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灘，上海，曾經是我熟悉的地方。

　　年輕時，我曾隨著成十萬的人潮，在外灘附近看慶祝香港回歸的禮花;同著十幾里熙熙攘攘的人群，看元宵節外灘的彩燈裝扮;還曾親歷過在某知名理工院校的迎元旦舞會上，當接近零點，電視里《歌唱祖國》的豪邁歌聲響起的時候，全體人員都停了下來，集體手拉手一起合唱的場景。

　　上海，不是一個缺少對大規模群眾聚集的疏導管理經驗的地方;在上海的青年，不是缺少集體精神、協作意識的人群。

　　然而，在上海，在青年自由聚集的外灘，卻發生了人群踩踏的慘劇、悲劇。原因在哪里?教訓是什么?今后應如何避免這種悲劇?

　　二

　　我們可以想象，類似的擁擠人群如果出現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局面會是怎么樣?

　　應該會有共產黨員、革命軍人、后來是青年知識分子，那時他們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對危險性敏感，需要時會主動站出來，對人群進行疏導，而群眾也承認他們的社會中堅地位，會積極予以配合，其間，還會涌現出協助他們一起行動并樂在其中的積極分子。雷鋒是他們的典范，從電影《今天我休息》中可以看到這樣的氛圍。

　　社會管理機構沒有閑著，他們會根據預計人群流量的多少，抽調青少年學生、甚至青年職工做自愿者，協助疏導人群，保障安全，保障人們對活動的參與。當人數明顯超出預計時，他們中會有人相當警覺，及時向上級報告。

　　那時的公安機構本身力量是弱小的，但可動員力量是強大的。正是在這實質上是依靠社會進行社會治理的工作方式中，也培養了新一代觀察社會、參與社會的能力，發現、鍛煉了社會的中堅分子，并從整體上使社會能力得到提高。

　　三

　　必須說，之后的主要依靠警力進行人群疏導的方式是有效果的。同時，這也與社會節奏更快，人們更忙碌，社會分工更加細化 、具體化的社會大勢是一致的。

　　但是社會在變。隨著資本、金錢驅動社會發展越來越成為社會的規則或者是潛規則，從前在集體勞動生活中容易脫穎而出的、喜歡管“閑”事的中堅分子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冷落和限制，他們在群體中的號召力被大打折扣。隨著一波又一波的改制潮、拆遷潮、投資潮(如幾萬億)的涌起，短期行為受鼓勵，堅持操守被鄙夷。投機行為，只顧自己，朝秦暮楚成為很多“成功者”的行為范式，并引領著年輕一代。在這種情形之下，人群聚集時的社會能力下降是必然之事，而下降之速，已經使依靠警治系統維持安全難以為繼。

　　有人提出觀點：主要依靠警治系統已經產生了大量的社會成本，相當規模的出警還要有足夠的經濟力量支撐。警治系統內相關人員的無利不動和尋租傾向，更可能導致這一系統有時對外體現出該作為時不作為(如上海外灘踩踏事件)，不該作為時過分作為(如太原打死討薪女事件)。以警治力量維護社會安全穩定，已經到了只有束縛社會才能維護得住的地步。

　　其實，警治系統是社會能力的一部分。警治系統的問題也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部分。保持社會經濟政治的平衡前進，通過警治系統結合自愿者組織(青年中堅力量)，借鑒共和國前幾十年的寶貴經驗，提高社會能力，完全可以在尊重人們自由權益的前提下，以較低的社會經濟成本保障社會的安全與穩定。

　　四

　　我非常擔心，會有人設想，為避免外灘慘劇，今后不允許人們出現大規模聚集，并得到政府采納。因為如果這樣，中國社會面對將來可能的壓力、面對敵對勢力的挑釁將不堪一擊。

　　今天，我看到了法國巴黎370萬人大游行的新聞。

　　我意識到，如果我擔心的那種設想真被采納(這種可能性很大，當然，采納可能是變相的)。中外社會能力以卵比石的那種落差，將導致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將迅即到來。

　　我經歷過七十年代學校組織的在田間、工廠的勞動協作中培養社會能力(小學)，八十年代豐富多彩的課間、假期活動和體育游戲中提升社會能力(中學大學)，九十年代前幾年學生在蔚然成風的遠足、春游、文體活動中發展社會能力(工作后)，然而，這些年，我親眼目睹，學生的課余活動(特別是出行、跨校跨單位體活動等)越來越少了，越來越受限制了，自由空間也越來越局促了。而每一波限制學生活動的理由，都往往是防止事故發生。學生不動，不會有事，把學生拴住，以避免有事，成為一些管理者的秘訣。你帶學生活動了，沒事，沒有人鼓勵，出了事，唯你是問，成了必然的結果。至于學生的能力、素質是發展了還是萎縮了，反正高考不考，那都是次要的。甚至一些家長也是這樣認為。與之并行的必然結果是，學生的創造力、集體行動能力也越來越退化，學生的生命力、活力比往年明顯不足。

　　我們的社會會不會遭受類似于學校這樣的局面?

　　必須承認，群體活動也是社會需求。《老子》：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在這當今鋼筋水泥的建筑森林里，整日面對電腦手機屏幕的一代，去相對更接近大自然的黃浦江畔，和著千千萬萬年輕人一起數著倒計時迎接新的一年，這未嘗不是一種令人憧憬的場面，至少談不上是一種過錯。對于群眾的這種需求，這種接觸社會，融入群體的心理要求，我們應該尊重和保護。我們需要做的，是對人群的疏導，是對安全的保障，是在這疏導和保障中鍛煉出有擔當、有行動力和協調力的新的一代。群體秩序亂，應管理引導，社會能力弱，應加以鍛煉。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在實踐中解決的。“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天下觀天下”，也只有在這樣集體、社會的活動中才能鍛煉出集體、社會本身，并從其中發現和培養集體中的中堅力量和積極分子。

　　關心社會能力者，得民心。養護社會能力者，天下從。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就是通過放手發動社會能力、鍛煉社會能力、依靠社會能力，使中國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局面的。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最害怕的就是，中國人民鍛煉出較強的社會能力，從而擺脫它們的經濟吸血和控制企圖。

　　五

　　我對通過在群眾聚集中鍛煉社會能力的具體建議方案是：

　　一、 在青年中選拔和培養鍛煉一定比例的積極分子，通過相當時數的學習、實踐、研修，授以危機處理志愿者、交通疏導自愿者、消防協助自愿者之類的稱號，發給證書和相應標志，并給以需要時候站出來管理或協助管理秩序的權力。在較大的群眾性活動中，可以成建制的調動他們。需要說明的，這些都是義務的，不發工資，做出的貢獻也僅僅作為榮譽表彰。對該記功的，要記功。

　　二、 在群眾活動的聚集現場，可以招收臨時志愿者，發給相應標志，分配給既有一定自由度，又有一定要求范圍的任務，并授予一定權力。這些志愿者在離開場所時返還標志，返還時可贈與象征性紀念品。對臨時自愿者的姓名、分擔責任、貢獻等可以采取網絡登記，對其中同意公開的，應予以公示，以作為表彰。對于其中不履行責任造成損失的，則可以通過公布的方式予以批評。對他們的工作評價可以通過專業人員、經過培訓的自愿者、群眾反映結合相應技術手段等進行。

　　三、 鼓勵并要求大中小學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將學生組織起來，將集體鍛煉出來，并從中發現負責、機敏、行動能力強的骨干分子，推薦給相應機構作為更高層次的自愿者進行重點培養。

　　四、“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危不忘安，王震曾要求戰爭時要保護“墨水瓶”(知識分子，相);同時，安不忘危，我們在和平年代也要注意保護、適度寬容那些有些主見、有些個性、同時讓領導、老師有些頭痛的學生(將)。讓他們有機會展示自己，有渠道發展自己。2008年我在北川震區支援教學時，有一個課堂上老是動，老是說話的學生，后來我才知道他是教育部授予稱號的抗震小英雄，關鍵時，他勇敢站出來立了大功。對這樣的人，即使在批評的時候，也要有愛護的心。危機時刻，這樣的人往往更能奮不顧身，可能也更容易找到處理危機的關鍵點。

　　五、要有危機意識，意識到五百年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的擴張還沒有停止，宏觀的說，中華民族還沒有結束“最危險的時候”。在這種局面下，對任何勇于保護自身權益，勇于同惡性勢力做斗爭的人都應當支持、鼓勵、甚至表彰。如太原遇難的討薪女，以及為保護證據跑了幾里路的工友，敢于討薪，敢于冒著危險保存證據就是見義勇為。社會能力就體現在這千千萬萬的具體小事中。保護著這些勇于為正義發聲地弱者，也就保護了社會能力。他們現在敢于冒著生命危險、不為收買所動為伸張正義而行動，在集體、人群、國家發生困難、危機時，那時主要靠得住的也是這樣的人。那時社會最需要的，就是從他們身上體現的這種精神。所以為避免危機、戰勝危機，我們要鼓勵這種精神。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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