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夏：你的土地，我的班卓琴

　　原編者按：當地時間11月24日晚，美國密蘇里州大陪審團宣布：在郊區小鎮弗格森槍殺黑人青年邁克·布朗的白人警察威爾遜免于起訴。這一決定再次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弗格森事件說明美國的種族問題依然存在。

　　巧合的是，今年正是“自由之夏”50周年。半個世紀前的1964年，在被視為種族主義者頑固堡壘的密西西比州，北方的志愿者和南方的社會活動家聯手進行了持續10個星期的民權運動，在為美國黑人爭取平等權利的征途上邁出了重要一步。在那場運動中，美國民歌之父皮特·西格(Pete Seeger)為人們演唱了《我們一定會勝利》，這首歌后來成為美國民權運動的代表歌曲。

　　1964年，美國南方的密西西比州，熾熱難耐的夏天。

　　六月二十一日，三名民權工作者(兩名白人和一名黑人)突然失蹤了。一個多月后，他們三人的尸體在草叢中被發現。人們在電視前流下了震驚的淚水。

　　在這個夏天，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從各地來到這里，為了幫助南方黑人爭取最基本的公民權。民權組織在密西西比州設立了三千所“自由學校”，邀請北方大學生來替黑人居民上課，并協助他們注冊投票。

　　南方黑人面對的環境是長期以來頑固的種族歧視制度。歧視之外，還有無處不在的仇恨與暴力。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前，就有上千起白人虐待或謀殺黑人的私刑發生。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展開的民權運動，更強化了白人種族主義者(以三K黨為主)的焦慮和憤怒。

　　一九六三年，當黑人在教堂外祈禱時，警察放狗攻擊民眾。那一年，至少有十起因為參與民權運動而導致的謀殺事件(如黑人民權組織的領導人麥德加·艾佛司(Medgar Evers))，至少有三十五起種族主義炸彈案(一個教堂被炸毀導致四個小女孩身亡)，有超過兩萬參與民權運動的抗爭者被逮捕。

　　到了1964年，為了反制民權組織，白人暴徒焚燒數十間黑人住宅和教堂，毆打前來幫忙的志工。總共有九個民權工作者被謀殺身亡。但即使如此，還是有幾萬個熱情志工冒著生命危險前來南方。

　　那是六〇年代青年理想主義的高峰。

　　而那個閃著淚光的夏天被稱為“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

　　一

　　那一年八月，皮特·西格(Pete Seeger)正在密西西比州。四十多歲的他不僅是抗議民謠歌手的典范，更是整個民謠運動的先驅，他的歌曲被不同的人翻唱、高掛排行榜。

　　這趟旅程是為了拜訪當地的選民注冊計劃。他的家人勸他不要去，因為實在太危險;畢竟在他出發時，三個失蹤的民權志工仍然下落不明。

　　但西格當然不會感到恐懼。這不是他第一次為民權運動而唱：從五〇年代中期開始，他就經常去南方為民權運動演唱，并深深為馬丁路德金博士欣賞。一九四九年，他和黑人民權歌手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預定在紐約州皮克斯克爾(Peekskill)為民權組織舉辦募款演唱，卻遭到當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威脅。但他仍然去了。結果他載著家人的車子遭到石頭猛烈攻擊——這幾顆石頭后來被他保留下來蓋他的房子。

　　所以他還是來到密西西比州，無畏地演唱他關于人權與勞工的歌曲。演唱會進行到一半時，工作人員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那三名失蹤年輕人的尸體在一個沼澤里被發現了。

　　皮特·西格抬起頭來，強忍著淚水跟聽眾說：“現在，我們必須唱《我們一定會勝利》(We Shall Overcome)這首歌。因為這三個男孩不會希望我們在這里哭泣，他們會希望我們一直唱下去，并真正了解這首歌的意義”。這句話正體現了他的班卓琴上所刻的一句話：“這個機器包圍恨并征服恨”(This Machine surrounds hate and forces it to surrender)。

　　于是，他帶著觀眾一起高聲唱起：

　　我們一定會勝利

　　我們一定會勝利

　　有一天，我們一定會勝利

　　在我的內心中

　　我深深相信

　　有一天，我們一定會勝利

　　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約翰遜總統在國會演說，承諾推動投票改革法案，強調要消除一切阻止公民自由投票的障礙與暴力。然后，他引用這首著名的歌名說：“我們一定會勝利”。

　　新的平權投票法案不久后通過，民權運動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二

　　暴力依然如南方陽光般不斷灼燒著。一九六五年二月，阿拉巴馬州塞爾瑪(Selma)鎮，警方用皮鞭及木棍趕走黑人注冊投票的隊伍，并開槍打死一個幫助選民注冊的牧師。憤怒的金博士組織了一場游行抗議，準備從沙瑪鎮步行到十年前民權運動開始的起點：蒙哥馬利(Montgomery) 。但是，幾百人的隊伍在走出塞爾瑪鎮的橋上，就被警察的棍棒和催淚瓦斯猛烈襲擊，現場一片哀嚎，上百人受重傷。這天被稱為“血腥的星期天”(Bloody Sunday)。

　　三月二十一日，金博士決定重新展開這場為期五天的游行，并召喚了許多好萊塢名人和歌手一起加入游行。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否會遭遇到警察還是種族主義者的攻擊，約翰遜總統甚至派兵保護游行隊伍。西格和他的日裔太太當然也沒有缺席，并且也唱了《我們一定會勝利》(We Shall Overcome)。

　　是的，《我們一定會勝利》，這首歌無疑是民權運動的象征歌曲。它原本是首美國南方黑人教會傳唱的歌曲，歌名是《我一定會勝利》 (I Will Overcome)。一九四六年，一群黑人女工在南方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家煙草工廠進行罷工，天上下起滂沱大雨，不少人離開了罷工線。一名罷工中的女工突然唱起了這首歌，并且把原歌曲中的“我”，改成“我們”：“我們一定會勝利”，并加上了一句歌詞“We will win our rights”(我們會贏得我們的權利)。當這名女工把原來歌中的“我”改成“我們”時，她創造了這首歌最關鍵的改變：個人的自我鼓勵被升華為集體的團結與凝聚。

　　這首歌在次年傳到南方田納西州一所工運和民權運動的組訓中心“高地民謠學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皮特·西格在參訪此處時學到這首歌，他開始在各個工會場合演唱這首歌，并把歌詞中的We will改成為We shall，且加上幾段歌詞。五〇年代末，高地民謠學校開始廣泛教唱西格版本的這首歌，讓這歌逐漸成為南方民權運動的歌曲。但真正讓它成為六〇年代民權運動的國歌，是由年輕黑人四重唱“自由歌手合唱團”(Freedom Singers) 和西格在一九六三年在美國各地社區和校園巡回演唱，并協助民權運動組訓。這次巡回演唱對吸引白人學生投入第二年的自由之夏具有深遠影響。

　　今日，這首歌幾乎已經和西格劃上等號，并且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抗爭場合被高唱，成為二十世紀全世界最著名的抗議歌曲。

　　三

　　皮特西格并不是只屬于六〇年代。他既不是從這里開始，也沒有在這里停下他的腳步。

　　沒有人像他一樣，可以成為一部活生生的美國反抗史。從四、五〇年代的工運，到六〇年代的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到之后的環保運動，以及二十一世紀初的反戰他不僅是上個世紀最偉大的抗議歌手、民歌手，也是今日美國社會理想主義的精神象征。

　　西格于一九一九年出生于紐約市一個音樂家庭，媽媽是茱利亞學院的小提琴老師;父親查爾斯·西格(Charles Seeger)是音樂學者，甚至被稱為音樂社會學之父，曾任教于伯克利大學，并且是共產黨的支持者。

　　三〇年代是美國左翼政治力量的高峰，尤其因為一九二九年爆發的經濟大蕭條。美國共產黨在三〇年代成立了“作曲家協會”(Composer’s Collective)，這個組織隸屬于迪蓋特俱樂部(Degeyter Club)。他們的任務是要創造一種新的無產階級音樂來影響工人意識，其中一個成員就是查爾斯·西格 。

　　查爾斯·西格和其友約翰·洛馬克斯(Alan Loamax)逐漸發現美國社會的民歌傳統就是最具階級意識的音樂，因為這些歌就是反映勞動階級的生活，因而開始采集民歌。他們兩人成為美國二十世紀早期最重要的民歌采集學者。皮特·西格也深受父親影響，從青年時期就把左翼理念、愛國主義和民歌傳統結合在一起。

　　高中時，西格開始學習班卓琴。進入哈佛大學一年后，他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并開始閱讀列寧。但也正是這一年，一九三七年，他父親因為不滿莫斯科大審判而退出共產黨。大二時，西格放棄念書，去協助民歌學者艾倫·洛馬克斯(約翰·洛馬克斯之子)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進行收集民歌的工作。

　　一九四〇年三月，在一個為移工而唱的慈善演唱會——“憤怒的葡萄”演唱會上，皮特·西格認識了一個剛從加州來到紐約、并能真正代表移工聲音的民歌手：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美國的音樂反抗史將從這晚開始展開新的一頁，因為這兩人將一起用民歌來為廣大弱勢人民發聲。

　　西格在伍迪身上看到他自己身上最欠缺的真實生活體驗，因此開始跟著伍迪去美國南方各地巡回演唱。他們不是去表演廳，而是去教會、去罷工現場、去移工社區演唱，并且也聆聽、搜集人民傳唱的歌。

　　一九四一年，他們和朋友們正式組成一個團體“年歷歌手”(Almanac Singers)，以歌聲宣揚反戰和支持工會的理念。在第一張專輯《給約翰道的歌》(Songs for John Doe)中，他們嚴厲批評羅斯福總統的戰爭政策，認為那只是讓國防相關產業獲得巨大利益。但專輯發表不久后，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共產國際改變和平反戰立場。

　　“年歷歌手”發表第二張專輯《談論工會》 (Talking Union)，以勞工歌曲為主，并積極參與工會運動。美國三四零年代是美國勞工運動的黃金時期，新的工會不斷成立。所以“年歷歌手”希望成為整個工人運動的一環，雖然到四二年底他們就解散了。

　　戰爭結束后的一九四六年，西格想要延續“年歷歌手”的精神，去集結一批同樣關心工人的音樂人來共同寫歌，并且把這些歌傳遞給各個進步組織。于是，他們重新回到當年成立“年歷歌手”的格林尼治村地下室，號召大家一起來唱歌，并且固定發行通訊刊載歌曲和音樂討論，甚至想過發行一種“音樂報紙”，亦即每月發行唱片來用音樂報道、評論該月重要事件。

　　這個組合稱為“人民之歌”(People's Song)。正如皮特·西格所說：

　　“群眾在往前邁進，他們一定要有歌可以唱，一定要有一個組織來寫關于勞動者和人民的歌，并且把這些歌傳送到美國各地。這個組織將以美國民歌的民主傳統為根基……因為我感到，整個美國的民歌傳統就是一個進步人民的傳統。所以我們的意見，我們的歌曲，我們的活動，都必須根植在美國民謠音樂的豐饒土壤上。”

　　一九四八年，美國總統大選，曾擔任羅斯福時代副總統的華萊士(Henry A. Wallace)沒有獲得民主黨提名，改代表小黨“進步黨”競選。華萊士的立場比民主黨候選人杜魯門更左傾，支持工會并強調維持與蘇聯的關系，因此“人民之歌”的成員和美國共產黨都全力幫他助選。結果選舉慘敗，人民之歌也元氣大傷，因為財務困難而結束。

　　不服輸的皮特·西格和幾名老戰友又在一九四九年組成四人民謠合唱團“紡織工”(The Weavers)。這個團體和之前不同的是，雖然歌曲仍有政治意涵，但已不再是一個為政治服務的音樂團體。“紡織工”是一個真正的流行民歌團體，他們更重視音樂和合聲的編排，甚至穿上了正式服裝。

　　這個改變主要是二戰后的保守氣氛上升。左翼勢力的整體衰退使得工會對他們的興趣也開始減低;一九四九年的皮克斯克爾事件也讓進步組織擔心找西格來唱歌會引起沖突。另一方面，皮克斯克爾事件也讓西格思考，如何和丟石頭的人對話。一個事件讓上述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本來有人建議“美國勞工黨”找西格去演唱一場募款活動，但勞工黨卻打算邀請更有聽眾號召力的歌手。西格聽到此事大受刺激。過去這些年，他都不愿意去商業場合演唱，只去參加工會或進步團體的演出。但現在，他知道如果要發揮影響力，就不能再拒絕商業。

　　“紡織工”唱流行歌曲，也唱具有社會意識的傳統民歌，他們還要走入一般的演唱場所，第一站是如今成為紐約傳奇演唱場地的“前衛村”(Village Vanguard)。結果越唱越紅，開始在大廠牌發行唱片。一九五〇年的音樂市場可以說是屬于“紡織工”的，他們的單曲唱片《晚安艾琳》(Goodnight Irene)連續十四周都在排行榜上。“紡織工”成為最早暢銷的民歌團體，并讓民歌從少數人的音樂轉化成一種受眾廣泛的流行音樂文化。

　　但就在他們剛開始大紅時，黑暗的手逐漸伸向了他們。

　　四

　　五〇年代中期開始，是民歌的復興時代。而六〇年代初的紐約格林尼治村，是民歌復興的新革命基地;年輕的迪倫、瓊·貝茨(Joan Baez)、菲爾·奧克斯(Phil Ochs)都在村里的咖啡館唱歌、尋找青春的夢想。持續推動民歌的皮特·西格和友人也在這里創辦了民歌雜志《小字報》(Broadside Magazine)和《歌唱》(Sing Out)。

　　但在這一波的民歌復興之中，皮特·西格卻無法出現在電視或電臺上，只能偶爾在小場地表演。因為正當“紡織工”獲得商業成功時，他們卻開始遭遇到五〇年代麥卡錫主義的冷血風暴。

　　那是冷戰初期、意識形態極端對立的年代。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宣稱共產黨嚴重滲透入美國社會各層面，因此在國會推動成立“國會非美委員會”(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來調查、肅清左翼人士。一個宣稱自由的社會，即使是共產黨員也不應該被冠上叛亂罪名，更不要說這個“獵巫”行動牽連許多與共產黨完全無關的人。一九四七年，十位好萊塢導演和劇作家因為拒絕回答該委員會的問題“你是否是共產黨員?”，被控藐視國會，并因此被美國電影協會和各大片廠開除，被稱為“好萊塢十大黑名單”(Hollywood Ten) 。幾年后，一本小冊子更公布一百五十一人為“紅色法西斯主義”的同情者。這些被召喚去做聽證的人后來幾乎都無法找到工作。

　　“紡織工”的四名成員都和共產黨關系緊密，自然成為被調查對象，成為美國史上第一個因叛亂罪被調查的音樂團體。唱片公司和他們解約，許多演出也被取消。一九五五年，“非美委員會”以共產黨對娛樂業的影響要求皮特·西格出庭作證，西格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也拒絕供出任何和共產黨有關的人士 。他引述“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強調“我拒絕回答任何關于我的關系、宗教和哲學信仰、政治理念，或我如何投票，或任何私人問題。我認為，任何一個美國人被質問這些問題，都是很不恰當的，尤其是在這種強迫情況下。”

　　西格和知名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等數人因此以藐視國會之罪名被起訴，并于一九六一年被判刑十年。后來因為有法官認為此案有瑕疵而駁回，才讓皮特·西格免于牢獄之災。

　　在這段黑名單期間，西格和妻子展開他們所謂的“文化游擊戰”。他們自己印介紹信寄給學校、教會、夏令營等，去唱歌給任何愿意聽他們唱歌的群眾。當然，他去唱歌的地方，總會有保守派舉牌杯葛，指控他和紅色蘇聯有關系。另一方面，他也開始和唱片公司“Folkways”錄制一系列傳統民歌，并打算去更多地方采集民歌。

　　做為民歌運動最關鍵的推手，皮特·西格在從五〇年代中期到六〇年代中這個民謠復興的年代，卻無法出現在大眾媒體上。一九六七年，他終于被邀請上CBS電視臺的當紅綜藝節目“史慕德兄弟秀” (The Smothers Brothers Comedy Hour)，并在節目上演唱了一首反戰歌曲《身陷泥淖》(Waist Deep in the Big Muddy)，結果這段演出被刪掉。憤怒的史慕德兄弟向媒體抱怨CBS禁播西格的歌，西格終于又被邀請上節目，他再次演唱了曾被禁唱的《身陷泥淖》。

　　于是，當越南的戰火正在地球另一端、在美國人民的電視新聞前猛烈燃燒時，美國觀眾卻能在主流電視的黃金時段，聽到一首動聽、但堅定無比地批判越戰的歌曲：“我們身陷泥淖之中，但傻子還是繼續叫我們前進。”一個月后，約翰遜總統因為反戰政策太不受歡迎而宣布不連任競選，并宣布從越南撤回部分軍隊。當前活躍的抗議歌手湯姆·馬雷洛(Tom Morrello) 說，”如果有一場四分鐘的表演可以被視為終結越戰的重要時刻，那無疑就是皮特·西格在史慕德兄弟秀上，無視審查、不畏黑名單、而大聲唱出《身陷泥淖》這首歌的時刻。我認為那是反戰行列中的偉大時刻。”

　　是的，名列黑名單并不能阻礙皮特·西格繼續歌唱，一如一九六一年他被法院判刑后發表的聲明：

　　“二十年來，我在美國各地演唱美國的民謠……我為各種政治、宗教和種族的美國人而唱。今日眾議院委員會，因為不喜歡我唱過的某些地方，而要侮辱我……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唱下去，只要有人愿意聽，不論是共和黨、民主黨或獨立者。難道我沒有權利唱這些歌嗎？”

　　所以他繼續歌唱，即使時代已經轉變：在六〇年代后期，黑人民權運動更激進化，更多年輕人轉變為嬉皮，在藥物和搖滾中狂歡，而西格的班卓琴也更顯得不合時宜了。

　　五

　　七〇年代初，皮特·西格前往幾個共產國家，如古巴、中國和越南。之后，年過五十的西格身體狀況漸漸不佳，不能歌唱太久。同時，他感到對民歌的責任已經告一段落——作為伍迪·格斯里和另一個早期民謠歌手“鉛肚皮”的好友，他已經把這些上一代的民歌傳遞給新一代的年輕人，讓這些火炬延燒下去。

　　另一方面，雖然西格成為美國抗議歌手以及民謠歌手的代表人物，但卻一直無法被他居住的小鎮接受。保守的小鎮居民們認為西格太左，并且不夠愛國，甚至有地方人士成立“阻止皮特·西格委員會”(Stop Pete Seeger Committee)，杯葛他在家鄉開演唱會。

　　一九六八年，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自己的一個缺點，可能也是許多知識分子的缺點，就是：也許我在全世界都有朋友，但在我自己的社區中，我的地位卻很單薄。”于是，他決定好好地耕耘自己的社區，并選擇以環境作為出發點。

　　六〇年代初讀了環保運動的經典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后，西格認識到他過去所不斷追求和平和正義的世界，其實面臨一個更巨大的威脅：環境污染，因此他開始投入環保運動。基于“全球思考，在地歌唱”的理念，他全力關注“在地”的哈得遜河——因為他從五〇年代就在紐約哈得遜河畔上游的鄉間和妻子自己蓋房子住，直到如今。六〇年代后期他和當地小區成立“清水計劃”(Clearwater Project)來保護哈得遜河的環境。

　　西格的環保行動一方面受到老戰友的質疑，認為西格變得保守而不再關心左翼運動。另一方面，他也持續受到地方保守人士質疑，當他在地方募款演唱會上演唱反戰歌曲時，他們還是會叫他不要唱這些反戰歌。

　　當然，西格自己有一致的理念，并嘗試說服左右兩派。面對左派，他會說：“清水計劃和教人如何彈奏班卓琴具有一樣的精神：都是要持續對抗資本主義下科技所隱含的對人性的支配。資本主義告訴你：不要做任何創造性的東西，只要好好完成你的工作，其他的都交給機器。但當你開始玩起音樂，當你開始自己寫歌，然后你就會發覺，你開始具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面對右派，他會說：“你們知道為何我們沒有足夠的經費來清理河流?你們以為政府的錢都到哪里去了?都投入戰爭了!!”

　　進入八〇年代，西格開始和伍迪的兒子阿若·格斯里(Arlo Guthrie)舉辦一系列巡回演唱，且還是不時參加各種社會議題的演唱。到了九〇年代中期，這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終于獲得了體制的肯定;先是克林頓頒國家藝術勛章給他，一九九六年他又入選了搖滾名人堂。

　　跨進二十一世紀，邁入八十歲的皮特西格，還是沒有停止歌唱。

　　六

　　二〇〇三年春天，美國出兵伊拉克。那年冬天，西格的一個朋友約翰在一個寒冷雨夜開車回家，看到一個高瘦的老人穿著厚重的大衣站在路邊，手上高舉著一個牌子，許多車子從他身邊快速開過。他認出那是八十四歲的老人皮特·西格，但看不清楚上面寫著什么。等到開得更近一些，他終于看清楚了這個孤單、沉默但堅定的老者手上的牌子寫著：“和平(Peace)”。

　　他不能想象，以皮特·西格如此知名的人，只要打電話給媒體就可以表達他的意見，卻在這里默默地舉著抗議牌。事實上，從伊拉克戰爭開始，西格每個月都會站在這里，靜默地抗議。

　　當然，西格還是會唱歌。二〇〇三年三月，就在美國攻打伊拉克前夕，白發蒼蒼的皮特·西格硬朗地站在紐約公共劇場(Public Theater)的舞臺上，唱起約翰·列儂的經典反戰歌曲《給和平一個機會》(Give Peace A Chance)。和他一起演出的有出身七〇年代的朋克樂手藍尼·凱(Lenny Kaye)、出身八〇年代的噪音樂隊“音速青春”(Sonic Youth)主唱摩爾(Thurston Moore)等等。然后，他會回到他的社區，在每年舉辦的“清水音樂節”，繼續用音樂來批判布什政府。

　　這一年，他八十四歲。距離他開始為各種抗爭而唱，距離他第一次用音樂反戰(二戰)，已經超過六十年了。

　　回首歷史，過去六十年，他永遠站在那里唱歌，永遠站在正義與和平的一邊。

　　六十年來，他采集失落的民間歌謠，創作新的民歌，推動了美國民歌的復興運動。他幾乎是一個美國民歌的數據庫，而這些民歌，就是一篇篇美國勞動人民的歷史。作為堅定的左翼份子(他至今仍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 )與真誠的愛國者(他喜歡如此自稱)，他用他的歌聲和班卓琴彈，走過一頁頁的反抗歷史。

　　全世界所有聽民歌的人，沒有人沒聽過他的名曲《花兒到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或《轉，轉，轉》(Turn，Turn，Turn);甚至許多年輕人剛拿起吉他學的就是這些歌;在這些旋律動聽、歌詞簡單的民歌中，他們認識這個世界的不義與反抗之必要。

　　皮特·西格的力量也來自于他的生活真正體現著民歌的素樸。雖然他已經是個傳奇人物，但他依然過著簡樸的生活，開著簡單的小車，住在五十年不變的地方，他自己雙手蓋的屋子里。

　　皮特·西格的現場演唱會的特色是，他永遠可以讓全場觀眾跟著他一起唱;紐約時報曾評論說，他的現場感染力可能比芭芭拉·史翠珊和滾石樂隊加起來還強。因為，皮特·西格的音樂本來就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要召喚人們起而行動;他要人們和他一起歌唱，并在歌聲中和他一起無畏地攜手、為了改變這個世界而前進。就像1964年那年夏天，他在演唱會上聽到三個男孩的死訊后和臺下聽眾所說的：他要他們跟著一起歌唱《我們一定會勝利》(We Shall Overcome)。

　　二〇〇八年美國總統大選，奧巴馬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四十年前走過民權運動現場，并和金恩博士并肩作戰的西格，當然無限感動。在二〇〇九年一月奧巴馬總統就職典禮前的演唱會，西格和搖滾天王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一起演出 。他們決定唱西格的老友伍迪·格斯里的經典民粹主義歌曲《這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

　　這首歌原本有段批評私有財產制度的激進歌詞，后來在一般流傳版本中被刪除。但西格和斯普林斯汀說，這次，我們要唱出那個被刪掉的段落：

　　“一座高墻阻止了我/有一個牌子說這是私人財產/但在墻的那一邊什么都沒寫/而那一邊是屬于你和我的/這是你的土地，這是我的土地”

　　是的，西格從來都是完整地歌唱整首歌，不論是猛烈的石塊暴力、白人種族主義的威脅，還是麥卡錫主義的打壓，從來沒有什么可以阻止他歌唱自己的信念。

　　正如他的一首歌為他的生命所下的腳注：“我如何能停止歌唱?”(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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