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紀念日。1945年9月2日，停泊于日本東京灣的美軍軍艦“密蘇里”號上，日本代表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中、美、英、蘇等參加對日作戰的同盟國代表相繼簽字，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主張建立和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光輝旗幟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眾多學者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一致認為，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中所作出的偉大貢獻永遠值得歷史銘記。今天我們紀念歷史，是為了以史為鑒、維護和平。中國人民會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堅決反對日本右翼勢力否認侵略歷史、掩蓋侵犯人權行徑的錯誤史觀。

　　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正義戰爭作出巨大貢獻

　　在全球史學研究領域，一個基本一致的學術結論是：二戰以前，幾乎所有的戰爭動機都沒有正義與否的區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之后，才有了“正義和平”的概念與理想。

　　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對記者表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是由其參戰的動機決定的，“在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中、美、英三國首腦及盟軍代表已經明確表示——‘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思。’”

　　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會長胡德坤說，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傷亡3500萬人，做出了巨大犧牲。“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來侵略中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戰爭。中國抗戰不僅是為中國而戰，也是為世界而戰。”胡德坤認為，中國抗戰對世界的貢獻體現在多個方面：中國開辟了世界上第一個反法西斯戰場，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東方反法西斯主戰場，國民黨政府指揮的正面戰場和中國共產黨開辟的敵后戰場相互呼應，使日本陷入了中國持久戰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直至戰敗投降;抵制了西方的綏靖政策，動員了世界各國和人民開展反法西斯戰爭;制約了日本的北進戰略，有力地支援了蘇聯的衛國戰爭;牽制了日本的南進戰略，有力地支援了美、英在太平洋戰場的作戰;阻撓了日、德配合，使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名存實亡，從而加快了法西斯失敗的步伐;為戰后國際秩序的重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還歷史本來面目 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犧牲與抗爭

　　胡德坤認為，中國在二戰時已被公認為是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的四大國之一，但由于戰后“冷戰”的發生，新中國成為西方對東方“冷戰”的主要對象;隨后又因中蘇關系破裂，歐美及蘇聯的史學著作對中國戰場在二戰中的作用，或輕描淡寫，或故意回避，或有意貶低。“這不是歷史的本來面目。想讓國際學術界如實反映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歷史學家要深入研究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并將研究成果推向世界，讓世界了解戰時中國。”

　　胡德坤曾與學術團隊一起，先后出版了《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和《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地位》等二戰史研究著作，對中國抗戰在二戰中的貢獻進行了全面探討。

　　然而，西方史學界對中國戰場的客觀研究還比較少。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沈海濤以國際關系史領域的研究現狀為例，認為“西方視角下的二戰史研究，更強調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爭的作用”。他認為，西方國際關系史中的“太平洋戰場”的表述，本身就忽略了兩個層面的史實：時間上，太平洋戰場戰爭的爆發始于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后的盟軍反擊，這就忽略了中國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的抗日斗爭史;空間上，太平洋戰場更強調太平洋區域，在客觀上忽略了作為東亞主戰場的中國戰場。

　　胡德坤注意到，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的新書《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的中譯本剛剛在國內出版。該書認為，中國是盟國中首先同軸心國交戰的大國，以貧弱之軀抗擊日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抵抗，不僅為本國尊嚴而戰，也是為所有盟國而戰，但戰后卻被西方集體遺忘。

　　胡德坤說，拉納·米特是二戰勝利近70年來，國際學術界第一個系統研究二戰時期中國地位與作用的西方學者。“我相信，繼拉納·米特之后，一定會有更多的國際學者關注和研究二戰時的中國與世界。”

　　堅決抵制蓄意美化侵略的反動史觀

　　8月27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向媒體承認，今年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悄悄向一場給上千名日籍二戰戰犯“招魂”的法事活動致悼文。“安倍悼念戰犯顯示了他錯誤的歷史觀。”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史桂芳說，“即便他不作為首相，而是作為一般的國會議員或者黨魁、政客，也應該對歷史有客觀的判定，不應該屢次做出這樣的行為。”

　　史桂芳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期的所謂“戰爭理論”有長期關注和研究，她發現日本侵略戰爭的決策層，從來不會公開表述日本的“侵略”本質。“日本決策層侵華期間，著重強調中日間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文化淵源，甚至以中日人種相同為由，把侵略說成‘幫助’、‘領導’中國等亞洲鄰國擺脫西方殖民統治，‘復興’亞洲;并認為，日本作為近鄰，來中國不是為了像西方那樣掠奪，而是一起‘對付’西方。日本侵略者后來提出所謂的東亞協同體、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新秩序，也都是掩蓋其侵略本質的幌子。”

　　對戰爭起源的關注，正是為了警示當下，維護和平。沈海濤認為，隨著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料的不斷發掘和研究，史學界對許多由日本詞匯直接翻譯而成的漢語表述，發出了重新翻譯的呼吁。“比如所謂的‘開拓團’、‘慰安婦’，以及日本軍隊在亞太地區‘進出’等表述，都是日本侵略者掩蓋侵略本質的模糊用語。”

　　沈海濤舉例說，隨著對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日本侵華資料的整理、公開，學者已經基本認定：1936年5月，在日本關東軍制定的所謂 “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下，大批日本農業貧民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東北而被稱為“日本開拓團”，掩蓋了其對中國東北地區侵略的本質，是日本有意設計的話語陷阱。這個名稱應該改為“日本侵略擴張團”。“慰安婦”也是一個日語詞，在英文中被翻譯為“性奴隸”，中文翻譯時也應該遵循其本意。

　　抗日戰爭既是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戰，也是為世界和平、正義而戰。史桂芳說，“日本在中國制造的屠殺，不光給中國人帶來了深重災難，也是對人道公理的踐踏，是對全世界的負面遺產。”我們如今紀念抗戰歷史，抵制日本右翼的反動史觀，依然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維護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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