的殘酷壓榨，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暴力拆遷和公共服務的私有化

　　暴力拆遷和公共服務私有化，都是有利于資本獲取超額利潤，同時卻使老百姓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土地、失去了醫療、失去了教育。

　　——暴力拆遷。仇和倒臺當天，記者吳飛發表了題為《塵封十年：仇和施政調查報道首度曝光》，這是這位記者2006年在宿遷沭陽采訪的文稿，一直無法發表，至今才重見天日。這篇報道詳述了仇和在宿遷動用警察，強制圈地的過程。一些不聽從政府警告，繼續上訪的上訪戶，陸續被公安秘密帶走，連家里人都不知道。打電話到110報警，但他們得到的回答是不許報警，一些還判了刑。

　　讓仇和名揚天下的就是那張掀起全國暴力拆遷的著名照片：一隊浩浩蕩蕩的人馬在滾滾塵土中奔赴暴力拆遷現場，中間是敞著懷大步流星的中共宿遷市委書記仇和，一邊是提著警棍夾著判決書的公檢法隊伍，另一邊是扛著攝像機的電視臺和報社記者隊伍，后面是龐大的推土機和各種拆遷機器。準備在對拆遷戶施行暴力專政后再實行輿論討伐。

　　這就是名揚天下的所謂“仇和模式”。由此對中國改革蒙上了一層血腥的色彩。這種模式，不僅在宿遷，在昆明也是一樣。

　　——公共服務私有化。從2001年始，宿遷全市337家幼兒園、122家鄉鎮衛生院，相繼變為民營，11家縣以上醫院已全部完成改制。公共服務私有化，為投資者賺取巨額利潤開了方便之門，據北京大學李玲教授課題組2006年的調研，宿遷公開鼓勵民營資本辦醫院營利，醫院的利潤率一般都在50%以上，所以說投資醫院一般兩年就能收回投資，這是什么行業才有的利潤率?都是民脂民膏，直接轉化成民營老板的利潤。

　　盡管目前還沒有證據證明，宿遷醫改中存在腐敗。但是，從仇和到云南之后，“昆明掛著宿遷牌號的車也多了起來”，以及《財新網》報道的仇和在土地出讓中的腐敗現象，不難推斷出宿遷醫改中可能存在什么樣的利益輸送。

　　那些支持仇和的學者，并非不知道這個過程中的專制、違法和腐敗，但就是因為仇和的所作所為符合他們認同的私有化理念，所以這些都不在話下。這也進一步說明了，一些人所主張的“市場化”，并不是真正的市場化，仇和這個把政府權力發揮到極致、說一不二、獨斷專行的人，卻被這些“市場派”學者奉為“好朋友”，真是咄咄怪事!

　　仇和并不是“為公改革”，而是徹頭徹尾的“為私改革”

　　還有一些善良的人，被仇和自我制造的“改革英雄”形象所蒙蔽，認為仇和出發點是好的，只是手段激烈了一點、心情急躁了一點，步子大了一點，“還是比碌碌無為強嘛”，仇和自己也把“為公才改革，為私誰改革”掛在嘴上，蒙蔽了很多人。就連他倒臺之后，仍有不少人為他感到惋惜。

　　人們真是太善良了。仇和真的是“為公改革”嗎?絕對不是。這在他的醫療改革路線上表現得很明顯。

　　一篇網帖比較了仇和和原陜西神木縣委書記郭寶成兩個書記的不同做法。仇和大刀闊斧地賣醫院、賣學校，民生福利撒手不管，結果是步步高升。而郭寶成在任期間，在全國率先舉辦了“全民免費醫療”，群眾十分擁護，周圍縣市群眾以嫁到神木、娶神木姑娘、加入神木戶籍為榮。

　　仔細分析一下，仇和的改革，看起來大刀闊斧，實際上他大刀闊斧砍向的都是老百姓，而得到真金白銀的是既得利益集團。簡單的說，仇和的改革是“殺貧濟富”。仇和表面上喊得震天響，但是在操作上十分乖巧，真正需要觸動的利益集團、需要調整的利益關系，他繞的遠遠的，碰也不去碰。甚至通過免費土地、減免稅收、財政補貼，把真金白銀送給投資者。

　　就拿仇和的醫療改革來說，真正需要被改革的東西，他一動都沒動。一是醫藥流通環節，層層加價、回扣紅包;二是大型醫院營利創收動機，仇和雖然把醫院賣掉了，但是無非是院長變成私人老板，繼續當院長，繼續營利創收。而“仇和醫改”受損害的是普通醫務人員、普通群眾，醫院民營化之后，為了控制成本，普通醫生護士的待遇下降了，但是老百姓的醫療負擔，一點都沒有下降。

　　而神木郭寶成的改革恰恰相反，受益的是老百姓，但是郭寶成卻得罪了醫藥資本集團，把藥品流通環節的水分壓出來，醫藥利益集團不干，醫院的成本受到控制、監管更加嚴格，而且還得罪了同僚。所以郭寶成在55歲就被迫轉崗。每天寫詩作畫自娛。這才是“為公改革”，而仇和的改革是“為私改革”。

　　當時，人們還為郭寶成退休、仇和被提拔感到憤憤不平。現在看起來，真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歷史是公正的，黨紀國法是公正的!

　　“仇和式改革”已經走到了盡頭

　　仇和式改革，實際上是多年來不少地方的做法。今天中國出現的收入分配差距、環境惡化、社會矛盾、民生危機等，都與地方政府的施政傾向過于照顧資本利益、而忽視廣大勞動者的利益有直接關系。

　　仇和無非是把這種“資本和權力結合起來剝奪平民”的改革方式發展到了極致，所以他才被一些媒體樹立為改革的“明星”。這也正是為什么一些主張極端私有化自由化的學者，會成為仇和的好朋友，而且不惜一切、不顧事實地為他吹捧、唱贊歌。

　　其實，仇和式改革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見，最為典型的就是20世紀60年代的拉美和80年代的蘇聯東歐。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有些是從西方學習回來的，只學了半瓶子醋的西方經濟學，然后就嘴上喊著市場化、私有化，實際上是在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旗號下，干著用行政權力為資本開路的事情，把國有資產中飽私囊，制造了劇烈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最終甚至導致亡黨亡國。

　　這就是“改旗易幟的邪路”。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仇和被調查就是因為他的施政方向，但是這種“權力和資本結合起來剝奪平民”的改革方式必然帶來腐敗。這是早期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模式，而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模式。

　　仇和落馬正值“3.15”打假日。仇和是典型的假共產黨，是隱藏在黨內的偽劣假冒產品，這是仇和與一般腐敗官員的根本不同。

　　雖然仇和落馬并不必然意味著“仇和式改革”真正退出歷史舞臺，但是總能讓人們再次反思這種不能再繼續下去的模式。所以，還是要歡迎仇和這個很好的反面教材的。

　　別了，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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