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門大學管理學院會計系副教授謝靈向教育系統的丑惡現象挑戰，看了有關謝靈教授的幾篇文章，我將謝靈教授稱為造反者。造反者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一直是大逆不道的代名詞。在皇帝時代，指責別人最嚴重的罪名就是：“你想造反呀?”在那個時代，造反的罪名一確定，是要滿門抄斬的。幾千年來，鎮壓造反一直是中華帝國天字第一號的政治正確，不管在哪里發生農民起義，哪些寢夢以求要出將入相的忠君愛“國”者們就紛紛請戰，奔赴鎮壓農民起義的戰場，以求抓住機會，用起義農民的鮮血和白骨，為自己的升遷作鋪墊。如果鎮壓成功，舊皇朝得以維持，皇帝就論功行獎，提拔殺人最狠的人，然后一切恢復原狀，從來不去檢討和改進官逼民反的制度。如果起義造反成功，農民領袖成為新的皇帝，也是對自己的手下論功行獎，對舊皇朝的權貴反過來進行滿門抄斬。但皇帝制度照舊，等級分明，上尊下卑，對持不同意見者視作謀反，同樣不寬容，同樣要加以鎮壓。這就是幾千年來中國的治亂循環，皇朝更替史。中國的政治就一直停留在這樣的水平上，沒有多大改進和革新。

　　凡是不充許發表不同意見的政治制度，都必然要走向腐敗，直到迫民造反，原因很簡單，沒有強有力，廣泛而深刻的批評聲音，等于取消了來自當權者之外的監督，統治集團靠自覺自律難以做到長久廉潔奉公。不擇手段壓制批評的聲音出現，去維持一個威權，等于建造一個沒有安全閥的鍋爐，這種中國專制鍋爐己經爆炸過很多次，對其破壞力造成的慘重傷亡，中國的文人學者一直視若無睹，頂多講幾句不痛不癢的話，什么民可載舟，亦可覆舟之類。但如何載舟，如何覆舟，卻沒有下文。更不會談對具體制度的設計、反思和改造，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當年中國共產黨也是造反者，并以最原始也是最昂貴的選舉方式---戰爭(這是中國幾千年來一直運用的選舉方式，通常二、三百年進行一次，這種戰爭選舉法，代價高昂，破壞力巨大，死人無數)，將國民黨選下臺時，即將上臺執政的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主席曾經發誓，要用民主的方法讓共產黨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轍。毛澤東是認真的，但如何才可以讓共產黨不重蹈李自成的覆轍，毛澤東作了兩次認真的嘗試。

　　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請知識分子向共產黨提意見，幫共產黨整風，可是提意見一放開來，有些知識分子就講了很多過頭說話，激怒了共產黨內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工農出身的干部，毛主席當時的處境很尷尬，為了平息共產黨內廣大干部的憤怒，毛澤東主席只好講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轉向搞了個反右斗爭。當時主持具體反右工作的負責人是鄧xx。反右的擴大化，傷害了很多知識分子，并使毛主席和共產黨的誠信失分，都是不爭的事實。

　　發動知識分子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幫助共產黨整風運動，演變成以打擊提意見的知識分子為內容的反右運動，是毛主席第一次事與意違的失敗。個中原因十分復雜，簡單一點講就是毛澤東對傳統文化和性格習慣的力量估計不足。幾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只有官員去教化民眾，沒有民眾給官員提批評意見的傳統習慣。這是其一。其次，五七年提意見與被提意見者有著比較明顯的不同背景和感受，因此共同語言不多，沖突一觸即發。五七年的知識分子大部分來自四九年前比較富裕的家庭，戰爭年代在學校讀書，而被提意見者很多來自貧窮家庭，戰爭年代在戰場上風歺露宿，槍林彈雨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當了干部，以功臣自居，開始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作風，這很自然。毛主席看在眼里，急在心頭，這是重蹈李自成覆轍的征兆。毛主席想，既然知識分子知書識理，講得頭頭是道，何不請他們來教育一下自己那些沒讀過幾年書，現在當了官的眾部下。于是誠懇邀請廣大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幫助黨的各級干部整頓作風，改進工作。毛主席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下可捅了馬蜂窩。試想一下，當那些出生入死滿身傷疤打得天下的工農干部被養尊處優滿腹經倫的讀書人指責沒有文化，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時，會是什么感受。毛主席當時確實左右為難。當時不可能把文化水平較低，但在戰爭中付出了一切的工農干部撤下換上能說會道的知識分子當權吧。為了安撫被激怒了的打江山的功臣們，毛主席只有將整風轉成反右。

　　后來的事，大家都清楚，這里就不多講了。五七年，是毛主席遭遇的第一次滑鐵盧。上面是對五七年反右運動的起因和結果的來龍去脈作最粗線條的描述，與此文的主題有點關系，但不是重點，在此打住。

　　依靠知識分子幫黨員干部整風失敗，共產黨重走李自成道路的擔憂繼續困擾著毛主席，隨著執政時間的延長，共產黨各級干部的官僚特權思想和作風也逐步加重，并有形成一個特權階層的趨勢。毛主席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不希望看到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打下的政權只是歷史上周而復始的又一次改朝換代。毛主席要建立的是一個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人的國家。這并不是我個人的判斷。有目共睹，在主席辭世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中國各行各業的人民有越來越多的人懷念主席，認同主席的目標和理想，不是無緣無故的。有比較才能有鑒別，有鑒別才能辨真偽、識對錯。毛主席是經歷了三十多年對工農革命恨得咬牙切齒的人極盡造謠污蔑之能事的污名化后，仍然被勞動人民認同與擁戴的歷史人物，誰真正對勞動人民好，扶助工農，提升工農的社會地位和待遇，誰要將工農踩在腳下，壓迫、剝奪和奴役工農，人民心中很清楚啊!

　　毛主席不能容忍共產黨成為又一個凌駕于勞動人民頭上的特權統治集團，毛主席很清楚，中國有著很深厚的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的文化傳統，既然共產黨的各級干部不接受知識分子給他們提意見，老虎屁股摸不得，而且特權思想越來越重，反右運動以后，不單看不起知識分子，而且進一步脫離工農群眾，文革前，在中國大陸所有單位，誰要是一不小心得罪了自己單位的黨支部書記，都會有麻煩，輕則給小鞋穿，重則被扣上反黨的帽子。到了這個地步，己經完全背離了共產黨革命的初衷。這是毛主席絕對不能接受的。

　　毛主席領導共產黨打敗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是一場政治大革命，那是革政治對手的命。是蔣介石先對共產黨舉起屠刀，欠下共產黨人的血債，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要騎在勞動人民的頭上，被中國人民稱為刮民黨，成了人民的敵人。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斗爭，目標明確，敵我分明，得到人民一邊倒的擁護和支持，因此共產黨贏得勢如破竹，贏得光明正大，贏得氣勢如虹，贏得全世界口服心服。連一直支持國民黨的美國政府都承認國民黨政府太腐敗，太不得民心，不管投入多少軍事裝備和財政援助，都挽救不了國民黨失敗的命運，最后也只好拋棄了國民黨。

　　共產黨五七年整風失敗并演變成一場整知識分子的運動，結果是加重了共產黨官僚特權的傾向，人民變得敢怒而不敢言。共產黨滑向李自成舊路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毛主席將這種現象的根源找到中國改朝換代，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傳統政治文化上，要改變這種文化，毛主席決定搞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搞文化大革命，是要革自己的命，是要革命隊伍的每個人都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要革共產黨自己的命，這是何等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性創舉啊。但正如毛主席自己所說的那樣，在做他一生中第二件大事時，理解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毛主席這次依靠的是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號召他們起來造各級共產黨領導人的反，文革中最響亮的口號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中國歷代帝皇在拿到江山后最諱忌的是人民造反，而毛主席卻公開號召人民群眾起來造自己領導的共產黨的反，這是毛主席與歷代封建帝皇最大不同之處。在主席一生的革命實踐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即要相信群眾和依靠群眾去改造和建設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交給人民群眾的武器是：大嗚、大放、大字報和大辨論，毛主席要人民實踐大民主的權利。然而，這一次毛主席又失望了。

　　文化大革命中，最積極響應毛主席號召的，大部分是受過教育的年青人，他們敏銳并強烈向往美好的新事物，還有就是在工作單位切身感受到各級官僚主義領導干部壓迫的各行各業員工，有毛主席的號召和撐腰，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去創造一個新世界。這是何等激動人心啊。然而，在廣大工人農民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人習慣了以基層領導作為黨的化身和代言人的群眾，他們對共產黨懷有淳樸的感情，對造反行動很不理解。文革一上路，人民就分裂成兩大派，即造反派和保守派，陷入沒完沒了的派斗。至此，文革己失去原來的意義。原來的當權派靠邊站，廣大人民因思想認識的差距而分成兩派陷入無原則的派斗轉移了斗爭的大方向，沒有完成創造一個由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新世界的歷史任務。這一出乎毛主席預料的發展再次使主席左右為難。針對這個狀態，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九月講：“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然而，人民群眾并沒有接受毛主席的忠告而停止派斗，主要原因是兩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們嘗到了權力的滋味，己經開始了新一輪的爭權奪利。權力使人墮落的速度快得令人難以置信。權力是使人墮落的魔鬼，幾千年來，被一代又一代皇朝驗證，毛主席要向這個魔鬼宣戰，要與這個魔鬼爭奪跟隨自己革命的同志和人民。

　　文革中，即使是只當了幾個月群眾組織的頭頭，也己經被權力腐蝕，陷入爭權奪利的派斗不能自拔。毛主席三番四次找北京造反派的頭頭談話，指出現在是他們犯錯誤的時候，并公開發出呼吁要求群眾組織停止派斗，實現大聯合，但派斗仍然沒有停止的跡象。毛主席很無奈，只好派出軍隊，解除了群眾組織的武裝，鎮壓了造反派頭頭。走到這一步，己經是在重蹈五七年反右運動的覆轍。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自私與權力結合，拆騰了中國社會幾千年，引發了多少場戰爭，奪去了多少人的生命，制造了多少悲歡離合，演出了多少次皇朝更替。毛主席實在不甘心，他領導的中國革命，只是周而復始的改朝換代的又一個輪迴。然而，人類這種高級動物身上帶有自私這種動物固有的本能是一種需要長期進化才能被改造才能漸次消失的基因，毛主席要用他所擁有的崇高威望，在有生之年向其挑戰，革共產黨自已的命，要革命隊伍內每個人都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難度之大可想而知，真有點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味道。在現實生活中，革命隊伍的很多人都是革別人的命熱火朝天，但當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就拍桌子罵娘。事實證明，只能革別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的革命都是假革命。

　　文革的失敗，在一九六八年底以清查五一六分子為名的鎮壓造反派的軍管行動中己經注定。為什么要鎮壓造反派，因為造反派己陷入爭權奪利的派斗不能自拔。這是文革的悲劇，是造反派的悲劇，也是毛主席的悲劇。同時也是人性自私的悲劇。更悲的悲劇還在后頭。

　　沒有被監管和約束的權力就是腐敗，這一點，群眾組織的頭頭與被他們打倒的當權派并沒有不同。權力是強力腐蝕劑的效應同樣發生在軍管干部身上。一九六八年底軍管后，用不了三年，林彪及其五虎將(黃、吳、葉、李、邱)的迅速身敗名裂，同樣以快得讓人眼花僚亂的速度再一次驗證權力對人腐蝕的鐵律。我們可以從林彪之子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這個武裝政變計劃中，明白林立果要搞五七一工程的動因，是要確保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能夠接掌毛主席的權力，當發現這個接班人的地位可能會被改變，馬上從當面說好話變成背后下毒手。正是林立果對權力的強烈欲望，使全力支持毛主席搞文革的林彪，被他兒子推著走向了反面。

　　當年，是誰講，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是林彪。又是誰講“毛主席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偉大人物”，“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全黨共討之，全民共誅之”?還是林彪。然而，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林立果卻倒打一耙，把毛主席說成是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試想，假如林彪真的繼承了毛主席的權力，林彪就不暴君了?林立果在其“五七一”政變綱領中明確規定，政變一實行就不準人民串聯。林彪治國的風格是“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與毛澤東的“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不讓人講話，難免一天自己要垮臺”，的風格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啊。

　　如何正確認識、評價毛澤東，己成今日中國關注國家前途和命運的人們必須面對的課題。毛澤東不是完人，但確實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上無人能與之比肩的偉人。將毛澤東比作秦始皇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始皇帝得了天下，就勞民傷財大興土木修建阿房宮供自己享樂，修長城自我封閉。毛澤東平定了天下，組建人民公社，用集體的力量大修水利，對工農大眾開展識字掃盲運動，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社會地位。斥責城市老爺衛生部的同時，要求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為中國絕大多數人服務。毛澤東與中國歷朝歷代的帝皇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毛澤東無論在取得政權前還是取得政權后，自始至終都是站在最廣大的勞動民眾一邊，為最廣大的下層民眾說話，為下層民眾爭取他們應該有的權利，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盡可能使他們的教育、醫療、工作和生話得到保障，毛澤東并不就此止步，毛主席在周恩來和林彪一文一武的全力支持下，毅然發動文化大革命，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參予政治，關心國家大事，文化大革命后來搞砸了，毛主席有責任，四人幫有責任，人民群眾也有責任。人民群眾熱衷于爭權奪利的派斗，迷失了大方向，毛主席三番四次提醒大家，沒有人聽。

　　一九六六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對社會主義民主的一次偉大嘗試和探討。文化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認真總結和記取，尤其是過來人，更有其歷史責任和義務。

　　社會主義民主應該有一種怎樣的具體形態，現在還沒有定論，在今后十年內還會處于探討和嘗試階段。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父親的王力雄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提出了一套具體的設想。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使人民群眾陷入無原則的派斗告訴我們，可持續并能夠有效運行的社會主義民主需要制度約束，需要秩序和規矩，否則的話，只會演變成使好人蒙冤，壞人混水摸魚的大混亂，而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只是跟著起哄。

　　王力雄設計的社會主義遞進民主制的重要原則，是要讓每一個人在自己真切認知和理解，又與自己密切相關的范圍內行使民主權利，在這樣的條件下表達的意見更具有認真負責，真實準確的內涵。這與多黨代議制民主的選總統或選政黨有本質的不同。讓民眾選總統或選政黨與民眾日常的現實生活和視野距離太遠，操作起來十分容易扭曲變形，被少數擁有財富和輿論工具的集團操控。出現這種情況，民眾雖然不滿，但在那種制度下又無力改變，最后只能演變成美國的占領華爾街，臺灣的占領立法院，埃及和泰國的軍事管制以及烏克蘭與伊拉克的內戰。

　　而不實行民主的威權專制社會則更加扭曲。三十年來私有化改開己完全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原則和立場，完全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與現代資本主義風馬牛不相及，成了一個不倫不類的怪胎，成了權貴們的天堂，最后也必定成為他們的地獄。所謂轉型接軌，就是在官權獨大的社會環境中，剝奪民眾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剝奪勞動者的政治權和罷工權，放手讓官僚與資本勾結，由貪官搭臺，讓奸商唱戲，再讓無腦的分到一杯羹的識字分子起哄，將亂世叫成盛世，熱熱鬧鬧上演了一埸講一套做一套，指鹿為馬的政治亂倫荒誕劇。

　　之所以講轉型接軌政治亂倫，是因為轉型接軌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干著違背共產黨宗旨的勾當。在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總綱里，第一句話就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早期被國民黨追殺，被迫成立自己的武裝力量進行自衛，這個武裝力量就叫中國工農紅軍。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直到取得國家政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工農大眾和全國各行各業勞動者的支持和擁護。沒有工農大眾的支持和擁護，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建立國家政權的可能。可以這樣講，老一代的工農大眾是共產黨的父母，年青的工農大眾是共產黨的兄弟姐妹。然而，私有化改革卻公然遺棄父母，奸淫搶劫兄弟姐妹，這不是政治亂倫是什么?

　　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后兩個三十年的歷史，我們可以得出清晰的結論，前三十年，在毛主席的領導和影響下，中國人民用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去創造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的特征，用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發動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句話來講就是：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起來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但如何才能讓所有人參加管理，建成真正社會主義大民主的社會?吸取文化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王力雄設計了遞進民主制，遞進民主制是人民群眾自己管理自己，實現有序，可操作的大民主的有效工具。

　　后三十年，則是私有化改革精英們，要當官做老爺，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發號施令，為所欲為，重走由少數人管理多數人的社會摸式。幾千年的歷史證明，由少數自封精英的人管理社會，一定伴隨欺騙、打壓和鎮壓的手段，舍此沒有它途。原因很簡單，精英的標準怎么劃分?難道只準一部分人當精英，不準另一部分人當精英?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只準張維迎當精英，不準張宏良當精英。只準張維迎講話，不準張宏良講話。這擺得平嗎?這行得通嗎?又由誰來決定，只準這個張教授講話而不準另一個張教授講話呢?這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問題，但在私有化精英們那里卻成了一桶漿糊。后三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背棄毛澤東的共產黨必定重走李自成的舊路。

　　今日的中國，又來到官迫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地界。不要講下崗工人，失地農民，有冤無處申的上訪者，朝不保夕的農民工，畢業等于失業的大學生，連大學教授都忍無可忍，凡是有血性，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接受私有化精英們強加給他們的社會現實。這個遍地干柴的社會，哪里是什么盛世啊?!

　　三十年來，私有化精英們及其嘍啰們要將毛澤東釘上十字架，然而，精英們的倒行逆施卻喚起了社會各界人士對毛澤東的美好回憶，毛澤東為我們這些只知道爭權奪利的民眾被釘上十字架，人民大眾在毛澤東去世三十年后通過對比才感悟到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真實價值，毛澤東己在中國億萬人民心中復活，毛澤東己真正成為中國的神。

　　毛澤東比西方的耶穌更偉大，毛澤東生前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舊世界，毛澤東身后留下的精神遺產將指引中國人民去建設一個新世界。

　　中國只有實現了人民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的社會模式，才可能真正崛起。

　　要認真記取文化大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立志創造新時代的造反者們，在你們掀翻舊世界的時候，請記住一句古老的革命格言：“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只有成功的造反者們不再謀求成為新的壓迫階級，人類才能真正的告別革命。

　　時代正在呼喚能夠創造新制度的造反者。

　　向東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六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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