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云詭譎
香港將在17年直選。從年初開始香港就變得不平靜了，8月31日下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立刻在香港激起強烈反響。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在九月一日發表了“罷課宣言”，九月三日港大學生會發表罷課宣言，周四(4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將)會在中大民主女神像前召開第一次罷課會議及論壇。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聲稱人大常委會完全無視民意，罷課只是整場不合作運動的第一步，如果沒有得到回應，下一步就是“源源不絕的公民抗命”。
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罷課宣言中都提到，1984年港大和中大學生會曾致函前總理趙紫陽要求“民主治港”，得到的答復是“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有輿論指出：學聯本身是殖民地時代用以控制大學生的工具。殖民地政府不但從法律上規定了學聯與各院校的關系，也保證其有充足資金策劃各類行動。
陸生在香港讀書，深刻印象是學聯強制性迫使學生參與其組織，接受其觀念，吶喊口號，否則就會被排斥、歧視，甚至被趕出校舍。
每個進港大的學生，必須經過“港式洗腦”教育，一個在香港的內地生吐槽：
“如果一年下來，你太過潛水以至于被認定為可有可無的話，學生會年審時就會“踢”掉你(Quit Hall)，讓你卷鋪蓋到校外租房去。所以內地同學參加舍堂社團和活動時必須要認真對待，不能隨便溜號，才有望保住下一年的舍位。這也就意味著，各類社團活動將占用你大量的學習時間，這對于很多一心想在港大專心念書的內地同學來說，是特別苦惱的。”
“更讓人無奈的是，當地生大都是夜貓子，經常熬夜，半夜三更卻總是召集樓友通宵開樓會。這些樓會的話題包括學生會換屆大會上該如何來發起動議來維護香港社會民主，迎新營應該增加哪些整蠱項目來玩殘新人，甚至連每個人的感情隱私都要拿出來講，還美其名曰“兄弟會”分享。”
“于是乎，我們一群內地同學，即便你是屬于“政治冷感”，或是更為關心自己GPA以及隨之而來的工作實習、交換項目和就業機會的沉默少數，也都成為了被攻擊的對象，連保持沉默的自由也被奪去。”(見“香港內地生：理解狀元不選港大”)
這一幕很太熟悉了，經歷過“八九風波”的，頃刻就明白“風波”要重演了，連套路都類似。上次失敗了，連那些民運分子也喪失了群眾基礎，這次能成功嗎?
自由派的韜略
自由派的文化戰略，有明的一手，還有暗的一手。明的一手就是天天念叨的民主、人權、普選等等，這點早就讓大家厭煩了，美式民主、顏色革命在各國總是引出禍亂，越來越被公眾拋棄。媒體學界也對此充滿警惕，調動不了群眾情緒，但他們還有暗的一手。
自去年以來，陸港矛盾突然變得激烈起來。
“香港奶粉限購令”、“陸客小孩地鐵吃零食”、“陸客小孩街頭小便遭拍”、“香港全面拒絕‘雙非’孕婦”、“香港憤青向陸客唱蝗蟲歌”、“港獨分子沖擊軍營”等等。一件接著一件，無事生非，小事鬧大，某些媒體推波助瀾極力毒化港陸關系，渲染大陸的丑陋，香港的悲憤，挑起港獨意識。
這就是自由派暗的一手，暗的一手就是以“文明”的名義分裂國家。一直都在進行之中，從來沒有遭到打擊。
八十年代，自由分子套用小平同志的講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他們提出“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之后發生了“八九風波”，風波平息后，其策略就變成“讓一部分地區先民主起來”。08年時，自由派搞了一個《零八憲章》，雖然《零八憲章》仍然高唱民主高調，但他們的策略已經轉成割據和分裂了。
三年前，這一串理論的淵源脈搏就已經理清。筆者在“中國領土疆界的法理性是二戰的勝利果實，而非追溯到‘元、清之自古以來’”寫到：
“民國分裂的前車之鑒，前蘇聯解體的教訓，民族分裂勢力和自由派們看得清楚，達賴集團的主張就是“西藏真正自治”，藏獨分子唯色和鮑彤、劉曉波等人相互勾結，炮制的《零八憲章》鼓吹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什么是中華聯邦共和國?在其“聯邦共和”條款中卻并沒有民族聯邦的內容，不明白的人會喪失警惕。這是暗渡陳倉，暗藏殺機。針對吳委員長的“五不搞”，老自由鮑彤才透了玄機，他說：“對幅員廣袤，地區差別很大，特別是對多民族國家，聯邦制是和睦相處的最成功的體制，為什么要深惡痛絕，一棍子打死?若說階級性，列寧就搞聯邦制，中共的二大和七大也主張聯邦制。有人說，現在是騎虎難下，必須跟“08憲章”的判決相銜接，也有人說，這是為了把“地方自治”扼殺在搖籃里。但地方自治是文明國家的普遍趨勢，有錯必糾是法治社會的優點。一意孤行，將錯就錯，因小失大，決非國家之福。匆匆忙忙作出這種結論，令人困惑不解。”。看明白了吧!“民族聯邦”、“地方自治”才是《零八憲章》的核心內容，自由民主、憲政三權是明是虛，聯邦自治是暗是實，而這得到官野內外上下地方精英們廣泛贊同，極有隱蔽性、操作性、欺騙性、蠱惑力，還具有“自古以來”的政策理論依據，是他們從八十年代到今天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標，也取得相當進展。鮑彤還說：“在我自己負責起草的十三大檔中，也有“決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的提法，但“照搬”不“照搬”和“搞”不“搞”，是不同的概念。”這說明什么?搞文字游戲，暗藏殺機早成了這些搞政治的輕車熟路。此類虛偽和陰謀早被揭穿，請參閱“民本主義”的重生-讀《湘江評論》發刊詞有感。 )和達賴集團的私貨，評“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揭分裂圖謀。”
自由派的一大伏筆－多元文明說和文明進化說
婦孺皆知，“八九風波”《河殤》這部劇功不可沒，《河殤》把中華文明歸結為黃色文明、農耕文明，該劇極力渲染黃色文明的落后、封閉，宣稱人類社會必將走向藍色文明，海洋文明。這一年代，批判中華文明，批判國民性成為時髦，《丑陋的中國人》之后是《河殤》，《河殤》之后則有了《狼圖騰》。
喜歡以民族性為思考內容、批判對象的自由派們，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極端蔑視中華文明和文化，大有五四青年“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偏激，但令群眾想不到的是他們最終都淪為叛國分子或分裂分子。
寫《丑陋的中國人》的伯揚最終淪為臺獨分子，但他卻不再寫《丑陋的臺灣人》。
劉曉波說：“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為語言的局限性，還不得不為中國說話，我是在與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對話，這種對話只會使自己的水平越來越低。” “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說。”
在自由派的語言里，中華文明歸為黃色文明，西方文明是藍色文明。他們認為文明是割裂的，只有淘汰，沒有融合，更不用提超越。所以劉曉波會發狂言：“中國要想真正的歷史變革，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香港也就當了157年的殖民地，港獨喧鬧的今天他們紛紛打出港英旗幟。
這三十年來，自由派牢牢把握文明和文明落后這個話題，以民族性攻擊中國，社科界一直麻木不仁，隨風而跑，長達三十年不作為，更不用提理論反擊。
龍應臺竟以挑釁的口氣質問胡錦濤總書記，“請用文明說服我”!
中華文明落后愚昧這一所謂“信念”，至今他們沒有改變過。但自“八九風波”之后，他們的策略和目標就已經變了，宣揚各種文明共存，實現多元一體，目標就是聯邦自治。
進入二十一世紀，這時的理論已經把中華文明再分成了農耕文明、草原文明等，最近的進展是易中天把文明分為三極，其中西方現代文明、伊斯蘭文明在中華文明之上。
這些理論的共同之處是以漢族為農耕文明的代表，以蒙古、滿族為草原文明的代表。貶低農耕文明。他們認為漢族為代表的文明衰落劣等，要存活永遠需要外來輸血，他們所謂的“輸血”指的是暴力征服。批判漢族和漢族朝代是必須的，否則其他文明難以立足，難以多元并存。
從姜戎的《狼圖騰》開始，一部又一部的大清頌劇推到高潮。清遺分子閻崇年在媒體上的歪理邪說，胡說八道一直在央視在各地暢通無阻，他把中華文明分為明-漢族代表農耕文明、清-滿族代表的森林文明、還有元-蒙族代表草原文明。中華文明大一統在清朝是多元文明的統一。
但詭異的是海洋文明、藍色文明哪里去了?其實，海洋文明、藍色文明并不遠，香港、臺灣就是，這是真正的伏筆，到今天這伏筆才成了明筆。這期間草原文明和農耕文明被搞成了對立，掩護即將來臨的“藍色文明”分裂獨立。
中華文明的多元和割裂對立是怎么被弄出來的？結果如何？
1988年11月，費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學說，“多元一體格局”說在香港引起轟動，一直不懂他為什么去香港發表這番言論，為什么在香港引起轟動。現在的反思，“港獨港治”就是從那時埋下了韜略，這次又是香港中文大學挑頭。
費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該文最大的問題是強調“多元”，虛化“一體”，資寇糧而赍盜兵。
他說：“如果我們要堅持在中華民族里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榮的原則，那就必須有民族間互助團結的具體措施。這正是我們當前必須探索的課題。
如果我們放任各民族在不同的起點上自由競爭，結果是可以預見到的，那就是水平較低的民族走上淘汰、滅亡的道路，也就是說多元一體中的多元一方面會逐步萎縮。
我們是反對走這條路的，所以正在依“先進幫后進”的原則辦事，先進的民族從經濟、文化各方面支持各后進的民族的發展。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不僅給優惠政策，而且要給切實的幫助，現在我們正在這樣做。
三，還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少數民族的現代化是否意味著更大程度的漢化?如果是這樣，各民族共同繁榮是否指向更大的趨同，而同樣削弱多元一體格局中多元這一頭呢?通過發揮各民族團結互助的精神達到共同繁榮的目的，繼續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發展到更高的層次。在這層次里，用個比喻來說，中華民族將是一個百花爭艷的大園圃。我愿意用這個前景鼓勵自己和結束這篇論文。”
在他這篇所謂“多元一體大格局”里最終落實到保護和強化多元，大談多元，保護多元，根本沒有談如何保證一體。這種理論沒有一體的位置，不是修補就能解決的，其危害性在之后的年代逐漸顯露。
費的理論受到民族界熱烈歡迎，長期以來，民族界弱化虛化“一體”，強化、實化“多元”，不斷主張增加少數民族權利，甚至特權。民族矛盾從無到有，逐漸變成熱點難點。比如延邊竟然以立法的形式獎勵朝鮮族多生多育，而對漢族超生則懲罰不貸。激起網絡一片聲討。
民族界發起一輪輪的理論沖擊，要求落實民族自治，冠冕堂皇，義正詞嚴不容議論，把探討者、反對者冠以大漢族主義導致分裂中國的罪名。
而清史學界也積極跟進，鼓吹大清奠定中國的版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民族架構，為聯邦制做歷史佐證。
“多元一體”理論應用發展的結果必然是一體虛無化，而多元均等化。
葛劍雄反對國家公祭黃帝，他說“絕對無法證明，黃帝可能是今天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共同先祖”。言外之意是公祭黃帝是對少數民族的不公平，問題是司馬遷寫《史記》時，將當時出現的各個民族漢、狄、夷、蠻、戎都追溯到黃帝，這之后成了學界推崇血緣一統而形成中華民族的理論依據，現在被否定了，一體更難了。
與此同時民族界越來越強烈的否定主體民族的說法。背后的理念是多元必須均等化。余秋雨反對漢服成為國服，他的理由是“你們把五十幾個少數民族放在哪里?你們的“華服”里能汲取五十幾個少數民族的服裝元素嗎?如果不汲取，大家反而會心理受傷?”網絡上常見這句話：“中國不是漢族一家的。”
2009年60年國慶，天安門廣場還樹立起“56個民族柱”。
他們總是無形中給受眾施加這樣的觀念：中國是56個民族多元一體的多民族國家，那就應該將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權益以民族為單元進行分配，以保證各民族“事實平等”。現在就連行政、司法，甚至連價值觀、歷史觀之類的意識形態也要考慮民族問題，以保證多元文化之均等。多元一體的觀念深化的結果只能是強化多元，隔離各元而排斥一體。56民族聯邦國才是“多元一體論者”的共同語言。
難道漢族的東西只能漢族用?漢族的文化只能局限于漢族?難道普通話不是漢語?不該推廣嗎?
漢族十一億多的人口和其余55個民族要按民族均分各方面權益，這當然會給身份為漢族的國人帶來不平等不公平感。
對此反擊的只有網絡，也就是網絡明史學派和皇漢們，他們對歷史和民族問題研究得很透徹，筆者寫過“中國是每個中國人的中國，不能曲解為56民族的中國”等文章，”這是理論上的針鋒相對，網絡反響強烈。必須解答，但這時的自由派卻視而不見，裝不知道了。這種聲音很微弱登不了紙媒，還常常被人蓄意污蔑為種族分子,在民族團結的旗幟下被壓制。
然而自九十年代以來新疆暴恐不斷，愈演愈烈。形勢逼人，新疆同志首先感覺到了這套理論的不當。
2009年，教育部、國家民委組織編寫并向全國中小學發行了民族團結教育四本系列教材：即《中華大家庭》。
正是當年，新疆發生“7·5事件”，6月26日，韶關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傳到新疆立刻引起部分維族群眾的憤怒，之后在烏魯木齊就爆發了大規模騷亂事件。這引起新疆學者對現行民族政策導向的思考。
新疆學者戢廣南、馬品彥、潘志平、孟楠等人深感該教材一些偏差反映了多年來我國民族團結教育存在的重大問題。(以下內容見:《中華民族大團結》教材出版的前前后后-《新疆文史》2014年第1期)
他們指出教材內容在本來是平等友愛、幾乎沒有什么民族界限的中小學生刻意區分出不同民族，強調彼此語言不同、信仰不同、權利不同，要著意分清“你是你，我是我”，容易在學生心目中悄然形成“我們不是一家人”的意識。
實際上是嚴格把漢族與少數民族分開，主要講的是各民族的區別區分，說差異，強調不同民族傳統，過多地提示和強調各個民族的分別分界，所屬不同。講了55個民族知識，說到少數民族地區，都是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美麗富饒，卻幾乎不講漢族知識，容易把少數民族與漢族區分割裂開來，這并不完全實事求是，還客觀上增加民族分界意識、權屬意識，實際效果并不好，不利于國家資源開發和各民族共有共享國家資源。該教材幾乎不講中華大家庭各民族的血肉聯系，融合共通，不講清楚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而對中國民族狀況，“多元”講的很多，“一體性”幾乎不講。書名叫《中華大家庭》，讀后讓人感覺到卻是只見55個民族“小家”，很難看到“中華大家庭”。這種片面的傾向，不利于形成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偏離了真正的民族團結思想和“三個離不開”的原則。
他們還進一步指出了比如教材中有這樣一段話“桂林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這里生活著壯、瑤、苗、侗等少數民族兄弟姐妹，他們共同建設著這座著名的風景城市。”——如此看來桂林與漢族毫無關系。讀了這些，學生是很容易得出廣西桂林不是漢族的、現在人口居多數的漢族桂林人是移民、是外來客居者、漢族是少數民族資源的侵占者這樣的錯誤結論。
戢廣南說：“民族意識”是一把雙刃劍，民族團結教育要把握好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越是多民族地區越要強調一體性。建立和鞏固中華民族認同，這是國家統一和穩定的重要條件，是十八大報告強調“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應當成為我國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務。目前邊疆民族問題的一個癥結是缺乏自覺的中華民族意識教育，忽視中華民族一體化建設。現行一些“民族理論”，是把“民族”這個核心概念定位在56個“民族”這一層面，沒有突出“中華民族”這個全體中國人必須樹立的核心概念，客觀結果是架空和虛化了“中華民族”，結果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回族、苗族、彝族等等都是實的，誰是“中華民族”卻成了虛的。
戢廣南說：民族理論界甚至有人明確否認“中華民族”的存在。他們說要講“民族”就是56個民族，“中華民族”像“阿拉伯民族”一樣不是一個“民族”。有的還進而提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既然是我國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實踐中就應當象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都有常設的人大常委會、政協全國委員會一樣，設立56個民族的“民族院”，凡民族地區、民族事務都應當由“民族院”討論決定。
以上問題是涉及我國根本的重大問題：核心是中國到底有沒有、要不要建設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到底中國是“中華人民”的統一國家還是56個民族聯邦?如果連中華民族都不承認，何談“中華人民”共和國、何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還有人總是強化各民族分界意識。甚至想方設法人為制造、固定少數民族的“族源特征和文化傳承”;這很容易導致少數民族“趨異”心理，形成狹隘民族意識和狹隘的“領地”甚至“領土”意識，造成民族界線森嚴，其后果是構筑了民族壁壘，形成文化隔離。
特別是一些教材在闡述中總是把漢族與少數民族分開，較多地講各民族的服裝、語言、習俗、宗教等不同民族傳統，過多地提示和強調各個民族的分別分界、所屬不同，強調各民族差異。對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多元”講的很多，“一體”幾乎不講。這樣往往客觀上是在各民族中分清“你是你，我是我”，潛在地形成“我們不是一家人”的意識，容易導致青年學生們頭腦中民族分界意識的增強。這樣教育的結果可能造成一些人個體民族意識強，中華民族意識弱，實際上不利于民族團結，不利于國家的團結統一和邊疆民族地區和諧穩定。
新疆教育廳果斷暫停了該教材在新疆的使用。自治區教育廳于2011年委托戢廣南、馬品彥等主持編寫新疆版的民族團結教育教材。目前教材已在全疆高中使用2年，受到新疆各族師生的歡迎和社會的贊譽，也得到教育部的好評。該教材更多地講中華民族的一體性，注意講共性、說融合、促統一，增進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該雜志最后說：新疆社科工作者著眼新疆長治久安，不唯書不唯上，勇于挑戰傳統民族理論權威，發現長期以來民族團結教育存在的偏差：思路富有前瞻性，具有理論創新意義，對策建議被中央領導采納，產生了重大社會效益。
今年8月，新疆且末縣出臺政策，民漢通婚獎勵政策。政府在住房或政府工作崗位及其他福利方面會優先考慮民漢通婚的家庭。每戶每人每年獲得累計不超過2萬元的醫療補助。民漢通婚家庭的子女可以免除從幼兒園至高中階段的所有費用。考入職業學校的學生每年可以獲得3000元的學費補貼，考入大學的每年獲得5000元的補助。新婚夫婦每年提供1萬元獎勵，連續獎勵不超過5年。西藏也在鼓勵族際通婚。
滲透和擴散
眾所周知，李登輝提出過中國七塊論，源自王世榕寫的《和平七雄論》，王氏主張中國大陸應建立“七個獨立的國家。”據王氏稱：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不能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為了“避免這種古老中華帝國的復蘇，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中國和平地、自動地、理性地分成數個較小的中國”。李登輝還把該書推薦給日本，得到日本作家的歡迎和響應，在日本出版發行。
七塊論過于赤裸裸，就有人改稱“區域發展”;“中國太大，不能用中央集權，應該讓地方分權，凸顯各地發展的自主權”等等。(以上見香港文匯報 1996年6月15日，李登輝“七塊論”探源)
為什么要分？為什么要分為七塊？這點日本人早就有過研究。
《狼圖騰》不是什么新貨色，直接抄襲日本軍國主義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樸素主義輸血論。
內藤在《新支那論》中總結：“從匈奴、五胡十六國到遼、金、元、清，正是由于這些北方民族的逆向反作用侵入乃至通過滅亡“支那”國家，才使中國的文化乃至種族生命不至于“衰死”而得以“返青”并長時間地維持下來。”“支那的論者，特別是近來的論者，把外種族的侵略全部認作為是支那人的不幸，但其實支那能維持很長的民族生活，完全賴于屢屢遭受外種族的侵入，……應該說對于支那民族的煥發青春，是一種非常的幸福，”(見《新支那論》)他認為中國文化會逐漸呈現出一種“積累”“中毒”癥狀，需要一種外來文化作為“浸潤劑”，這種外來文化包括蒙古、滿洲，接下來就是日本，這“對于中國民族維持民族將來的生命，實在是具有莫大的效果”。所以，從這種使命來說，日本對于支那的“侵略主義”、“軍國主義”之類的議論，全都是無意義的。”
宮崎市定發表著作《東洋樸素主義的民族和文明主義的社會》稱：“北方游牧民族沒有受到文明社會由于文明產生弊害的余毒”，“明人自己未能治理的文明社會，由于注入數萬滿洲軍這一要素，竟不可思議的獲得了大治。”宮崎市定最終總結到：日本人樸素謙虛，以正為正，以斜為斜，天真如明鏡，無一點云翳。日本的樸素主義和滿洲人、蒙古人的樸素主義不同，它具有發展性。
總結這些日本學者的觀點，這些學者極力貶低、蔑視中國歷史文化，宣揚中國文化停滯論，進而鼓吹日本侵華給支那輸血，打破支那停滯，推動支那進步。
這些觀點只是在《狼圖騰》里換了一種說法。《狼圖騰》：“中華大地上的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是騰格里之父和草原大地之母生出來的一對兄弟，草原民族是兄，華夏民族是弟。一旦華夏民族在農耕環境中軟弱下去嚴厲而慈愛的騰格里天父，就會派狼性的游牧民族沖進中原，給羊性化的農耕民族輸血，讓華夏族一次一次重新振作起來。后來，在軟弱的弟弟實在扶不起來的時候，強悍的哥哥就會入主中原，維持華夏文明，一直堅持到與西方相遇。”
“徐達，常遇春，都是蒙古輸血的杰作。明朝漢民族的復興，要感謝蒙古民族的慷慨獻血，感謝狼圖騰在中華大地上的有一次復活。”。
“漢人應該對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補償，感謝他們的一次次輸血。”
《狼圖騰》出版之后，其市場營銷和網絡吹捧強度非常大，一些名人紛紛捧場，影視界名人紛紛采納引用，據稱暢銷了10年，大有洛陽紙貴的架勢。
但《狼圖騰》僅僅貶低漢文化，污蔑為羊，推崇游牧狼文明是達不到目的的，還有更深的內涵。
《狼圖騰》作者姜戎狡猾地把西方文明也歸結為狼文化，他說：“日本和漢人學了1000多年，在世界上默默無聞，而和西方海洋狼學了30多年，就一飛沖天。”
“西方的游牧民族本來就強悍，所以一下海就如虎添翼。現在世界上領先的民族大都是從草原游牧再發展為海洋游牧的民族。”
內藤湖南等人編造了侵華史學，直接為日本侵華服務，否定漢人能統轄其他民族，是以民族問題分裂中國的理論鼻祖。在《支那論》中，從民族感情、國家統一的經濟成本和民主制的代價等三個相互關聯的視角出發，更加徹底地闡述了中華民族分裂的必然性以及分裂對中國的諸多“益處”。
但令人奇怪的是這些文獻本來應該是當代反法西斯反日本軍國主義的好教材，可惜的是在當代中國，大家卻對此非常陌生，更談不上警惕和批判，以至于這類觀念改頭換面以新方式流傳，這次的動機則是分裂支解中國。《狼圖騰》還被中國作協表彰為新時期優秀作品，不可思議。
大陸辮子戲的引進和變味是從港臺開始，而學界對滿清朝代的重新評價和定位也應運而生，以鼓吹“多元一體”有歷史合理性和法理承接性。
自由派的策源地和資金渠道有來自香港，港獨有堅實的資金基礎，他們能引導香港輿論，對大陸媒體滲透得相當嚴重，首推南方系。南方系的廣告多來自海外和香港，南方系多次得到美國多家智庫、基金會、協會、“非政府組織”的許多獎項與提名。分省自治曾是他們的話題，《南方都市報》曾大膽假設廣東成為一個國家如何如何，(見“假如廣東是一個獨立經濟體……”)甚至連“廣東共和國”字樣都登了出來。廣州還出現過為“保衛粵語”而上街的鬧劇。
政府曾多次治理南方系，但不管換多少主編，其取向和風格基本沒有變化，報刊要生存要吃飯就不能得罪金主。
網絡媒體的暗控制更加復雜。自由派在網絡媒體上，重要論壇的把持也呈現統一和一致。當然，他們會借用民族團結，反對大漢族主義的旗幟壓制異議。
突發事件時，平常互相攻訐的大號大V們就像受了指令一樣同時行動發出同一聲音，掀起網絡風暴。
到今天賀衛方赤膊上陣了，說反對港式普選就是違背“基本法”。
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筆者早就指出，稱中華傳統文明為“農耕文明”并不科學，稱“中華農耕文明”封閉、保守，不思進取，不能進化更缺乏嚴謹的論證。中華文明兼收并蓄，見賢思齊，這種文明一直在發展和進步，很難以地域或者生產方式的特征來限定。以農耕、狩獵、海洋來劃分文明是否符合文明特點，是否符合中華文明的特征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而自由派管窺蠡測濫用文明之類的詞語，曲解中華古代文明和文化，蒙騙群眾。
近代中國落后的原因，習近平主席在中國科學院院士大會上說：
“拿我國來說，中華民族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我們的先人們早就提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說，創新精神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稟賦。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高度發達的文明，我們的先人們發明了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在天文、算學、醫學、農學等多個領域創造了累累碩果，為世界貢獻了無數科技創新成果，對世界文明進步影響深遠、貢獻巨大，也使我國長期居于世界強國之列。
然而，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統治者閉關鎖國、夜郎自大，中國同世界科技發展潮流漸行漸遠，屢次錯失富民強國的歷史機遇。”
筆者和網絡明史學派早就做過深入分析和探討，中國在近代的落后是滿清部族統治的惡果，決不是自由派所貶低的文明問題。
決戰來臨
6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白皮書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余權力”。”
有輿論解讀：而之前還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內地的學者)認為，中國在收回香港之后，給與香港如此廣泛的自治權力，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單一制國家，而是某種程度上的聯邦制國家。正是由于這種對中國國家結構形式的錯誤理解，對香港法律地位的錯誤理解，一些人把香港看成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見“《8·31決定》彰顯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
由此看來，這么多年的媒體斗爭包括南方系自由派的輿論鼓噪，甚至論壇上持續不斷的“滿漢之爭”的背后，都是為實現聯邦制而來。
時過境遷，一旦政府清醒明白，港獨拿地方主義和少數民族自治搞民族聯邦掩護港獨、臺獨就是做夢。再者，港獨對陸客無事生非，羞辱謾罵讓陸眾對香港民主鬧劇冷眼旁觀，這無疑強化了中央對港鬧強硬的底氣。
港獨必將覆沒，資金渠道的崩潰使得南方系被迫去改換門庭，連帶他們把控的網絡媒體也一起完蛋。(完)
注：本文所提自由派是或明或暗參與或擁護《零八憲章》的那些人。
注2：“中國領土疆界的法理性是二戰的勝利果實，而非追溯到‘元、清之自古以來’”里揭露“零八憲章”的那部分內容
因內容敏感，只在某些網站還能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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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土疆界的法理性是二戰的勝利果實，而非追溯到“元、清之自古以來”
“狼圖騰”的批判，見：
一道閃電于2014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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