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江蔡國兆毛一竹

　　近期，在數十名違法官員被刑事處理、鋃鐺入獄之后，廣東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視組反饋意見整改情況的通報中，公布了對茂名領導干部系列違紀違法案件中涉嫌行賄買官人員159人的組織處理結果：降職8人，免職63人，調整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誡勉談話16人。

　　這一結果，再次彰顯了中央反腐“無禁區”、反腐“無時限”的決心和力度。

　　“逆淘汰”：基層黨政組織癱瘓

　　在查處這場腐敗案中，有一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廣東省紀檢部門立案處理茂名原市委書記羅蔭國的當天，即赴他家里取證。辦案人員驚訝地發現一個還未拆封的信封。僅僅幾天前，為能提拔為茂港區區長而“跑官”的茂港區常務副區長譚某，剛剛送上約30萬美元的賄金。信封里赫然附著譚某的簡歷和名片。他已經在副處位置待了8年。于是，譚某成為最后一個給羅蔭國送錢買官的人，也成為羅蔭國案第一個證據確鑿的涉案人。

　　譚某的同學，一位在這場窩案中堅守節操、后來得到提拔的干部感慨：譚某還是經歷了一番掙扎，最終對這個“逆淘汰”的環境喪失了信心，“其行可恥!其情可悲!”

　　在主要領導“引領”的腐敗之風下，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調動”的官場潛規則大行其道，進而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現象。

　　無論刻意逢迎還是被動裹脅，茂名案涉案人員職位之高、數量之多、性質之嚴重，在廣東乃至全國都屬罕見——

　　茂名原市委書記周鎮宏和其繼任者羅蔭國、原常務副市長楊光亮、原副市長陳亞春、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朱育英、市委政法委原書記倪俊雄等人“落馬”，涉案人員包括省管干部24人、縣處級干部218人。茂名市轄6個縣(區)的主要負責人無一不腐，波及黨政部門105個，其中159人涉嫌行賄買官。

　　這場“拔出蘿卜帶出泥”的系列窩案，初始的引爆點是楊光亮違法行為的敗露。“楊光亮案揭開了茂名系列腐敗案的導火線。”茂名市委副書記廖鋒說，一些積累多年的歷史深層次矛盾，隨著案件調查的不斷深入陸續爆發。之后，被牽出的羅蔭國，交待了近百個官員的問題，從此揭開了一批黨政官員集體貪腐的黑幕。

　　沽之哉：官位有價如商圈

　　當過公務員、后來下海經商的吳先生說，那時，在茂名買官賣官比做生意還簡單、穩定。有人花錢買官后，必欲回本贏利，就用手中的權力貪污、受賄，形成腐敗產業鏈。

　　窩案爆發前的幾年里，茂名買官賣官風氣暢行，成為官員中半公開的秘密，民間甚至流傳著從科長數十萬元至副市長數百萬元的“價目表”。一些干部證實，常被人勸告，想提拔一定要“拜一拜、走一走”，而且也確知周圍有人因送錢而上位。

　　吳先生說：“我在單位做副科長時就有同事為了買官找我借錢。也有領導問過我，有沒有100萬，送了錢馬上提拔當科長，不給錢提拔你都浪費。”

　　一位紀委工作人員說，貪腐官員往往認為，收下屬的錢最安全，因為如果告發，行賄者也脫不了干系，這就容易形成一種同犯共謀關系。

　　2014年2月，周鎮宏被河南省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死緩，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周鎮宏先后多次收受33人賄賂的人民幣2464萬余元，此外，還有折合人民幣3700萬余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2013年7月，羅蔭國因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財產。據悉，1993年至2011年，羅蔭國單獨或伙同其妻子鄒繼芳收受64名黨政領導干部、企業商人賄送財物，其犯罪金額合計過億元。

　　在“一把手”的前后帶動下，茂名官員買官賣官的行為異常瘋狂。2012年7月，倪俊雄因受賄罪獲刑15年，沒收財產300萬元和違法所得338萬元。倪俊雄在任職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公安局長期間，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統干部的機會賣官斂財。他的特點是大小通吃，來者不拒，小到兩三萬，大到上百萬，甚至還采用了“相同條件下價高者得”的荒唐邏輯。曾有一公安局刑警支隊長謀求公安局副局長的職位，先后送給倪50萬元港元和30萬元人民幣，后來30萬元人民幣被退回，另一位下屬縣的公安局局長得到任用，原因很簡單，競價更高。

　　涉案者中有些基層干部的“從眾”、“逐流”令人感喟。信宜有個鎮長是中國農業大學畢業生，工作卓有成效，幾乎每次開干部大會都受表揚，但多年沒有提拔。為了升任鎮委書記，他抵押貸款5萬元，湊了20萬元行賄，此后很快被提拔，也正因此受到處理。

　　吏治腐敗造成大面積職場“潰瘍”。在茂名監獄窩案中，“權力產業化”達到極致。犯人的嘉獎、減刑、假釋、換崗等都可用錢購買。犯人賭博“六合彩”，管教干警收“票子”;犯人吸毒販毒，竟然有人傳幫帶;犯人想要報復他人，亦可拿到艾滋病毒血液;一些犯人甚至能藏匿管制刀具。

　　一旦官位成為“商品”，官場必然演化成利益盤根錯節的“小圈子”。記者采訪了解到，羅蔭國、楊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當地官場深耕多年，從大隊基層干起，當過縣委書記，從來沒有離開過茂名。羅蔭國的“高州幫”與楊光亮的“電白幫”是茂名官場實力雄厚的“圈子”。此外，茂名還有以羅蔭國妻子鄒繼芳為首的“茂名貴婦交際圈”。

　　腐敗最終形成一條地下產業鏈，甚至產生了“賣官掮客”——商人柯國慶和市委組織部原副部長李運容是其中的標志性人物。

　　柯國慶與楊光亮、羅蔭國等當地高層交好，在當地能量很大，被民間稱為“地下組織部長”。而李運容則是“茂名貴婦交際圈”中的“明星”。據知情人透露，李運容中專畢業，能從縣醫院的股長逐步提拔到組織部副部長這樣的重要崗位，主要是會找“靠山”。

　　據茂名市紀委辦案人員介紹，李運容經常和鄒繼芳打牌、喝茶，曾分別送給羅蔭國等人共計21.5萬元、港幣15萬元、美元2萬元。進入“圈子”后，無論是干部考察、調整，還是交流、提拔，她都要收取“活動經費”。稍有閑暇，李運容會約請一些有求于她的人到酒店或家里打麻將。一次，茂南區某鎮委書記想調到市里工作，通過李運容，先后給鄒繼芳送去20萬元，最后如愿以償。

　　財神到：紅包扭曲的“人情社會”

　　“利是”又稱“利事”，有大吉大利、好運連連之意。廣東一直有逢年過節親朋好友之間互贈紅包地方風俗，派發的“利是”紅包大都是10元、20元，多者不超過50元。

　　但在茂名，近10年中，民俗一度變成腐敗官員行賄受賄的“障眼法”。從三五千元發展到上萬元，從“請托辦事”到“期權交易”，紅包“利是”發生了質變。

　　金錢往來構建的同事和上下級關系，扭曲成利益交換和人身依附。“看似一個小小的紅包，撂倒了茂名一大片干部。”廖鋒說。

　　據了解，楊光亮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就大肆收受紅包，盡管其當時所處的電白縣屬經濟欠發達地區，但他每年收受的紅包卻能達上百萬元。隨著他的不斷“高升”，紅包數額也水漲船高，案發前他收受紅包數額已達數千萬元之巨。倪俊雄僅利用春節、中秋、端午等節日及家屬生病住院的機會，就先后收受數十名民警包括人民幣、港幣在內的紅包200多萬元。

　　一旦風氣敗壞，正常的思維和舉動反成為“另類”，會被孤立和打擊。“誰送了不記得，誰不送領導一定記得。”茂名市一名處級干部對記者說：“我是外地干部，因為沒給領導送錢，12年里沒有得到提拔重用。剛開始，我不知道茂名官員有過節互相送‘利是’的風俗，曾經提前休假帶家人外出旅游，回來被領導罵了一頓，說‘就你最忙，就你最革命，就你最正規了，大家都有問題’。”這名干部后來才意識到，受排擠的原因是沒送紅包。

　　官場惡行蔓延至普通民眾。當地百姓說，前幾年，茂名的整個社會風氣都很不正常，辦任何事都要塞“紅包”。求職給領導“紅包”，上學給學校“紅包”，連上醫院看病也要給醫生送“紅包”。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說，反腐就要從小處著眼。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出臺八項規定，聚焦“四風”，就是從小事和細節出發，讓反腐政策落地。

　　多米諾：“前腐后繼”的兩任“一把手”

　　茂名腐敗成風，兩任“一把手”的“率先示范”是歪風之源。

　　茂名案發時，周鎮宏已升任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他被當地官員視為打開買官賣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將所謂“市場邏輯”引入官場，是這一令人瞠目的“窩案”的肇始者。中紀委指出：周鎮宏對茂名市發生的系列嚴重腐敗案件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當地干部群眾對其早有定評：豪言壯語后空話連篇，正人君子后貪腐成性。

　　這個學者出身的官員，擁有極其分裂的人格和多面人生。

　　據茂名當地一些干部回憶，2002年至2007年，周鎮宏任茂名市委書記時，曾被戲稱為“周大炮”——因為他提出來的戰略規劃幾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書面上、講話里，根本沒有落到實處。

　　一些茂名干部認為，茂名買官賣官的風氣主要是周鎮宏主政時期開始猖獗的，以前這種現象雖有，但都是私底下、個別人。在被查辦前，周鎮宏買官賣官、貪污腐敗，非但沒有被繩之以法，反而又獲提升，給茂名官員樹了一個壞榜樣。

　　“這樣一個說空話、搞貪腐的人還被上級重用，對羅蔭國的刺激極大。到了他主政的時代，買官賣官就完全公開化、常態化了。”一位當地干部說。

　　在那個時期，茂名流傳著“想干事不如不干事，不干事不如與領導一起干壞事”的說法。要進入領導的小圈子，就必須“與領導一起干壞事”，一些干部還視此為仕途發展的“捷徑”和“護官符”。

　　在“大政府小社會”的地方治理結構中，“一把手”權力過大、監督乏力，這令一些不能正確對待權力的領導干部個人意識惡性膨脹，完全沒有了組織紀律的底線和法律約束的邊界。

　　羅蔭國是茂名高州人，從一名大隊書記做起，為官從來沒有離開過茂名。許多人說他性格上比較“土豪”，有人甚至稱他“粵西王”，他都欣然接受。

　　一名當地中層干部告訴記者，茂名這10年來經濟基本沒有什么發展。羅蔭國當一把手前說自己沒權力，沒法干事，可當上一把手后卻常常是在酒店打牌、吃飯。“他最大的問題是把用人導向弄錯了，不是他那個圈子里的人決不照顧。”

　　回避和異地交流等任用干部的政策規定，在羅蔭國眼里僅僅是一張“廢紙”。

　　知情人介紹，茂名政壇盛產高州籍領導干部，這與羅蔭國是茂名高州人、曾任高州市委書記密不可分。羅蔭國對“高州籍”干部特別關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他甚至毫不回避與自己有裙帶關系的干部，提拔妹夫當信宜檢察院檢察長，提拔妹夫的小弟當茂名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有一次，市里公示任用9名干部，竟然有7名是高州籍，茂名許多干部對此意見很大。為了防止“授人以柄”，之后，市里的公示便不再注明干部籍貫。

　　肌無力：黯淡的經濟圖景

　　茂名吏治腐敗不僅僅是停留在利益集團里的“圈錢”游戲，更直接造成了地方經濟發展的緩慢和畸形。干部隊伍肌體的侵蝕，導致社會進步的乏力。

　　走在茂名市中心，很難相信這是一個廣東發達地區的地級市。陳舊、凌亂的面貌，令人恍然以為時光倒轉至上世紀90年代。事實上，茂名礦產資源豐富，農業比較發達，擁有得天獨厚的深水港口，經濟發展的先天條件不錯。但從2005年到2011年，茂名人均GDP在全省21個地市里一直處于中下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熟知當地情況的人介紹，茂名發展經濟的思路粗放，一方面主要是向上級“等靠要”大項目，為的是GDP考核業績好看;另一方面，考量發展新項目的出發點，是看是否具體與干部個人有好處。除此之外，社會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卻無人開展。

　　茂名紀委一位干部的看法一針見血：當升遷的決定因素是送錢，誰還會努力干工作?更何況，一旦官職成為一盤生意，腐敗官員就有把跑官的成本撈回來、獲取更大利益的訴求。他們必然要通過職務權力掠奪百姓利益來攫取財富。同時，有些貪腐官員跑官的錢是商人“贊助”的，他們勢必要與商人形成利益聯盟。

　　茂名有件怪事，這個擁有700多萬人口的沿海城市，在2012年前竟然沒有行政服務中心。現任茂名市政府綜合政務服務管理辦公室主任李清漢告訴記者，行政服務中心的前身“投資服務中心”，其實是一個只收材料不辦事的機構，誰要辦個什么事還得挨個部門跑關系、送人情。“即便辦個房產證也要托關系、走后門，有的甚至五六年都辦不下來。”

　　行政服務中心之所以遲遲沒有設立，直接原因就是當時一些干部唯恐辦事的程序化、規則化、陽光化損及權力和“利益”。

　　要想富、先修路。有人把茂名的“窮”歸咎于路太差。在周鎮宏、羅蔭國主政時期，“修路難”問題十分突出。土地出讓招拍掛都是走形式，找幾個老板一商量就把地價談好了。不少腐敗官員把修路當成“分豬肉”，趁機撈上一把。

　　寬闊平坦的迎賓大道，如今被不少市民認為是當地最好的路。但在多年前，這條公路的前身“水林路”是一條臭名昭著的“爛尾路”。據知情人士介紹，由于馮立梅等5名市縣領導的插手，十幾公里的路被分成5個標段，分別交給自己的親戚或關系戶來做，結果一拖就是許多年。后來的干部接手后，只用半年就把路修好了。

　　無獨有偶，省道281線那霍至七逕段工程，立項13年、3次剪彩后仍未動工。如此荒唐之事與楊光亮的作為緊聯在一起。據茂名市政府介紹，1995年，時任電白縣縣長的楊光亮介紹并推薦私人老板邵宏麗投資建設該公路，而實際上邵宏麗并沒有相應的資金和實力。之后楊光亮多次直接干預，導致在邵宏麗長期沒有按合同注入項目資金的情況下，電白縣也未及時終止合同及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一位干部告訴記者，茂名的高嶺土資源豐富，但礦產資源開發權領導說給誰就給誰，亂挖亂采嚴重，留下的后患如今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整治好。

　　一位茂名市企業家告訴記者，茂名盛產“包工頭”，承包建筑項目遍及全省、全國，但沒人愿意在當地做生意。原因就是腐敗官員恃強凌弱，投資環境不好，要辦事必須得找人。據他回憶，在楊光亮被調查前，自己因為被茂名市某機關拖欠工程款，通過朋友介紹請楊光亮吃飯。“那頓飯是在楊光亮情人開的飯店吃的，三個人一下花掉了1.6萬千元。”

　　這名企業家還告訴記者，茂名的官員與商人過從甚密。茂名市原政協主席馮立梅在位時，官員、老板天天陪著他打牌，每人50萬元人民幣是“入場價”。老板仰仗官員手中的權力，官員依附于老板的金錢。他曾親眼目睹，凌晨三點鐘，一名老板打電話把正在睡覺的這位政協主席叫醒參加聚會，馮立梅竟然“隨叫隨到”。

　　重災區：錯綜激烈的社會矛盾

　　腐敗不僅造成經濟落后，同時，因為不法利益糾葛深重，造成大量黑暗現象和諸多激烈的社會矛盾，形成社會治理的“重災區”。

　　與茂港區合并前，電白縣是茂名市唯一靠海的縣，香精香料產銷量在全國居首。但在2009年初，電白縣被戴上了“全國打擊電話詐騙重點地區”和“廣東省社會治安重點整治地區”兩頂帽子，當地一批不法分子以“猜猜我是誰”的電話詐騙方式橫掃全國各地，作案地遠至西藏、新疆，被騙人員甚至有副省級官員。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據知情人士透露，電白會被戴上“重點整治”的帽子，主要是因為當地警方不作為，甚至充當不法分子的“保護傘”。在廣東省開展的專項整治行動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前腳被警方抓捕，后腳就被釋放，逃脫了法律的懲處變得更加有恃無恐。

　　據茂名市紀委介紹，茂港區公安分局原局長楊強在全區公安干警大會上，公開說要“以賭養警”。在其任職期間，曾為39家涉黑性質的地下賭場提供庇護。曾在茂名市紀委工作的一名干部說：“茂名市紀委準備查辦楊強案的時候，我們都接到了威脅短信。這幫人黑白通吃，案子辦得非常艱難。”

　　一名負責信訪工作的干部回憶，2007年到2010年，茂名社會矛盾較為突出、多發，經常有群眾上訪，要求解決土地糾紛等問題。曾在茂南區公安分局刑警支隊工作的民警告訴記者，尤其在2010年，這一年處理的大小事件比過去十年加起來還多。

　　由官商勾結引發的土地糾紛也是茂名非常突出的問題。在車水馬龍的高涼公路旁，一塊600多畝的土地空曠閑置了近22年之久。這個“爛尾工程”，是不法商人在官員的蔭護下大玩“變錢戲法”產生的“怪胎”。

　　據當地一名知情人士介紹，這塊土地本來由茂南二建公司申請征得，后來，茂南二建又將土地分塊賣給數百人(職工)自行建房。茂名老板柯國慶向華粵公司借款購地后，華粵公司要求柯國慶還債，柯國慶則要求茂南二建交付土地抵債。在茂南二建結清債務后，柯國慶又拿出一份合同，聲稱茂南二建拖欠其千萬元巨款。茂名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認定合同有效。這個結果，導致不少購地者和被拖欠了征地款的農民紛紛上訪。

　　“本來是一樁非常簡單的土地糾紛，由于柯國慶找官員行賄，誤導法院作出錯誤裁判，結果這件事到現在還沒處理完結。”廖鋒說。

　　針對這塊土地的問題，前后成立過好幾個領導小組。第一任組長是楊光亮，第二任組長是馮立梅，結果都沒處理好。柯國慶為此給楊光亮、羅蔭國都送了錢。最后，也正是這塊地，讓紀檢部門找到了線索，對羅蔭國進行立案調查。據廣東省紀委通報，在這樁權錢交易中，楊非法收受賄賂人民幣650萬元。

　　正風氣：如何讓廉政監管

　　真正落地?

　　茂名腐敗案引發的追問和反思是多方面的，最集中的焦點是：面對如此貪腐的領導干部，組織部門和紀委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盡到怎樣的職責?

　　——組織部門如何杜絕賣官現象發生?

　　高波認為，吏治腐敗是最嚴重的腐敗。一個地方能不能發展就是看干部，干部又是看領導干部。如果干部之間的協作關系變成了庸俗的利益交換，誰都不愿擔當和作為，事業也就沒法發展。所以，在選拔任用干部中，組織部門除了通過程序上的民主和公開進行防范，還要在事后進行追責。

　　高波建議，對于提拔干部的責任，應像審計經濟責任一樣追查到底。當那些企圖賣官的貪官認識到，那些試圖通過邪門歪道取得官位的人，也往往是容易出事的高危人群，很可能成為顛覆自己的陷阱，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誰來約束“塔尖”上的權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教育與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認為，過去一年里，一批因貪腐落馬的黨政“一把手”的墮落軌跡表明，“一把手”位于權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與其他官員相比，其腐敗領域更加廣泛、環節更加繁多。

　　當前，不少地方出臺規定完善領導干部權力的監督制約。如，廣東大力度治理“裸官”;山西提出黨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財務、工程建設、行政、物資采購等工作;浙江對全省領導干部要求成長地任職回避。實踐證明，越是陽光、透明的行政，腐敗越少。

　　——紀委的監督如何及時發力?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貪腐干部一邊高調倡導“反腐”，一邊陽奉陰違。

　　2002年，周鎮宏出任茂名市委書記后，提出了在當地頗有影響的“十論拒腐防變”，提出“建立有茂名特色的反腐防腐新體系”。

　　無獨有偶，2008年，羅蔭國曾在全國性電視電話會議上介紹反腐倡廉的“茂名經驗”。當地媒體還曾報道，狠抓落實黨風廉政建設的羅蔭國堅持做到“四親自”：親自部署重要工作，親自過問重大問題，親自協調重點環節，親自督辦重要案件。然而，在涉嫌巨貪被查之后，人們發現，羅蔭國竟是一名“裸官”，其子女分別加入了澳門、澳大利亞籍，并在境外置業。

　　在多起腐敗案中，當地紀委的監管都是形同虛設。事實上，紀委書記既要對上級紀委負責，同時，其人事任免權又是由同級黨委掌握，這樣的組織架構，注定了紀委監督同級黨政“一把手”的無力。

　　曾在茂名紀委任職的干部對記者說，上級紀委常常對下面的貪腐不知情，而我們這些知情的，卻根本無法監管。甚至，我們曾經想查辦一個科長，但都因為羅蔭國的干預無法進行。

　　高波建議，一方面，紀委的獨立性要加強，增強縱向垂直管理，使紀委對于同級黨政官員的監管更加有力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現有行政資源，讓以“問題為導向”的紀委巡視組工作常態化，有效尋找線索進行突破。

　　——如何讓廉政教育真正入心入腦?

　　隨著反腐深入進行，一些干部慨嘆“為官不易”，還有貪腐干部在反省罪行的過程中，稱之所以走上貪腐之路，是因為對于商人的財富心里不平衡。

　　高波認為，這是一種自我標榜的“傲嬌”。他說，當前的廉政教育，要加強對干部對公務員崗位的理性認知。要讓走仕途的官員明確認識到，為官不可貪財，不可與商人攀比。事實上，與高風險、高回報的商人相比，穩定的工作狀態、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以及長遠可以預期的升遷，都屬于公務員收入的部分，有很大優勢。

　　當前，在中央反腐倡廉力度空前加大的背景下，有人擔心反腐可能影響地方經濟的發展。但茂名的實踐證明，反腐不僅沒有給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反而凝聚了人心，提高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隨著黨政機關風氣逐漸改善，茂名不少領導干部投身建設的積極性高漲，經濟建設和反腐出現了良性循環的效果。

　　茂名市茂南區委書記丁錦文說，反腐敗以來，茂名在廉政教育、用人機制和作風建設等方面查缺補漏，使政治生態得到凈化。如今，很多干部重樹“實干”和“服務”理念，積極投身建設。

　　2013年，茂名經濟總量突破2000億元，有8項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速在全省位于前列，“破除了‘反腐影響地方10年發展’說法。”

　　“茂名窩案是這個城市的一道‘傷口’，揭開傷口固然令人痛楚，但只有擠出膿血才能讓整個肌體健康、持續地生長。”一位當地干部說。

　　在經歷了暴風驟雨般的反腐洗禮后，曾被腐敗侵蝕得傷痕累累的茂名，正在修復和重建中漸漸走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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