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來了，黃禍來了，亞細亞的勇士們張大了吃人的血口……”

　　這句話隱含了部分西方人對“黃禍”的恐懼、對中國威脅的臆想。

　　2014年10月，英國學者克里斯托弗·弗雷林出版了《黃禍：傅滿洲博士與恐華癥之源起》一書，隨后英國《衛報》和《金融時報》網站對此發表了書評。《衛報》指出，“《黃禍》一書充分地記述了一段應當讓人覺得羞恥的、種族主義的歷史，并警告我們：別以為種族主義已不復存在。”《金融時報》的書評認為，弗雷林的這本新著在一定程度上批評了西方對中國的敵視以及對中國人的偏見。

　　這種敵視和偏見穿越數百年的時空，一直延伸到當下，在前不久阿里巴巴公司赴美上市時，西方媒體就有文章以成吉思汗西征帶來的黃禍和威脅為隱喻，發出了這樣的感嘆：“當成吉思汗踏平亞洲草原時，老歐洲的宮廷幾乎未有察覺。面對著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在東方的崛起，主宰互聯網的美國豪強也是差不多的反應。”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部分西方人認為，“傅滿洲”又回來了，并開始炒作新一輪的“黃禍論”、“中國威脅論”。

　　誰是“傅滿洲”？

　　“傅滿洲”是100多年前西方作家薩克斯·羅默創作出來的形象，也是弗雷林這部新著的重要落筆點。“傅滿洲”是一個充滿中國元素的人物，他陰險殘忍、面目猙獰、狡黠多智，在西方社會中實施各種犯罪行為，被稱為“惡魔博士”、“東方歹徒”，被視為“黃禍”的化身。在此后的百年中，“傅滿洲”在西方的小說、漫畫、雜志中層出不窮，并被好萊塢搬上熒屏，甚至出現了“傅滿洲”系列電影，深刻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知。

　　“傅滿洲”代表著一種恐懼。成吉思汗的大軍曾經揮舞著“上帝之鞭”，從蒙古草原開啟征途，一路攻城略地、一路血雨腥風，直抵歐洲的多瑙河畔。此后，黃種人的刀劍和鐵蹄就成為西方揮之不去的陰影，“黃禍”一說由此發端。梁啟超認為，西人眼中的“黃禍”源自生活在東亞、北亞、中亞的游牧部落，但后來轉化為對黃種族群的普遍憂慮。當黃種族群人數眾多、日益強盛時，這種憂慮就會深化為恐懼。

　　“傅滿洲”代表著一種“異視”。在部分西方人看來，黃種中國人既是身體生理上的他者，還是文明文化的他者，更是現實利益的他者。西方憑借先進的物質文明和工業形態，秉持被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所裹持的種族主義看待他者、看待中國，并生發出以自我為中心的“異視”，進而歧視、排斥其他的落后種族。“傅滿洲”就是伴隨著這種“異視”而出現的形象。

　　“黃禍”還是“白禍”？

　　基于中國廣袤的土地、豐富的資源和巨大的人口數量，俄國思想家巴枯寧在19世紀70年代將中國稱為“來自東方的危險”。“保持種族純潔”也是美國排華運動興起和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礎，白人種族主義者斯陶特認為，目前在美國處于支配地位的白種人是最高貴、最智慧的人種，他將黃色中國人視為劣等人種和“蝗蟲”，而“允許一個劣等種族進來，就是自取滅亡”，會嚴重損害白人的生活和就業。

　　在現代“黃禍”論者中，影響最大的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他的相關思想和行動標志著現代“黃禍論”在西方的正式出現。

　　1895年問世的《黃禍圖》在西方流傳甚廣，在圖中，各個白種國家的代表在天神長米迦勒的帶領下，持劍佇立在海邊，目光注視著東方的佛像和巨龍。威廉二世曾滿懷斗志地為該圖題詞，“歐洲各民族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他期望白種人聯合起來，對抗佛像和巨龍所代表的黃種人。威廉二世曾提出著名的“德國德國，高于一切”口號，這個口號的種族學表達可以理解為，“白人白人，高于一切”。

　　后殖民主義思想家弗朗茲•法儂認為，白人在殖民秩序里表現出強烈的侵略心和高傲感。在歷史實踐中，這種侵略心和高傲感給有色人種帶來了不能忘卻的災難和屈辱，在某種程度上可稱之為“白禍”，可謂“白人日益驕，黃人禍益亟”。這種災難和屈辱之于中國，就是堅船利炮恐嚇下的不平等條約、就是列強在華爭相劃分的勢力范圍、就是半殖民體系下畸形發展的民族工業、就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公園警示牌，等等。

　　“黃禍”還是“黃福”？

　　孫中山先生曾言，所謂的“黃禍”是西方人一種無謂的憂心。西人認為，中國人覺醒后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和制度體系將對西方世界造成威脅，而孫中山認為，中國自古以來是溫和的而非好戰的民族，中國的進步對世界發展來講是積極因素，因為“有一個窮苦愚昧的鄰居還能比有一個富裕聰明的鄰居合算嗎?”所以，白人擔心的“黃禍”是不存在的，“傅滿洲”也從未存在，中國富強后將給世界帶來“黃福”。

　　這種“黃福”并不會帶來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抬頭，更不會轉化為新的“黃禍”。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普遍被認作是以本民族、本種族為中心，認為自我優于其他民族、種族，進而可以掠奪壓迫其他族群的理論。而“黃福”所傳達的政治觀念卻不是這樣，它是正義的吶喊，是對黃種奮起的呼喚，是激勵落后民族復興的號角。

　　確如孫中山先生的預言，隨著中國的日益強盛和開放，中國成為世界發展的新“福音”。中國遠離了國強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逐步成為拉動世界經貿的火車頭、穩定世界秩序的平衡器、消除世界貧困的壓艙石。特別是在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為世界提供了難以估量的發展正能量。鑒于中國對拯救世界危機的巨大貢獻，《德國金融時報》發表評論，稱贊“中國人是救星而非黃禍”。

　　“中國威脅論”——“黃禍論”的現代變種

　　2014年11月14日，習近平主席赴澳大利亞參加G20峰會，之后對澳大利亞、新西蘭、斐濟進行了國事訪問，并同太平洋建交島國領導人舉行會晤。一方面，國際主流輿論對此普遍給予高度評價;另一方面，叫嚷多時的“中國威脅論”又沉渣泛起。澳大利亞學者格雷姆·史密斯稱：“在習近平訪問斐濟之際，‘中國威脅論’的幽靈在南太平洋游蕩。”

　　但“中國威脅論”確實只是一種虛幻的幽靈，正如西方虛構出來的“傅滿洲”一樣。中國學者周寧認為，西方人在近代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中，將中國塑造成一個專制的、停滯的、野蠻的帝國，這個帝國是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自由秩序、進步秩序和文明秩序的他者。而這個他者一旦發展進步、一旦具有挑戰西方中心的實力，那么它就演變成所謂的“黃禍”和“威脅”。

　　近些年來，隨著國家主義的興盛和種族主義的相對低潮，“中國威脅論”的影響逐漸超過“黃禍論”，成為當前海外反華勢力攻擊中國、丑化中國、威脅中國的重要言論思潮。“中國威脅論”產生的理論基礎和現實背景比“黃禍論”更為復雜，但這兩者的本質是相通的，歷史沿革也有一脈相承之處，我們不時也能聽到有關“黃禍”的聲音，只是現在的“黃禍論”往往被包裹在“中國威脅論”之中。

　　從“黃禍論”到“中國威脅論”，部分西方人應對這段歷史有所反思。因為它并不能反映真實的中國，而更多的是一種西方扭曲心理的映像，“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屏幕，外人在這個屏幕上放映著他們的希望和恐懼”。盡管中國曾為西方帶去了希望，但“黃禍論”、“中國威脅論”還是表明了部分西方人對中國的恐懼，事實上，“黃禍之事，自必烏有;若果有之，則歐洲文明，自必退步”。

　　西方有一部電影叫做《傅滿洲歸來》，臆想了“傅滿洲”對西方世界的新一輪破壞，在現實中，“傅滿洲”從未存在，更談不上“歸來”。無論是“黃禍論”還是“中國威脅論”，都是一種無端的猜忌、一種無謂的敵視，它源自部分西方人的無知和虛妄，正如創作傅滿洲形象的西方作家羅默在其晚年所說：“我對中國一無所知，這使我出名”;它更植根于部分西方人對自我發展、自我超越的信心缺乏，這在另一方面造就了“傅滿洲博士與恐華癥之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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