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種立意是好的。對于市場配置的作用和意義,可以用人體來做個比喻。人體有許多功能,例如消化、血液循環等,都是在神經系統的支配下自動完成的;對此,人的主觀意識并沒有直接介入。如果將這些東西都交給主觀意識來管理和完成,不管它能否做到,人的主觀意識都將因工作繁重而無力負其重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政府來直接指揮各種繁復、瑣碎的經濟活動,就像讓人體的主觀意識來管理體內各種生理過程一樣,是一種無法承受的重擔。
以上,還只是單純就經濟管理而言。另外,就行政管理而言,一旦政府直接指揮經濟,就會出現一個更麻煩的問題,那就是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的管理。這種管理本來就很復雜,很困難,而一旦賦予各級政府指揮經濟的職能,中央對地方的管理難度將以倍數提升,甚至成為“不可能的任務”。行政管理之難,難在考核。考核的指標越簡單,管理越容易;反之,目標越復雜,則管理越難。對政府的考核,目標本來就是多樣的,與股東僅僅根據負債表和損益表就可以考核一個企業截然不同。如果再加上經濟發展的目標,目標之間的相互沖突和難以排序將更加嚴重,人為可以鉆的空子也更多,中央居高臨下的管理將更加難以完成。
所以,無論從經濟還是行政的角度看,市場化改革都是必要的。只有將一般經濟活動交給市場支配,政府才有可能管好自己必須管的,才有可能把自己管好。但是,政府從具體經濟事務中的退出,也有其副作用,會留下一些空白。一方面,政府可以不介入一般具體經濟活動,但它必須掌控經濟發展的大勢,必須對宏觀經濟形勢具有足夠的調控能力。顯然,對經濟事務的收縮,會削弱政府這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有些公共事務、公共責任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而政府只有介入經濟事務才能承擔,或者說才能較好地承擔,例如對市場失靈的矯正,對收入分配的調節。政府將更多經濟權力交給市場后,留下的這些空檔如何填補?
答案在于公有制。發展公有制企業可以填補以上空缺。公有制企業因為其性質原因,可以成為政府調節宏觀經濟的抓手。公有制企業的力量每增一份,政府可調控宏觀經濟的力量就大一份;另外,如拙文《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唯一出路是“公有制+市場機制”》所述,公有制也是實現收入分配調節的最好手段。近十多年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軌跡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提高了各主要行業的需求和贏利水平,帶動了民間投資,從而實現了經濟繁榮。但是,這種繁榮并沒有有效轉化為國內消費力的同幅增長,“投資增長-財富增長-消費增長”的過程沒有完成,經濟的良性循環軌道沒有形成。反之,政府長期主導投資造成了債務和金融方面的隱患,持續下去越來越困難。對此,管理層認為問題出在政府投資上,希望以市場機制替代政府主導,釋放市場活力。于是,政府投資開始退出,各主要行業的需求和利潤率下降,民間的投資意愿也隨之減少,經濟遂表現為下行態勢,管理層的“市場活力”預期并沒有真正實現。實際上,經濟未能進入良性自循環,投資增長、財富增長未能同步轉化為消費增長,如拙文《當下經濟問題的根本癥結與出路》所述,根源在于分配上的高度貧富分化,使相當一部分財富被截流,沒有再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解決弊端的對癥之方,只能是調節收入分配。沒有對收入分配的有效調節,政府與市場則皆不能免于失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國的公有企業不但不能削弱,還應增強。
那么,公有制的增多變強,會不會像政府直接指揮經濟活動一樣,增加中央行政管理的難度和負擔?縱然有所增加,卻也不會太多。因為管理企業和管理政府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如前所述,對企業的考核,甚至可以濃縮為兩張表格(負債表和損益表)。政府對公有制企業的管理,和股東對股份制企業的管理相似,某種程度上政府管理還更方便,尤其是相對于那些股東分散的股份制企業而言。在這方面,國際上已有許多成功經驗,實踐證明政府完全能夠管好企業。當然,雖然能夠做到,難度仍然存在。股東對企業的把握、對管理層的監督,從來就是個難題,公有制企業也不可能例外。可能正因如此,此輪改革才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將國企民營化等思路,希望將難題扔給市場。如果公有制企業僅僅只是一個企業,與其他企業承擔一樣的功能,那么政府確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將它徹底推出去更好。但是,由于公有制企業除了一般企業的功能外,還可以承載幫助政府調節宏觀經濟、調節收入分配等關鍵性功能,所以,就不能簡單地將之推出去了事。有著如此多功能和意義的公有制企業,完全值得政府花力氣將它管起來,堅持把公有制企業辦下去,辦好。
因此,市場化改革是必要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是對的。但是,市場化改革應該有兩個維度,而不能只是一個維度。其一,應減少政府對具體經濟活動的直接介入,將更多的決定權交給市場;其二,應大力發展公有制企業,同時改善政府對公有制企業的管理,使之可發揮調節宏觀經濟和收入分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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