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不斷發展，除了一如既往地“發掘”中國近現代以來歷史的“真相”，“還原”其認定的“歷史面貌”以外，面對主流意識形態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對它的批判，更加強調其“學術研究”的性質，即根本不存在歷史虛無主義，“一點一滴地揭開歷史真相不過是學術研究”。主流意識形態“不應該將學術論證歸結為意識形態”，應“尊重學術研究的自由”。這一觀點，涉及歷史研究的價值取向、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特征和國家意識形態管理等多個問題，在現實中極具迷惑性，有必要對其加以辨析。

　　一、歷史研究不可能沒有價值立場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強調自身的學術性，強調它所發掘的歷史真相具有很高的“信度”，是以其堅持“價值中立”原則為依據的。這就提出了歷史研究中的價值立場問題。

　　20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大衛·休謨、康德、孔德、斯賓塞等關于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經驗與先驗之關系討論的基礎上，針對社會學在價值問題上所面對的難題提出“價值中立”原則。他認為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研究者應當遵循客觀事實，撇開個人的政治主張、偏好,回避自己的價值觀念。這一具有客觀主義色彩的方法論原則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既得到支持，也飽受質疑。20世紀80年代，它被引入我國社會學研究領域，90年代獲得了一些歷史研究者的青睞。一些研究遵循所謂“價值中立”，放棄唯物史觀的指導，顛覆、解構馬克思主義史學關于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中共黨史和新中國歷史的諸多結論。

　　但事實上，歷史研究不可能沒有價值立場。這是因為：

　　第一，從歷史研究的主體來看，歷史研究是現實主體對歷史客體(含中介客體)的認識過程，是人的一種思維活動。歷史研究者作為現實主體，不是抽象、孤立地存在的，總是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之中，處于一定的政治現實和文化環境中，這決定了研究者總是帶著自己特有的社會背景、秉持一定的歷史觀來看待歷史。正如沃勒斯坦所說：“所有的學者都必須植根于一個特定的背景之中,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各種前提和偏見,而這些前提和偏見會干擾他們對社會現實的感知和理解。”(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97-98頁)如何選擇史料、陳述事實、理解歷史、運用研究方法，既受制于歷史資料，也受制于歷史研究者的主觀條件，包括研究者的專業素養(德、才、學、識)和其他主觀因素，如政治觀念、價值取向、個人情感等等。雖然歷史研究者希望避開主觀價值的參與，但事實上不可能將自己的主觀性因素完全剔除，其對于歷史事實的陳述、對于歷史過程的理解，都隱含了一定的政治預設和價值傾向。所以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才會有言：“史之不直，代有其書”。(《史通》)美國哲學家普特南也認為，事實陳述本身就預設了價值。([美]普特南:《理性、真理與歷史》, 童世駿、李光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頁)

　　第二，從歷史研究的對象看，“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頁)歷史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的根本區別在于，歷史研究的對象是能夠思考的人的活動，每一個歷史事件都包含著主觀目的，既是多個人的實踐過程，也是“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沒有自然科學那種意義上的客觀事實。如果研究者排除一切價值取向，把人的歷史當作自然界、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只會將人的、活的歷史寫死，得到的是沒有思想、沒有人文情懷的歷史，實際上也無法把握歷史的真實。

　　第三，從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看，歷史研究著眼于“求真”，應該尊重客觀事實，不應以研究者個人好惡隨意評價歷史，這是史學的基本要求。但歷史研究還要“致用”，這是史學現實價值的體現。“經世致用”，既是中國歷史研究的傳統，也為很多西方歷史研究所奉行。如二戰結束后，為了加強美利堅民族的凝聚力，注重發掘美國歷史中的連續性與一致性、贊美美國社會基本利益一致的“共識”史學應運而起，并受到聯邦政府的青睞。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這就是史學通過“求真”以達“致用”的基本路徑，表明歷史研究往往是研究者為了“現代人活動”的需要，以“現代人”的立場、觀點和價值取向對既往人類活動進行的反思和價值重估。歷史研究要做到“致用”，不能缺失價值評判，必須由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知識體系進行主觀判斷，分析紛繁雜蕪的史料，感知歷史人物的思想，解釋、說明歷史過程，才能深入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把握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規律，實現歷史研究的認識功能、借鑒功能和教育功能。

　　所以，歷史研究中所形成的學術觀點，不可能是純粹中立、中性的。的確，學術觀點與政治意識形態在問題指向、敘述話語和運作規則上都有明顯區別，不能簡單等同。但是，兩者也不是截然無涉的。美國歷史學教授黃宗智也指出，美國的歷史研究呈現多元化的狀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學術的理論真的能夠完全區別于意識形態。學術理論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聯系更加微妙，盡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學術理論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聯系在美國依然存在。”([美]黃宗智：《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學術界》2010年第3期)美國另一位歷史學教授華世平則認為，社會科學的任何理論都有意識形態內涵。(參見：《西方學術界的理論與意識形態——訪美國路易威爾大學終身教授華世平》，《中國社會科學報》第164期第6版，2011年2月17日)

　　學術觀點中包含了意識形態內涵或者成分，在一定的條件下這些內涵、成分可以放大，從而使學術觀點轉化為政治意識形態。具體來看中國近現代歷史研究，由于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實際是中國在被動卷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后，探索、選擇社會發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實踐過程，不同的階級都提出自己的主張并有各樣的實踐，不同階級之間還存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對立與沖突，而當代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就是長期探索、選擇的歷史結果，所以關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認知和評價，即使是學術觀點，也不可避免地隱含著對當代中國社會制度歷史必然性、合理性的判斷，多少都有意識形態意蘊。因此，那種認為歷史研究者可以抱持“價值中立”，以“超然的客觀主義態度”，探尋“絕對真實的歷史”的觀點，不過是一個掩人耳目的幌子。事實上，正是這些貌似“價值中立”、“態度客觀”的研究，表現出鮮明的價值傾向。

　　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已超出學術研究的邊界

　　在深入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時，的確需要搞清楚歷史的細節和真相。問題在于，如何運用史料、敘述歷史和理解歷史，會因歷史觀和方法的差異而不同。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堅持唯物史觀和辯證法，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一些歷史結論做了調整、修改，以求更加客觀、公允、接近歷史的真實。比如對近代歷史上很多人物的評價，對中共黨史中的“西路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評價，對黨的領袖特別是毛澤東的評價等等。這些評價的變化，是史學研究深入的成果，在關注歷史細節、追求真相的同時沒有忽視歷史的整體和全面，沒有否定歷史的規律性和歷史的本質、主流，體現了對歷史的尊重。但是，近些年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質疑、重評，卻背離實事求是的精神，其表現也超出了正常學術研究的邊界。

　　其一，從價值傾向上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核心觀點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突破它自己標榜的“價值中立”。具體而言，一是公開否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責“唯物史觀已經過時，不能用來解釋人類歷史”， “馬克思的歷史圖式與基督教歷史圖式十分相似”、“脫離了啟蒙的思想路線，陷入歷史虛無主義”;提出“歷史觀就應以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大眾的福祉為標準。不能是以滿足統治者需要為標準。……兩種不同的歷史觀，歸根結底是兩種不同的國家觀，涉及對政府和政黨存在的理由的根本認識。”二是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特別是借一些歷史結論的調整、變化，指責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官學”，馬克思主義史學關于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分析和結論是“以愚民為目的的謊言”。三是“有所虛無，有所不虛無”。選擇性研究黨史和國史中曾經出現比較嚴重錯誤的時期、事件，或坦白直言中國共產黨錯誤連連，或者故弄玄虛，引導人們向否定方向思考、猜測，而無視、否定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的貢獻，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就。

　　其二，從研究方法看，歷史虛無主義的研究聲稱采用實證研究，卻常常陷于偽實證和形式實證的狀態。即從特定的目標和既有的價值偏好出發，不是“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而是按圖索驥地發掘史料，或對史料不辨析、不考證、不甄別，或者以孤證、個案推導出具有普遍性的結論，甚至杜撰、偽造史料，這使得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實證研究停留在膚淺觀察層次上。即使如一些研究者所言，根據一個個史料把握了歷史細節的真實，他們也沒有把握全局的真實。而歷史研究的任務不僅在于史料的收集與考證，事實的發現和陳述，更重要、更根本的任務是對整個歷史過程的理解，是根據史料，找出各種史實之間的互相聯系，發現歷史的規律性。歷史虛無主義制造“依據史料、秉筆直書”的假象，目的在于引導大眾懷疑主流意識形態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撒謊”，而不在于實現歷史研究的根本任務。

　　其三，從參與主體來看，歷史虛無主義突破學術研究由經過正規訓練的專業人士參與的界限，形成了部分專業人士與非專業人士的“合唱”。一些專業人士通過運用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和一些自然科學的方法(如實證分析、數量分析、心理分析等)，或者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一些問題的研究提出質疑和否定，或者對一些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進行重新評價和認識，或者提出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新思路、新視角。非專業人士則以多種方式，包括撰寫書評、回憶錄、筆談，進行專題訪談，在媒體上開辟專欄討論等等，積極支持、應和專業知識分子的核心觀點。他們的參與，不僅制造了一種“中國近現代歷史可以任人評說”、“每個公民都有權力探索歷史真相”的氛圍，而且推動了專業性的核心思想觀念通俗化，并將其推廣到不同的社會層面。

　　其四，從表現形式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系統的理論性論著，也有碎片化、情緒化、形象化的表達。近些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圍繞民國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打AB團、西路軍西征、延安整風等)和毛澤東研究、新中國的重要時期(“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十年等)研究出版、發表了不少著作、論文、回憶錄等;一些網絡博客、微博、論壇討論和影視文學作品，也利用符合大眾心理和娛樂習慣的文化消費形式，把歷史虛無主義的核心觀點轉化為感性的影視形象和抓人眼球的通俗文字，向社會大眾傳播，使人們在輕松娛樂中接受它的潛移默化。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上述表征說明，它進行的所謂“重評歷史”、“還原歷史真相”，已經“不是局限在某個學科中施展自己的理論張力和學術主張，而是表現一種更尖銳、更入世、更宏闊的現實關懷。這種現實關懷可以說更具有意識形態特征。”(孫麾：《當代學術思潮的前提批判》，《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3期) 它秉持唯心主義歷史觀，以“中國向何處去”為現實關懷，以西方社會發展道路為“人間正道”，以中國在歷史發展中“以俄為師，誤入歧途”，但最終要“匯入人類文明的滾滾洪流” 為理論預設，把“重評歷史”、“還原歷史真相”歸結到證明理論預設，回答現實關懷上，其本質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政治思潮。

　　三、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披上“學術研究”外衣從而更具迷惑性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熱衷于給自己披上“學術研究”的外衣，雖然不排除一些專業研究者的確是專心于此，但深層次的意義在于使其擴大影響，在與主流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交鋒中處于有利態勢。

　　第一，以“學術研究”為庇護獲得合法性，擴大影響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雙百方針”，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積極推進學術研究和學術創新。其中包括大力倡導繁榮和發展哲學社會科學，采取多項措施鼓勵、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在對待歷史研究方面，我國糾正過去極“左”時期對歷史研究的干預，改正了把學術問題當作政治問題處理、把學術爭論當作政治斗爭的錯誤，積極鼓勵史學解放思想、努力創新。當前，學術研究在我國擁有制度上的支持保護和日益寬松的輿論環境。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利用這種輿論環境，強調自身的“學術研究”性質，將各種觀點打扮成“學術創新的結果”、“誠實研究的結果”，意在通過“學術”身份擁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試圖以“學術自由”的名義，任意言說、任意傳播，不斷擴大其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當前，歷史虛無主義在互聯網上公開直白的表達，引來眾多的跟帖“點贊”，在中學教材、大眾讀物和文學影視作品中的浸潤更是導致大眾對中國近現代史認識的模糊與混亂。正如黃宗智所說：“有時恰恰是由于意識形態披上了學術的外衣，才使得意識形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美]黃宗智：《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學術界》2010年第3期)

　　第二，以“學術研究”為幌子，巧妙攻擊主流意識形態。對于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蔓延，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揭露和批判，這本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正常交鋒。但是歷史虛無主義在“學術研究”的掩護下，以“捍衛學術自由”之名，攻擊主流意識形態把“政治與學術一鍋煮”，是“仗勢欺人”。由于蘇聯歷史上曾經出現比較嚴重的政治干預學術的情形，由于我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極“左”思想影響，也曾用意識形態過多干預歷史研究，使歷史研究陷入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誤區，歷史虛無主義以“學術研究”為幌子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攻擊，無疑會引發人們關于主流意識形態“壓制學術自由”的想象，從而使自己獲得某種道義上的優勢和輿論方面的同情。事實上，當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在多元意識形態并存的條件下，努力整合社會思想，積極吸收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已經表現出很大的包容性。

　　第三，以“學術研究”之名突破意識形態監管。加強意識形態管理、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日益復雜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的自覺選擇。同時，中國共產黨一貫強調意識形態工作要講原則講政策，要區分認識偏差、學術觀點和政治意識形態問題的界限，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利用這些原則和政策，宣揚自身的學術性，積極在學術網站、學術論壇和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觀點”，為擺脫意識形態監管準備理由。同時，把各種觀點說成是“學術觀點”，也給有關管理者帶來分辨上的困難。歷史虛無主思潮泛起已有20余年，雖然對其批判和揭露從未停止，但是成效不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管理者囿于認識方面的局限，難以將其“學術觀點”與意識形態明確區分開，把一些明顯具有意識形態性的思想言論轉化、淡化為一般性的學術意見，把一些錯誤觀點當作“學術創新”。

　　在“學術研究”的掩蓋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更具迷惑性，容易造成更多的假象，這給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批判和意識形態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中華民族已經站到了歷史的重要關節點上，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中國夢而奮斗。光榮的夢想和偉大的實踐更加需要歷史的正能量。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以堅定民族立場、“求真致用”精神和科學方法，深化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學術研究，無論是對于史學的發展還是對于當代中國的社會進步，都事關重大。因此，要密切關注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發展態勢，決不能因其“學術研究”的遮蔽而放松對它的警惕和批判。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專項任務項目“當代中國社會思潮與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研究”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1JD710008]。作者為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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