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焚書坑儒”是出版管理的夸張帽子

　　近日有人在微博上爆料稱，政府主管部門下達內部通知，要求將余英時、九把刀的書全面下架，野夫、茅于軾、張千帆、梁文道、許知遠等的書不予出版。這一爆料導致網上形成了一個輿論熱點，有人宣稱這是新時期的“焚書坑儒”。到12日晚上，媒體無法證實這一消息的真偽，官方也未有人出面回應。

　　不過有不少人傾向于認為“無風不起浪”，比如認為至少上述名單中的部分人個人著作出版形勢“不妙”，是很有可能的。

　　這種分析匯集了以下事實：所提著者中有的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但熱衷于與中國有關的政治，如公開支持當前香港反對派的“占中”、或者支持“臺獨”等。有的是大陸學者，但長期反對大陸的主流政治主張和價值觀，推動“政治異見”文化。如果官方限制他們的影響力，這樣的治理信號中國社會并不陌生。

　　本文無法就上述傳聞的真偽給出額外信息，我們只是想分析該傳聞與中國政治現實之間的內在邏輯。

　　首先，中國出版界這些年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開放，一些“爭議人士”在書籍出版領域所擁有的空間，是相對比較大的。他們的空間應當說是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敏感部位，需要他們本人認真把控。

　　客觀而言，在中國熱衷政治除了要有熱情外，還需要有駕馭復雜性的智慧和誠意。這在官方層面就如此，對于意識形態工作者也是一樣。中國的改革需要新思想、新動力，但中國社會同時對各種顛覆性力量的形成或侵入保持著警惕。任何人如果主觀或客觀上站到了與國家主流政治路線對抗的位置上，他就不應指望自己的影響力會持續上升，不經歷任何波折。

　　如果那些推動“政治異見”文化的人自定義為“改革者”，他們就應為維護社會主流政治共識承擔自己的責任，確保自己不成為國家團結的破壞者。這是他們的文化作用能夠隨著社會改革的激流一同前行的底線。

　　如果他們要打破這一基本社會規則，把堅持宣揚與國家路線對立的政治主張放在一切考慮的首位，那么他們就要準備承受來自主流社會的反彈，而且這種反彈多半是令他們不愉快的。

　　這是一份選擇，后果很容易預見。舊時代的“焚書坑儒”在中國已不可能重演，但在這個國家，一些“敏感區域”確實存在。它們是普世化的也好，是“時代局限”也好，但它們是中國的現實，是中國保持國家穩定前進能力的一個環節。進入這些“敏感區域”蹚水，決不能是楞頭青，充滿脫離實際的幻想。這里需要敏銳、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心，需要超越自我、洞察整個社會的理解力。

　　其實官方與有政治異見傾向的著者打交道，經驗的積累也并非一帆風順。要求一本書下架而導致該書走紅的情況以往多次發生過。在有些時候，限制某本書的發行更多反映的是官方部門的一種態度。

　　不管怎么說，與一個體制格格不入，直至與之對抗，同時又要在該社會里暢行無阻，獲得主流斗士的影響力，這在什么社會里都不現實，更是不可持續的。西方社會也概莫能外。熱衷異見政治的著者們無論對此喜不喜歡，都需對這個鐵律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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