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于：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一 中國當代宗教生態景觀

　　當代中國晚近30 年，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中國民眾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國際大背景相呼應的是，中國社會內部的核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使得信仰多元化景觀在當今中國漸趨成為不爭的事實———制度化傳統宗教、彌散型民間信仰歷久彌新，意欲有為;新興宗教及可疑的膜拜團體甚或邪教潛滋暗長，蠢蠢欲動。這種信仰多元化景觀或宗教生態景觀，正如政界和學界的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主要表現為“信教人數持續增長、教徒結構明顯變化、宗教格局面臨沖擊、國外影響更加突出、宗教矛盾日益復雜”。

　　具體說來，在我國常提到的五大宗教中，伊斯蘭教信徒即穆斯林人數基本上隨人口增加而穩步增長，目前約有2100 萬;佛教、道教信徒眾多，但在家信徒無法精確統計;天主教信徒具有家庭傳承特征，解放初期約有300 萬，目前約有550 萬;基督教徒在解放初期約有70 萬，晚近若干年來增長迅猛，官方統計已達1600 萬，這一數字尚不包括“未登記教會”的信徒。宗教信徒的構成分布，過去以老年人、女性、低學歷、農村人口、老少邊窮地區為主要特點，近些年出現向全社會尤其是中青年人群、城市居民、新社會階層和經濟發達地區擴散和滲透的趨向。

　　宗教生態景觀因社會變遷和國際交流而五光十色、斑駁陸離，舉其犖犖大端言之，如佛教在某些地區富甲一方，在天災人禍的慈善捐助方面不遑多讓，精神可嘉，但更多的則是“宗教搭臺，經濟唱戲”。有些地方，來自教界、政界、商界、學界的某些勢力利益共謀、互利共贏，佛像與銅臭沆瀣，迷信共腐敗一氣;藏傳佛教又不時被“藏獨”勢力利用，一些寺院淪為“藏獨”騷亂(如2008 年拉薩“3•14”事件)的策源地，達賴喇嘛對藏區仍有不小影響;伊斯蘭教具有明顯的民族屬性和相對穩定的地域特征，近些年因西北穆斯林經商而遠播東南沿海(如浙江義烏);境內外宗教極端主義組織以伊斯蘭教為掩護在新疆“招兵買馬”，積蓄力量，頻繁制造或圖謀策動“疆獨”事端(如2009 年烏魯木齊“7•5”事件);境外基督教極端勢力利用宗教交流、派遣傳教士、經商、投資、教育、旅游、文化、體育、慈善、網絡傳教等方式“開荒布道”傳福音，以“中華歸主”、“基督羔羊”征服“中國龍”為目的;境內基督教“家庭教會”挾洋自重，抗拒中國“三自”(自治、自養、自傳)傳統;東正教、猶太教等傳統宗教，巴哈伊教、摩門教等新興宗教開始在我國民眾中發展信徒;法輪功等邪教組織死而不僵，在國外敵對勢力庇護下仍在掙扎;民間信仰有的有助于臺海統戰(如媽祖信仰)、海外僑胞聯誼(如關公信仰)，有的可升進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因而受到有關方面扶持，但總體上可以視為晚近若干年“宗教熱”的深厚社會土壤。

　　二 基督教在華非常規擴張的國際背景

　　種種跡象表明，國內近些年出現的宗教熱尤其是基督教在華非常規擴張現象，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冷戰的結束、國際共運的低潮和蘇美兩強制衡格局的終結，使得以往不太突出的民族、宗教矛盾日趨凸顯。某些西方大國為謀求本國利益最大化，對中國的西化、分化圖謀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利用宗教、人權問題施加壓力。他們將所謂“國際宗教自由”與人權相聯系，以“人權高于主權”的新干涉主義為武器，粗暴干涉中國的宗教事務內政，公開支持中國國內和流亡海外的一些披著基督徒外衣的持不同政見者，企圖使中國政府及三自教會背負“宗教迫害者”的惡名，通過在中國境內制造與宗教有關的混亂來達到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構成嚴重威脅。

　　我們認為，西方語境中生成的政教關系分析框架，并不完全適合中國。在宗教問題上若不理直氣壯地強調“中國特色”，則無論是探討“政教分離”還是“政教和諧”，都跳不出西方一些國家關于政教關系的話語窠臼和思維陷阱。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至今170 年來，中華民族基本解決了“挨打”、“挨餓”的問題，現在仍然面臨“挨罵”的問題。中國的執政者在宗教人權問題上無論怎么做，都很難符合某些國家的標準。唯有打破西方的話語霸權，才能擺脫困境。中國特色的三自體制、三自旗幟、三自模式，是中國的國家主權在宗教領域的具體表現，是中國基督教愛國主義傳統的繼續，必須堅持和鞏固。

　　三 中國當代語境中的無神論

　　我們發現，中國當代農村的所謂“信主”現象或“基督教熱”，大多是貧病或生活無著境況下的功利性選擇與從眾現象的混合物。耶穌基督或上帝被視為“救世主”，成為“人民大救星”毛主席或“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替代物，甚至被比喻為“基菩薩”。而某些城市知識分子皈依基督教，常常是為了表達對某些現實問題的不滿。對某些持不同政見者而言，基督徒身份既是一種疑似“世界公民”的時尚面具，在現有的中西關系情境中又具有明顯的保護傘作用，于是變身“家庭教會”成員便成為一種廉價有效的生存策略。上述兩種信教類型，有其各自非常現實的經濟或政治原因，現在的問題是：他們為什么會求助于或乞靈于根本就不存在的上帝呢?探究起來一言難盡，而主流意識形態存在某種缺失或流失、缺乏足夠的感召力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當代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在一個改革縱橫時期，對于競爭失意者或體制外弱勢群體而言，宗教有神論固然是一個情有可原、無可厚非的選項，但我們認為，科學無神論是一個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選項———因為無神論是與科學理性密切相關的一種思想體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有些人認為，只要有助于緩和社會矛盾或創造經濟效益，有神論、無神論均可接受和利用，甚至將宗教視為一種維護現狀的“社會資本”。這種實用主義的說法和做法不僅短視，而且幾近飲鴆止渴，令人憂慮。應當創造條件使社會大眾有足夠多的機會接觸無神論、接觸科學理性，才是對人民群眾真正負責任的表現，才是對國家和民族、對歷史真正負責任的表現。

　　我們認為，對青少年進行科學無神論教育，讓正確的世界觀浸透每個受教育者的童年、少年記憶，長遠來看相當于盡可能早地注射成本低廉的思想“疫苗”;對全體黨員乃至全社會進行“亡羊補牢”式的科學無神論教育，建立一道意識形態“防火墻”，幫助人們回歸常識和理性，對于破除宗教迷妄、抑制宗教狂熱、減少未來的治亂成本無疑具有不可替代的“治本”作用。

　　在中國當代語境中，市場經濟條件下“看不見的手”和天災人禍等無所不在的偶然性會把不少人推入宗教有神論的懷抱，無神論的前途命運從根本上說與執政者的經濟社會政策及相應制度安排(如全民社保制度)密切相關。現在距離實現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消滅私有制、與傳統所有制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社會理想還很遙遠，列寧提出的“社會主義與宗教”的政治難題遠未徹底破解，毛澤東提出的“批判神學”的任務也遠未完成。但無論如何，科學無神論在不斷完善的主流意識形態中應該占有應有的地位，因為“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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