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藥科大學 張志坤

　　中國崛起必須贏得幾個方面的勝利：

　　其一，要贏得反霸權圍堵遏制的勝利。

　　其二，要贏得反分化反西化的勝利。

　　其三，要贏得反腐敗的勝利。

　　上述三個方面的勝利至關重要，對崛起復興的中國而言，都只能勝利不能失敗。這大概是“共識”。

　　因為如果不能贏得反圍堵遏制的勝利，則中國在戰略上就將始終受制于人，仰人鼻息，沒有戰略上的獨立與自由，所謂崛起也要成為片面花哨的而不是全面真正的崛起;

　　因為如果不能贏得反分化反西化的勝利，中國就可能像前蘇聯那樣四分五裂，也可能像伊拉克那樣“民主”、“自由”下去，所謂的復興也將成為一個泡影;

　　因為如果不能贏得反腐敗的勝利，腐敗在中國繼續蔓延或者強勢反彈，中國社會就要自朽垮塌，所謂的“中國夢”就是一場夢幻。

　　如何才能贏得上述三個至關重要的勝利呢?

　　任何人回答也只能有兩個字——“斗爭”。中國必須與霸權做斗爭，圍繞圍堵與反圍堵，遏制與反遏制展開較量，并在較量中贏得勝利;中國必須與分化西化的各種思想、勢力做斗爭，維護中國的統一，杜絕中國俄羅斯化或伊拉克化;中國還必須與腐敗做斗爭，強化制度體制的自我修復機制，避免歷史周期律，加強執政合法性，確保執政黨的執政地位。所以，斗爭在中國客觀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中國崛起復興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斗爭史。

　　上述這些斗爭都非常激烈，第一，它們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不是哪些人愿意與否的問題，也不是“信則有不信則無”的東西;第二，勝利絕非唾手可得，這些斗爭都將艱苦卓絕，要經過漫長的甚至是反復的過程。也就是說，它們將成為當代中國的主線，并貫穿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

　　這說明什么問題呢?

　　這說明，“新常態”的核心內涵是斗爭。

　　在當代中國的政治語境中，“新常態”一詞橫空出世，由一個描述新階段經濟形態的詞匯迅速走紅，向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拓展，覆蓋了方方面面，由此而來，“新常態”已經上升為當前中國的歷史的階段性特征，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新常態”時期。

　　進入“新常態”時期的中國必須確保兩條基本的底線，一是安全，一是發展，通俗地說，就是“不能停”，“不能亂”，所謂“不能停”就是發展不能停;所謂“不能亂”就是社會不能動亂。拜改革開放三十年之所賜，現如今中國社會內外矛盾的積累已經到了相當嚴峻的程度，只有通過強有力的“否定”——也就是斗爭，才能解決問題。所以，如果說當前及今后一個階段是“新常態”時期，那么這個“新常態”核心的內涵就是“斗爭”：對外開展新時期、新形式、新內容的反霸斗爭，反西化斗爭;對內開展反腐敗斗爭，反分化斗爭，不破不立，以斗爭求發展，以斗爭促穩定。

　　這還說明，中國必須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首先是不能回避斗爭。曾幾何時，“斗爭”一詞在中國消逝得無影無蹤，曾經最講斗爭的共產黨甚至都不敢與“斗爭”二字沾邊，避之唯恐不及，好像中國從此無斗爭，只剩下發財一途。一個時期，官方對于斗爭的態度大致上可以概括為六個“不”—— 不聞不問、不聽不看、不抓不管，甚至直到現在，依然對嚴峻的意識形態斗爭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掩耳盜鈴的態度，經常自我安慰、自我麻醉，什么“意識形態的主流是好的”，“廣大思想工作者的主流是好的”云云，對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整體性塌陷以及普世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泛濫的程度嚴重估計不足。所幸的是，十八大以來情況開始好轉，不但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有所反擊，而且斗爭的意識，斗爭的態度也漸漸浮出水面，不再像以前那樣躲避否認。但是，僅僅這樣還不夠，不回避斗爭只是一個起點，在不回避的基礎上還要勇敢地迎上去，敢于斗爭，并在斗爭中學會斗爭，逐漸做到善于斗爭。非如此，勝利不會到來。以為中國崛起可以采用悶聲發財的辦法，這不過是可憐的鄉下土財主心態。鄉下的土財主可以這樣，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復興卻做不到這樣，也不能這樣。

　　內外斗爭無疑要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戰略壓力，這不是中國愿意與否的事情，這固然是壞事，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這又給中國前進注入了強大的動力。壓力變動力，中國封建社會往往就是因為沒有外部壓力而頹廢墮落。無數歷史事實說明，民族與國家的成長，一定的外部壓力相當必要。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還得好好地感謝美國霸權，應該謝謝美國以及一切西方國家，一直義務地充當中國人民的反面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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