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農民工有2.6億人，女性農民工占了33.6%，這個有著八千多萬人數的群體卻很少被當成一個群體來看待。他們除了面臨勞動時間長、工資待遇低、缺乏社會保障等問題外，還有很多作為女性的獨特問題，女性農民工要過上體面生活，除了解決農民工所普遍面臨的問題外，還需要考慮作為女性這個身份遭遇的困境。

　　在此次莫干山會議“農民工體面生活的制度保障”的分論壇中，新生代邀請了青年學者、NGO工作人員與媒體記者一起共同探討如何讓女性農民工過上體面生活。

　　首先，來自廣東木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負責人童菲菲，用實際數據與案例分析了女性農民工有別于男性的一些特點：

　　1、年齡男高女低，年齡大的女性非正規就業多

　　據中國社科院的調查顯示，2008年女性農民工平均年齡為28.1歲，比男性農民工低2.2歲。這是由于家庭內部的分工模式導致一定年齡階段的女性因為婚姻、生育和照顧子女，不得不長期或暫時退出城市勞動力市場。此外，大量企業在招工時對女性勞動者的年齡有更為苛刻的限制，隨著年齡的增長，女性農民工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機會大大減少。 因此，很多女性農民工從事非正規就業較多，工作不穩定，權益難以得到保障。

　　2、生育保障難享受，四期保護不到位

　　佛山一家NGO組織調查顯示，只有29.9%的女工購買了生育保險。許多女工因生育被企業辭退或選擇辭職，比例高達45.4%。而辭職的原因中絕大多數是由于工作太辛苦以及工作環境有害。

　　我們還看到，2008年全國總工會女工部調查發現在女性農民工就業較為集中的餐飲服務行業中，39.3%的女職工在經期被安排從事高處、低溫、冷水作業和勞動強度大的勞動;化工建材行業有29.6%的女職工在懷孕期間被安排孕期禁忌從事的勞動;有17.7%和10.4%的女職工在懷孕7個月以上的時候被延長勞動時間和安排從事夜班勞動。

　　3、工資男高女低，性別歧視是主因

　　中國社科院的調查還顯示女性農民工的月工資比男性明顯偏低，平均月工資相差200元。其中，受教育程度是造成這種工資差異的重要因素。女性農民工接受過高中教育的比率只有13%，比男性低10個百分點。另外，性別歧視是導致工資差異更主要的原因。工資差異中37%來源于教育程度等人力資本差別，而其余63%則是因為性別歧視。

　　4、已婚婦女壓力大，身心健康欠佳

　　根據社科院的調查，在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女性農民工都比男性更不樂觀。有43%的女性農民工表示自己經常“心情煩躁”，這比男性農民工多5.5%。

　　而對于已婚婦女來說，不論是把孩子帶在身邊還是放在老家，他們都承受著男性所不同的壓力。傳統的家庭性別分工賦予女性更多的照顧者的角色，對于與孩子分離的母親來說，他們內心都備受著煎熬，一方面因為經濟的負擔使得他們難以回去，另一方面對孩子的思念和對孩子照顧的責任，以及親戚好友的不斷地催促，他們又迫切想回家。這份被迫分離的無奈對于很多打工媽媽都是一種巨大的折磨。而將孩子帶在身邊的很多婦女除了要承擔孩子的教育、醫療等方面的經濟開支外，還要承擔主要的家務勞動。很多在外打工的媽媽經過長時間高強度的勞作之后，回到家還要成為家務勞動者，這相當于從事雙重勞動，對于他們的身心健康來說都無益。

　　5、性別暴力普遍，社會對女性不友好

　　據深圳市婦聯一份數據表明，2007年至2010年受理的三年家暴求助者中，非深圳戶籍女性約占72%。雖然深圳市2012年頒布了《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草案)》，但是現實的狀況并不樂觀，外來女工群體的家暴受害者一直處于關愛真空帶。

　　另外，性騷擾也是一個外來女工面臨的另一大性別暴力問題。2013年，據深圳一家NGO的調查顯示，有七成女工曾經在廠內遭遇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但差不多一半的處理結果是不了了之的。

　　綜合以上特點，女性農民工面臨著國家、資本和父權這三座大山，正如潘毅教授在《中國女工》所談到的：在國家社會主義、跨國資本，以及家庭父權制的連手下，“打工妹"所面對的正是以階級、性別、以及城鄉差別為基礎的勞動剝削形式。

　　這三座大山狠狠地將女性農民工牢籠住，讓她們無處可逃。而這三座大山的形成，正是這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發展的結果。宋少鵬教授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婦女》中對這個問題做了很好的闡釋，她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市場化轉型是通過兩種私有化——產權的私有化和家庭的私人化——實現的。通過把再生產部分的勞動推入家庭，一方面制造出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使絕大多數女性處于結構性不利地位，再生產勞動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女性化。新自由主義給女性帶來的傷害：經濟上的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貶低。

　　香港理工大學的潘毅教授長期關注中國女工的狀況，她認為，很多女工在懷孕期間無法忍受廠里的高強度勞動，選擇直接辭工，因而無法享受生育保險待遇。但大部分工廠在招工時還是首選女工，因為女工容易管。女工在生育之前，在工廠里貢獻了很多年的勞動，創造的價值并不比男工少，但工廠卻仍不想承擔生育的風險責任。

　　鄭廣懷則認為，在不同的福利國家，誰來養孩子是不一樣的。在高度自由的美國，大多數孩子是自己養，而在法國和德國這樣的歐洲國家，經濟形勢好時需要女性出來工作的時候，國家就會提供孩子的照顧服務，讓女性出來工作，經濟形勢不好時，又讓女性回到家庭。而北歐一些國家則基本是國家來養。中國目前這種狀況，養孩子的任務基本上都落在家庭，尤其是女性身上了。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王洪喆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目前女權活躍的話語是中產關注的問題，但最基本的家務勞動以及托兒的問題是缺失的。有沒有可能有一些具體的推動，參照國外經驗，要求企業在一定條件下建立托兒機構，要有硬性的法律規定。

　　可見，有沒有完善的生育保障以及配套的公共服務，確實是能否消除在就業中的性別歧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童菲菲認為，目前我國的生育保護還非常不足，應當出臺《生育保險法》，提供普世性的生育保障，以及兒童日間照顧服務、老年人照料等公共服務，并適當延長男性帶薪產假，倡導和推廣性別平等觀念。

　　當然除了完善性別政策以外，要保障女性農民工的體面生活，還需要破解當前這種農民工生產體制，打破城市壁壘，給予農民工市民資格，賦予其在戶籍、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各方面與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并建立完善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切實落實《工會法》，讓工人擁有勞動三權，才能使得工人能夠獲得生活工資而非生存工資。只有同時反抗階級與性別以及城鄉差異這三座大山的壓迫，女性農民工才能獲得真正的體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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