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問《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劇組并“中央文獻”

　　紀念偉人，非得“長城貼瓷磚”的方式嗎?

　　一清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一劇，劇名本身將主創人要說的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在當下舉國話語中，特別是鄧小平同志110周年誕辰之際，對人們愛戴的“歷史”人物做些紀念，發些文章，弄些影視，不但是中國式的，也是世界性的。是一件好事。

　　但是，紀念偉人，該用什么樣的方式方法呢?這值得我們思考。特別是理論界、創作界的同志們。對鄧小平同志最好的紀念，就是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講述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里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中國是個感恩的民族，心底都是善良的，對于去世之人，在紀念他的時候，大家都聚在一起，說些動情的、感恩的、緬懷的話，這是人之常情。我不主張在這樣的時刻說別樣的話，這不合乎國情、民情。但是，這并不是說，借助于“紀念”活動就可以做些其它不該做的事。新開播還沒有播完就獲評了2014年度“五個一工程獎”的《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一劇，在這方面的所為，就需要一些當事人好好地檢討。前些年流傳有個段子，說的是好心人做“好”事：“給長城貼瓷磚，給赤道鑲金邊，給飛機裝倒擋，給黃河安欄桿”——這樣的出發點不有說不好，但做下來一定會很難看。而《鄧》劇基本上就屬于這一類。鄧小平同志的偉大，只要實事求是地宣傳、紀念就夠了。因為這樣一位偉人，他所為中國人民造下的福利，不需要有任何的脂粉與油彩涂抹，任何往他身上添加不實故事的行為，都是一種往萬里長城上貼瓷磚的不適行為。而《鄧》劇組和“中央文獻”同志在《鄧》劇中所干的，就與“貼瓷磚”工作沒有多大差別。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不妨看看一些“添加”是何其的不該：

　　瓷磚一：陳景潤的“解放”，是“鄧小平”親自過問才“出山”的。這塊“瓷磚”貼得有點過分。@傳媒人蘇現: “改善陳景潤生存待遇是文革后期的標志性事件，鄧劇中將此作為‘鄧大人’解放知識界的開創貢獻，與歷史不符。”實際上最早向這位大數學家伸出援手的是江青。而恰恰因為江青“伸過手”，陳曾被冷落。是作家徐遲冒著當時的政治風險采寫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才算是最后救了陳，讓他從當時乍暖還寒的現實尷尬中走了出來。

　　另據《人民文學》原常務副主編、文學編輯周明在他寫的《徐遲與〈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披露，1978年1月，發表在《人民文學》第1期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當年采寫陳景潤的的選題是編輯部研究決定的，并請來了老作家、詩人徐遲主筆。是他陪同徐遲去采訪的陳景潤，此選題得到過徐遲的姐夫吳修權將軍的支持。《哥德巴赫猜想》從采寫到發表，跟“鄧小平”確實毫無關系。《鄧》劇可能是想利用《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在過來中人的巨大影響力來“貼”長城，取得的效果是相反的，甚為遺憾!

　　瓷磚二：恢復高考是鄧小平同志一手操辦的，如果沒有小平同志的力主，中國的高等教育招生還會推遲得更后。這塊“瓷磚”也貼得不大妥切。

　　鄧小平同志是1977年的7月21日中共第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恢復職務的，7月30日在會上第一次露面。是年，8月4日—8日全國科教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上，武漢大學化學系查全性副教授率先提出恢復高考的建議。這種石破天驚的建議，獲到與會專家的呼應。2007年中央電視臺紀念高考改革三十周年時，采訪過查先生，這些視頻尚在，當時我作為“作文因零分而改判滿分”的當事人(也就是《鄧》劇中“田源”的這個角色)，亦接受過采訪。而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在同方毅(中科院副院長)、劉西堯(教育部長)的談話中提出的是：“同意今年的招生工作，基本上還按原來的辦法。一年準備，從明年開始兩條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特別是理工科。開學時間統一到秋季好。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學校可以搞多種形式，總的目標是盡快地培養一批人出來。今年先過渡一下。”有關這一段的談話和意見，相信中央文獻的同志不難找到原始的文本。由此可知，小平同志并無意于1977年立即恢復高考，至少不是十分堅決，或者也沒有感受到這件事于當時的知識分子內心的那份執著。從鄧的談話來看，按小平同志當時的思路，即使是1978年的高考，其考量中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而《鄧》劇“演”的是“鄧小平”復出三天后就建議并批準恢復了高考，這個“劇情”，實在是說不過去的。由于“華國鋒”的話題目前還不能充分地展開，我們不便太多地談及華在這一件事中的“考量”，但有一個事實是不可改變的，那就是：恢復高考的決定是1977年10月5日由華國鋒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的。當時也是原則批準了教育部長劉西堯報送教育部的《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工作的意見》。該“意見”在吸收會議討論成果后，經教育部修改，于10月12日由國務院正式批轉下發。這就是全部事實過程。應該說，小平同志在恢復高考這件事上，是有極大加力作用的，但如《鄧》這般猛“貼”，就顯得不“文獻”了。

　　瓷磚三：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結束，依《鄧》劇之說，是“鄧小平”一手促成的，這個說話不能得到“文獻”的印證，是空想的，“瓷磚”所貼位置不正。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怎么樣去評價，是不是一無是處，它的初衷及歷史價值的評定，不是本文的范圍。知青運動的結束，導火索事件并不是源于云南知青，而是肇始于黑龍江農場知青大返城，但掀起滔天巨瀾的確是“云南知青請愿”事件。據當代中國研究所資料記載，1978年10月底，由云南景洪農場十分場學校教師、上海知識青年丁惠民執筆，起草了《致鄧副主席的公開聯名信》，該信征集到了近千名知識青年的簽名。但是信寄去北京后，杳無音訊。半個多月后，即11月16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給鄧小平副主席的聯名信》，但同樣，是“黃鶴一去不復返”的遭遇。知青們的信主要是反映回城的理由“生活困苦”、“社會地位低”、“工資待遇低”、“傷病殘現象嚴重”、“年紀大了，無婚可結”等。在第一封和第二封信寄出后，知青們知道自己的方法是存在問題的，畢竟，當時的“黨中央”是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12月便有了《第三封聯名信》，這封信不再是單寄給鄧小平的了，而是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鄧小平”的。他們在信中說：“我們五萬名云南知識青年，在飽經風霜達八年之后的今天，奮全力鼓起最后的勇氣，莊嚴地選派有全權資格的代表組成請愿團，前來北京向您們提交這份凝集了我們全體簽名青年整個生命熱情和寄托了我們全部人生信念的請愿書，或許是種冒失的行動，但確實出于迫不得已，甚至臨近絕望，請原諒吧”。隨后又發生了系列事件，包括新疆知青阿克蘇事件、上海知青“二五”臥軌事件等等。在全國知青倒逼之下，中央不得不終結這一“運動”，終于形成了1978年12月“結束知青上山下鄉”的《國務院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這個“規定”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即中發[1978]74號文件。《鄧》劇將這一由中央艱難地做出的決策“貼”在“鄧小平”同志一人身上，除了不真實，也于小平同志的形象塑造沒有多大好處。

　　瓷磚四：《鄧》劇認為，包產到戶、大包干、解放生產率這些東西都是“鄧小平”率先提出來的，由此引領了中國農村改高的新高潮。這個“瓷磚”有一半沒有烤好，不宜“貼”在最顯眼處。

　　《鄧》劇將大包干的好處說得天花亂墜，通過劉金鎖的口表達出來的是“天下大事，一包就靈”。豈止“靈”，那簡直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妙藥仙丹。金瑣向有關人士及“鄧小平”副主席匯報說：“大包干這才干了一年，糧食就大豐收。我估算了一下，我們十八戶，糧食的總產量達到了六萬多公斤。比我們生產隊從55年到70年糧食的總產量還多”。“鄧副主席，我們梨園生產隊今年的糧食，從此前的三萬斤，搞到了現在的12萬斤，超過了歷史的任何一年。”“從此結束了一百多年來討飯的歷史”。——你看，這里就是要向“鄧小平”臉上貼東西。“大包干”、“包產到戶”作為小農經濟的一種形式，在當時條件下，這樣實施，是有意義的，是鄧小平同志實事求是作風的反映，這一點，我們應該好好地認識。但是，夸大到這個程度，就有些不適宜了。

　　那么，“大包干”、“包產到戶”這些東西是怎樣出來的呢?是不是如《鄧》劇里所說的，完全是“鄧小平”同志的思想呢?并不是這樣。認真說起來，第一個為包產到戶開口子的，不是別人，正是長期熟悉農村工作的華國鋒。請中央文獻的同志查查當時的相關會議記錄，應該不難找到材料。

　　這里，不得不提到當時影響很大的“張浩事件”。1979年2月，甘肅省檔案局干部張浩回洛陽伊川縣老家探親，發現村里正包產到組，遂向黨中央寫信，陳述了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不滿，他認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隨便變更。搞分組和包產到戶是脫離群眾的，也是不得人心的。1979年3月15日，張浩的信被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人民日報》同時配發了編者按，支持張浩的觀點。這封信立刻帶來了已推行農村改革地區的震動。爭論幾近白熱化。張浩事件發生后，責任田制度推行廣泛的安徽省受到的影響最大。此其時，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了一個有三省三市參加的農業座談會。由于爭論激烈，很多人都想從“包”中后退。只有安徽農委主任周曰禮堅持“包產到戶”。會前，國家農委向華國鋒匯報，華國鋒說：“包產到戶，大家不贊成。但有些大山區孤門獨戶，那里有幾塊地。不能把人家趕下山來，造成浪費，可以包產到戶，參加生產隊分配，統一在集體經濟里。”——這就是“包產到戶”打開口子后獲得推進的當時事實。這次座談會形成的會議紀要經華國鋒簽發，這才以國務院文件下發的。有著“中國農業改革之父”稱譽的杜潤生后來說，“是華國鋒把這個門開了條縫，后面就擠開來了，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這才形成了大氣候”。一清認為，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同志作為國務院副總理(當時小平同志主要主管科學教育)，是發揮了極大推動作用的。但沒有《鄧》劇所宣示的這么重要的作用，是后人往鄧的智慧錦囊里塞進的東西。

　　瓷磚五：“鄧小平你在哪里”、“鄧小平，我們需要你”，《鄧》杜撰這些中煸情催淚情節，毫無意義。

　　前面我們提到了1976年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鄧小平，你在哪里”的事件，只有過紀念周恩來總理的“四五事件”。而那個“周總理，你在哪里”的說法也不是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是后來一位叫柯巖的詩人的長詩：《周恩理，您在哪里?》，這詩當時代讀過一些書識過一些字的人都知道，而且很多人記憶深刻。《鄧》劇弄出一個“鄧小平，你在哪里”的街頭運動來，以此來說明鄧小平同志的復出，是順大勢合民心的——這個不存在的事實的出現，是有損“中央文獻”所秉持的價值觀與學望的。確實，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一種民意，民心。但目標的光明并不鼓勵不合法的手段，如編造，如篡改等，都是不可取的。

　　《鄧》劇里除了這一處外，還利用“夏建國”的高考作文編出一個另外的“瓷磚”故事，說是在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第一次“亮相”去工體看足球賽時，球場里“打出了一個橫幅，‘我們需要你!’”——這樣的編撰實在是沒有必要。用這種編撰的手段表達對鄧小平同志的禮贊，實在不是一種可以值得鼓勵的行為，因為手段的不正確必然導致歪門邪道的橫行。

　　瓷磚六：“鄧大人”、“活菩薩”這些《鄧》劇所要著意渲染的東西，既不是當時事實，也不是今天價值觀所要張揚的東西。

　　在《鄧》中，無論是國務院田志遠，還是國務院的夏默，還是國務院的這專家那專家，一口一個“鄧大人”;無論里巷里的修車老人，還是奮斗在云南、延安以及更多廣闊天地的知識青年，也都是一口一個“鄧大人”;無論漁村的漁民、鄉下的農民、城里的民工，居然可以在第46集一個分鐘時段里叫出十數個“鄧大人”來……鄧大人就是包青天的代名詞了，鄧大人就是光明、正義、希望、救星的代名詞了，鄧大人就是改革、開放、魅力、威望的代名詞了，鄧大人就是一言九鼎、指水水斷指山山傾的——“鄧大人”了。這詞兒乍一從電視里叫出來，聽著一時有些讓人發冷，不知今夕何昔。我是從那個年代里過來的，真對不起，我們那里沒有一個人這么叫，這么稱。我以為北京全是這樣叫的，問過北京的一些六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們也眾口一詞地說，沒有過，也沒有聽說過，以為是叫鄧世昌哩!當然，我們不是“文獻”這樣的人，也不在國務院里用事，他們是不是都這么叫，那就只有問他們了。所以，“鄧大人”以及借助于黃山、成都老太太和“劉大娘”之口說的“活菩薩”(36集、45集)，都不是什么新鮮詞兒，有些舊，泛著一些封建色彩的渾黃之色。這樣的“瓷磚”，我看不貼還是好一些。

　　算了，“瓷磚”在《鄧》劇里是一種耀眼的東西，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國家社會發進步到今天這種狀況，這中間有著鄧小平同志的豐功偉績，這是不容否定的。我們紀念他，我們懷念他，我們感恩他，都是應該且必須的。但是，紀念的方式有多種，偉人之所以是偉人，一定是有著過人之處的，我們不能用那種泛黃的顏色往偉人身上涂抹，歷史不是三仙姑可以任人打扮。長城偉大，但是往長城身上貼瓷磚搞裝飾是不可以的，雖然你是出于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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