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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肯: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

林文肯 · 2014-11-03 · 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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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舉辦的理論研討會提出要“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馬克思指出:“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和任何在內容上是正當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有著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的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1]關于“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的問題,就是我們當前所處的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它順乎潮流,合乎民意,有極強的現實性、針對性。這個問題的研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我們黨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的需要。意識形態領域,社會主義思想不去占領,資本主義思想就會去占領。堅持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當今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面臨著機遇,又面對著挑戰。必須深刻認識,“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2]西方敵對我國實現和平演變的戰略絕不會改變,他們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滲透、瓦解、顛覆、分化、西化活動。國內有些勢力遙相呼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此起彼伏,有些人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觀、三權鼎立、多黨制、私有化和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狂熱鼓吹“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未在中國生根,只是共產黨的‘黨學’”,“儒家學說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方向’,是‘國學’”,“國學高于黨學”的謬論,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舊文化,大肆攻擊誣蔑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各種資產階級自由化謬論紛紛出籠,沒有得到有效的批判,反而得到黨內一些人和一些所謂理論權威的吹捧和鼓動,氣焰愈加囂張,蒙蔽和拉攏了許許多多善良的人們,形成一股相當大的勢力,威脅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政的安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攸關的偉大斗爭。蘇聯失敗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前車之鑒。因此,現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比過去任何時候就顯得更加緊迫、更加重要。風云緊急,時不我待。我們黨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同志最近一系列極其重要講話精神,不斷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樹立雄心壯志,展示偉大氣魄,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防止被動,主動進擊,堅決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這種批判始終應該旗幟鮮明,擺事實講道理、富有說服力,能夠深刻教育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并對極少數嚴重違紀違法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決不能再讓他們再無法無天,必須繩之以紀,繩之以法,有的應當讓他們下崗,決不能再讓他們繼續拿人民給予的薪金來危害人民,危害社會主義制度了。

  二、我們黨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是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需要。一個時期以來,反對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思潮甚囂塵上,對這股思潮必須堅決給予徹底批判,展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戰斗鋒芒和燦爛光輝。因此,這里就不得不大量引用馬克思主義有關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邁的信中說:“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史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證明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3]恩格斯指出:“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偉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領域中進行的,不是在任何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各社會階級的斗爭或多或少明顯的表現,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 [4]列寧指出:“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5] “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混沌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理論。”[6]毛澤東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7]鄧小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我這里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斗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8]尤其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時期,是否還存在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也作了肯定的回答。列寧強調指出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并同時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還指出:“‘伯爾尼’國際即黃色國際的錯誤在于它的領袖們只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他們害怕思索到底,害怕做出恰恰是資產階級覺得特別可怕和絕對不能接受的必然結論。他們害怕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一個階級斗爭時期,只要階級沒有消滅,這個斗爭就不可避免,不過它的形式有所改變,并且在推翻資本后的初期變成更為殘酷更為獨特的斗爭。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后,并不停止階級斗爭,而是繼續階級斗爭,直到消滅一切階級,當然它是在另一種環境中,采取另一種形式,運用另一些手段來進行這一斗爭。”[9]馬克思主義的精辟論述,為我國階級斗爭包括意識形態斗爭提供了指導思想。

  我國現在社會主義階段,絕不是如有人講的,已經沒有階級斗爭和不需要講無產階級專政了。事實正如鄧小平指出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總之,社會主義社會目前和今后的階級斗爭,顯然不同于過去歷史上階級社會的階級斗爭,這也是客觀事實,我們不能否認,否認了也要犯嚴重錯誤。”[10]黨的十八大通過的黨章強調:“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11]請看客觀事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反對霸權主義對我國進行滲透、顛覆、和平演變和軍事包圍活動的斗爭,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嗎?我國懲治了一系列恐怖活動、暴力事件、走私販私、毒品走私、貪污受賄、掠奪國有資產等各種犯罪,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嗎?我國懲治了許多血腥掠奪、甚至對遇難礦工焚尸滅跡的富豪,懲治了數以千計官商結合的犯罪集團、黑社會組織,懲治了數以萬計的黨政干部包括一些高級干部墮落成為的腐敗分子,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激化的表現嗎?僅從1998年至2013年的十五年間,就有48名副省部級以上干部(不包括部隊的)被判處無期徒刑、死緩和死刑,是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們的主要罪行是什么?是受收賄賂,而進行賄賂的主要是誰?是那些不法的大私營企業主,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激化的表現嗎?當前開展的既打蒼蠅、更打老虎的反腐敗斗爭,事實觸目驚心,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激化的表現嗎?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隱藏在共產黨內的腐敗分子,尤其是高層的腐敗分子,掌握很大權力,是顛覆我們黨和國家政權的最危險的力量。這表明反腐敗斗爭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嚴重政治斗爭,是階級斗爭在新形勢下的特殊形式。面對如此嚴峻的階級斗爭,若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事業就會毀于一旦,人民就會遭殃!

  有人說,再搞階級斗爭,將是私營企業主大逃亡、資本大逃亡、生產力大破壞;還有人說,私營企業主大移民,二十后,中國將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這些恫嚇的話,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說的“二十年后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如出一轍,其目的是妄圖逼迫中國共產黨就范,放棄階級斗爭,放棄人民民主專政,解除武裝,坐以待斃,這是癡心妄想!中國共產黨深知,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人民的護身法寶,是一刻也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一定要倍加珍惜,正確使用。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的原則,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軌道上,不斷加強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發揮人民民主專政扭轉乾坤的強大威力,使國家命運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絕不能讓國家命運落到少數富豪和腐敗分子的手中,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的陰謀徹底破產。

  三、我們黨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導權,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改革開放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12]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3]這一論述十分明確:兩極分化是邪路,是社會主義的對立物,是鄧小平一貫堅決反對的,公有制為主體、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鄧小平始終堅持的;無計劃地利用外資和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是鄧小平反對的,有計劃地利用外資和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是鄧小平堅持的。我們必須牢記鄧小平這一富有遠見的教導,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請注意,鄧小平這里只提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經濟和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還沒有提到發展國內的私營經濟,但他在當時就已經卓有遠見地敏銳地指出要防止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和防止走“邪路”的問題。鄧小平特別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14]

  有些人對鄧小平的科學論斷和嚴厲警告置若罔聞,甚至公然反對公有制,主張私有化。這里,特別要警惕對中央政策的斷章取義、肆意歪曲,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口號,攪亂人們的思想,迷惑人們的視線,妄圖將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篡改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共產黨人在為現階段社會主義而奮斗的時候,決不忘記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將要走向共產主義,達到徹底消滅私有制。如果忘記這一點,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5]鄧小平這一重要論述,卻被有的人說成是“口誤”而加以否定;也有一些人加以曲解,他們講社會主義本質時,只講“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閉中不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抹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把鄧小平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篡改成為機會主義的觀點,若不是別有用心,那就是思想片面、斷章取義啊!中央強調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些人就說“現在我國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只要能發展生產力,不管什么所有制都可以”,“所有制是手段、發展生產力是目的”,“要淡化所有制觀念,不要講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和私有制要平等發展”;中央提出企業要改革,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反腐敗,有些人就說“公有制是腐敗的根源,私有制是遏制腐敗的力量”;中央提出國有經濟中一些產業要“有進有退”,有些人就提出要全面“國退民進”,“國有經濟要跑步退出”,“排隊限令退出”;中央提出國有經濟在一些領域中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些人就提出“國有經濟重在不為”;中央強調國有資產管理中應“產權明晰”,有些人就提出“只有產權量化到個人”才算明晰,主張把公有制企業“賣光,沒有人買,就送”;中央提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問題,一些人就通過承包、租賃、改制和暗箱“置換”,將國有企業產權低價轉讓和“零轉讓”,把國有企業變成私營企業;中央提出兩個“毫不動搖”,有人歪曲說“現在重要的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重點是發展私有經濟”;社會主義公有制本來就有明確的概念,有人卻加以篡改,胡說“純粹”由私人持股的典型的私有股份公司,都明確為“新公有制企業”;有的提出“現階段最緊迫的不是國企改革,而發展非公有制”,“非公有制大企業家收購國有大企業”,“以后不再搞國企”。此外,還有些人人云亦云,把憲法明確規定的“私營經濟”說為“民營經濟”,把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明的“私人資本”說為“社會資本”,這必然混淆是非,引起混亂,等等。這些觀點中,有的赤裸裸地明目張膽地與中央唱反調,主張把公有制經濟改變為私有經濟;有的貌似公允,不偏不倚,但實際上以折衷主義代替辯證法,來蒙騙群眾,企圖否定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他們只許自己大放厥詞,不許別人反駁,如有人加以反駁,他們說是反對改革,就拿出“不爭論”大帽子壓人,說什么“不爭論”——“這是鄧小平說的”,用虛假的大帽子來威嚇人,妄圖封住別人的嘴巴。這是他們色厲內荏,心虛膽怯,害怕爭論,害怕他們的謬論被戳穿,而真理昭然于天下。實際上,他們所謂“不爭論”的話是造謠,是對鄧小平觀點的歪曲,是拉大旗作虎皮,裹著自己去嚇唬別人,以達到壓制和反對他們的意見和實現私有化的目的。鄧小平曾尖銳而明確地痛斥:“不過,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16] “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17] “我們搞四個現代化,人們常常忘記是什么樣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18] 很明顯,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在事關政治大局、政治方向和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鄧小平歷來不是主張“不爭論”,而是主張“還要繼續爭論”。如果照那些人所謂的改革搞下去,勢必造成兩極分化,離開共同富裕的目標、背離我國幾代共產黨人為之奮斗、廣大人民共同追求的社會主義,那“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這種情況發生,那末就應該怎么辦呢?鄧小平堅定而嚴厲地指出:“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19]鄧小平的這一論述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國家機器要在這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了。有相當一部分人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混亂中,打著企業改制、經營層持股(MBO)和混合經濟的改革旗號,搞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掠奪公有制企業包括國有企業資產,把地縣鄉級的公有制企業基本毀滅了,產生了一批億萬富翁,劉漢黑社會集團就是典型的代表。公有制與私有制的比重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公有制為主體和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地位不斷削弱,貧富不均日益加劇,這應當引起黨和國家高度警惕和重視。如果公有制不占據主體,那末是違憲的,憲法具有最高權威,應該根據憲法對違憲現象堅決加以糾正。必須充分發揮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的作用,根據社會主義制度發展規律的要求,國家宏觀調控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國家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確保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地位不動搖。只有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才能保證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得到實現,也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執政地位,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有效防止兩極分化而導致腐敗發生。

  四、我們黨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是加強和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的需要。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新環境下,增加了共產黨被資本主義腐蝕的危險和脫離群眾的危險。黨員隊伍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某些所謂新的社會階層成員加入中國共產黨,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在共產黨內部,有些黨員成為私營企業的雇主,有些黨員成為私營企業的雇工。這些共產黨員之間必然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他們之間的貧富差距懸殊、社會地位差異極大,這竟然被有些人說是平等競爭。一些私營企業或私營企業商會設立共產黨組織,其中黨委成員主要是由富翁的黨員組成,他們中不乏有億萬富翁。許多私營企業主有“代表”、“委員”等各種頭銜,還有種種桂冠,這樣一來,金錢財富的多少成為判斷人們價值的標準。這種情況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有些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模糊,劃不清剝削與勞動的界限,以官商聯盟為時尚,以傍大款富豪為榮耀,結果許多黨員干部包括高級干部墮落成為腐敗分子,這是多么慘痛的教訓啊!黨內消極因素增加,對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監督、管理困難增多,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難度增大,黨風廉政教育、宣傳教育的滲透力、輻射力受阻,組織紀律的約束力弱化,一些黨組織的戰斗力和凝聚力受損,大大削弱了對腐敗侵襲的抵抗力。因此,整黨勢在必行,必須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進一步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加強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必須使全體黨員與剝削階級、剝削思想、剝削行為劃清界限,堅決禁止黨員領導干部口頭高喊要大干社會主義,而暗中卻支持家庭大干資本主義,搞“一家兩制”而敗壞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信,以保持黨員在思想上的共產主義純潔性;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堅決不斷清除黨內的蛻化分子、腐敗分子和各種的投機分子,積極慎重吸收工人階級先進分子入黨,保持黨組織上的純潔性;必須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對違紀行為和腐敗現象要堅持不懈地進行無情的斗爭,以維護黨紀的嚴肅性;必須加強作風建設,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有堅強的團結戰斗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經得起長期執政和改革開放的考驗,經得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考驗。要真正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必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在全社會占統治地位;并把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落實到各級黨組織,落實到每個機關、學校和企業事業單位,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占領一切陣地,保證社會主義事業永遠立于不失之地。

  時代在呼喚,人民在期待。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黨一定能夠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高瞻遠矚,深謀遠慮,運籌帷幄,把握正確方向,完善戰略策略,加強領導,團結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包括廣大知識分子,把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進行到底,增強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開辟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新時代,創造出史無前例的輝煌成就,鼓舞全世界人民為解放事業而英勇斗爭!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頁。

  [2]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80頁。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5] 《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頁。

  [6]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頁。

  [7]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7頁)

  [8]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9頁

  [9]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頁。

  [10]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

  [11] 《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12]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

  [13]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頁。

  [14]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頁。

  [15]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16]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頁。

  [17]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頁。

  [18]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頁。

  [19]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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