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發生在江蘇昆山市的臺資企業中榮公司造成75人死亡、180多人受傷的爆炸案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關注。人們紛紛思考，一個小工廠究竟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巨大的嚴重后果呢?國家安監總局局長、國務院事故調查組組長楊棟梁8月4日指出，事故企業是粉塵濃度超標，遇到火源，發生爆炸，是一起重大責任事故。責任主體是中榮金屬制品公司，主要責任人是企業法人代表、董事長吳基滔等相關負責人。當地政府有關領導和相關部門監管責任落實不力。但這只是表層原因，有否深層次原因呢?

　　8月12日《中國經濟周報》刊載的《昆山爆炸案招商黑幕》一文揭露了深層次原因。文中寫到：“很大程度上，釀成此次悲劇的原因是，突破底線的招商引資理念，被異化的‘政策紅利’所造成的企業監管缺位。”“昆山市招商中心相關負責人在其編寫的《昆山招商引資之路》培訓教材中提到了這樣一條令人‘耳目一新’的‘先進經驗’：‘去南京、北京爭取勞模指標，送給來投資的老板，國家、省里的名額不夠，就評縣級勞模，兩年一屆50個，50個不夠，就100個，還不夠，就200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也送給他們一些……’” “中榮金屬是1998年入駐昆山的臺商獨資企業。20年來，N多“中榮”構建的臺商群在昆山經濟中已經占據半壁江山。《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昆山得到這樣一組數據：4000多家臺資企業創造了位居全國百強縣之首的昆山50%以上的財政收入、60%以上的利稅、70%以上的銷售、80%以上的投資和90%以上的進出口交易額。10萬臺商及其家眷之于昆山，其歷史功績不可磨滅。因此，昆山人的感恩戴德之心溢于言表，以至于當地政府曾經在香港《大公報》刊登廣告，直言不諱地宣稱臺商‘來剝削的越多昆山人民就越開心’。‘來幫我們投資的是恩人，來投資我們的老板是親人，能打開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響投資環境的是罪人’一時間在昆山是婦孺皆知。”“一名官員眼中的招商引資“昆山理念”：政策環境是‘老板怎么順心怎么辦’；法制環境是‘老板怎么安心怎么辦’；服務環境是‘老板怎么開心怎么辦’；人文環境是‘老板怎么舒心怎么辦’”。筆者認為，該文作者揭露的事實及其結論較比國家安監總局局長的結論深刻的多。它直指昆山市政府的錯誤的招商引資觀念、路線和政策。中榮公司的所作所為，絕對不是昆山政府簡單的監管不力問題，實質是昆山政府在錯誤的招商理念政策下，有意遷就和縱容企業資本家的各種違法行為問題。但該文僅僅把板子打向昆山地方領導，全國其它地方是否也有類似這種觀念和政策呢?難道因為昆山發生了爆炸事件因而只是批判和譴責昆山政府的監管不力和錯誤的招商觀念和政策問題嗎?深圳富士康十三跳難道不也是扭曲的招商路線、政策造成的?沒有發生典型爆炸事件的全國各個地區的招商引資觀念和政策都是正確的嗎?這種扭曲錯誤的招商觀念政策究竟起源于何時?昆山官員頭腦中為什么會有這種扭曲的招商引資的“昆山理念”?

　　筆者認為，造成昆山爆炸事件的原因固然有企業安全責任和政府監管不力，也確實有昆山地方政府扭曲的招商觀念和政策。但最根本的原因是30多年來扭曲錯誤的轉型接軌理論、路線和政策造成的。

　　一、毛澤東思想指導的正確的改革開放路線

　　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路線。依據唯物史觀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筆者贊同這一指導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政權和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之后，要盡可能多地發展生產力。同時，毛澤東也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在生產關系基本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基本適應經濟基礎的同時，也存在許多不適應的地方。這些不適應的地方仍然程度不同地阻礙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因此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必須不斷進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以便更好更快地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因此，從毛澤東時代起就已經不斷進行改革了。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不久，就開始調整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1960年毛澤東批準的鞍鋼憲法中“兩參一改三結合”思想就揭開了工業戰線的改革之路。毛澤東親自樹立的大慶、大寨經驗也是改革的產物。1978年黨中央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改革，指出這種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最大限度的發揮出來，并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改革的具體內容就是突破馬克思主義書本上把社會主義看作純而又純的、公有化程度越高的社會主義模式，從中國的相對落后的生產力狀況和國情出發，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中國共產黨強調開放路線也是正確的。毛澤東建國前后多次重要講話中都強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對外開放、爭取外援。盡管建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現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獨立自主路線的同時，力圖打破西方國家的種種封鎖，與世界各個國家發展經濟貿易往來。同樣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偉大成就。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后中國進一步加大了對外開放路線。應該說，1978年之后的對外開放是延續了毛澤東時代的這種基本路線的。

　　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實現對外開放路線有兩個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的大前提下實現對外開放，正確處理二者的辯證關系。如果過分強調對外開放，根本否定或者放棄、取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線，這種對外開放就是錯誤的。鄧小平確定的黨的基本路線中強調“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正確的。第二，堅持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的辯證關系總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具有自我內在發展活力、動力的完整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而不是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體系和結構中，變為對西方大國的依賴型經濟。引進或開放的項目主要是取長補短，吸取先進經驗和技術以彌補我國經濟結構的某些缺陷，并在此基礎上超越西方，形成自己的獨特技術和獨特產品。如果背離了這兩條原則，這種對外開放就是錯誤的。

　　二、30多年的轉型接軌過程實際實行的是扭曲、錯誤的理論、路線和政策

　　但是非常遺憾，30 多年實際的轉型接軌進程偏離或背離了以唯物史觀和毛澤東思想指導的正確的改革開放理論、路線與政策。其主要表現是：解散以人民公社體制的農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代之以土地承包為形式的變相的私有制。把大多數國有企業改制為私有企業。地方國有企業基本上全部改制為所謂民營企業實質就是私有企業。把人民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巨額財富拱手送給私有者，把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模式的所謂“產權清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科學管理”思想簡單照搬到國有企業。完全否定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代之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把社會主義企業以最大程度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生產目的改換為以最大程度賺取自身利潤為主要目的，把市場化原則從經濟領域拓展到社會生活一切領域，把按勞分配為主的基本分配原則改換為按資分配為主。特別是把教育、醫療衛生、住房、文化等都推向市場。各個地區、各個部門以扭曲片面的發展理論即以經濟發展代替一切發展的所謂“發展是硬道理”為依據，又把追求GDP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甚至為唯一目標。這不是社會主義改革，而是社會主義改制，是在改革名義下進行的私有化、市場化過程。

　　也正是在片面扭曲的發展理念下，自上世紀80年代以后，表現在對外開放進程中就是盲目地、毫無節制地大量引進外資和引進項目。改革初期所謂建立經濟特區的實質，就是提供一切優惠和便利條件，讓外資在這些特區隨意建工廠，吸收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實行資本主義企業管理模式。而這些工廠幾乎都是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加工或半加工工廠，基本上沒有對中國國家整個經濟發展布局和結構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創新企業。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典型就是深圳的崛起。固然，深圳的發展確實給廣東省包括全國的GDP值增量巨大。但其對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活力和結構究竟有什么貢獻呢?而且在筆者看來，深圳及廣東經濟發展特點就是典型的殖民半殖民地經濟模式。因此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中，該地區是中國國內受影響最大的地區。這種不考慮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狀況，以能否創造GDP為主要指導思想的開放路線到1992年鄧南巡講話之后，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各個省市甚至各個縣都劃出大片大片土地作為開發區，各級領導使出渾身解數、低三下四走出去、請進來，開展了一場轟轟烈列的引資大競賽，并以能否引進外資及數量的多少論英雄。無論獨資合資都可以。甚至一些國營企業已經在國內或國際上居領先地位的部分國有企業也在地方領導的逼迫下，與外企合資。如1958年大躍進期間生產我國第一臺彩色電視機且擁有自主產權的北京牌電視機的天津某國營大企業幾個車間強行與韓國三星企業合資，最終導致北京牌電視機徹底銷聲匿跡。1978年之前，我國有海鷗、東方、珠江等獨立品牌的照相機行業，但改革開放后幾乎都與外資合資。目前整個國內照相攝影行業，基本是沒有國內品牌，市場幾乎完全都是日本等國外產品。另外，天津經濟特區引進德國空客A320飛機總裝線，地方媒體報道此企業時常常沾沾自喜，引以為榮。有必要嗎?我看不是什么榮耀，而是中國人的恥辱。中國連兩彈一星、航天飛機都已經造出了，為什么普通大型飛機就不能獨立生產呢?文革后期，我國已經自主設計出國產大型飛機“運十”，為什么改革開放初期就被某些人生生扼殺掉了呢?此外，我們自己完全可以生產的大量輕工業產品、餐飲業、超市等許許多多行業為什么也要把外國人請進來?如此崇洋媚外的現象媒體揭露的還少嗎?所有這些外資和外企的引進對中國自身真正的經濟發展是有利還是不利?是推動還是阻礙作用?難道GDP的增加就是經濟發展嗎?這些GDP究竟有多少落入到中國人的腰包中呢?另外幾十年來引進的污染企業也相當之多。近兩年全國各地群眾數萬人集合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抗議當地政府片面引進污染企業如天津大港、四川什邡、江蘇啟東等。

　　《中國經濟周報》揭露的昆山招商黑幕說明昆山政府無愧是深刻理解和忠實執行中央這條轉型接軌理論、路線和政策的典型和楷模，且把它具體化、形象化、創新化。中榮公司的運行模式就是馬克思《資本論》中批判揭露的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管理模式和對工人的剝削方式。中榮如此，昆山其它4000個臺資企業難道不也是嗎?全國的外資企業、私有企業不也都是這種管理模式嗎?甚至某些方面可能比中榮有過之而不及。而號稱“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的某些人卻把這些資本家奉為上賓和救世主，為他們剝削壓榨中國工人制造一切便利條件，且做他們的堅強后盾，甚至利用手中權力把“勞動模范”、“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這些光榮稱號和政治權利也拱手送給資本家。這就活脫脫地勾畫出當地領導披著共產黨干部的外衣實則拜倒在資本家腳下的奴才、走狗面目。這還是共產黨政權嗎?這些人身上還能看到一絲一毫的共產黨人和無產階級立場嗎?還能看到一絲一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氣味嗎?昆山政府的所作所為絕對不是個別，它是整個中國30多年來扭曲、錯誤的轉型接軌理論、路線和政策導致結果的一個縮影和形象寫照。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寫作疏忽，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中表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具體內容中，竟然把“黨的基本路線”中有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思想沒有寫進去。這究竟是為什么?這種偏離、背離甚至根本否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以片面追求GDP為核心的發展觀及其形成的轉型接軌理論、路線和政策才是昆山爆炸事件的真正的罪魁禍首，其造成的后果絕不單純是爆炸、十三跳、血汗工廠、環境污染等具體事件，比其更為嚴重的后果就是徹底破壞和瓦解了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相對獨立完整充滿活力的國民經濟體系，進一步把整個中國經濟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軌道和體系之中，進一步強化整個中國的殖民半殖民經濟特征以及這個基礎上形成的殖民半殖民性質的文化。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客觀事實和必然趨勢。但是至今中國最高決策者也沒有認識到其如此嚴重性、危險性和危害性，且還在自覺不自覺地沿著這條錯誤之路走下去。如此下去，談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談何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談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筆者真心希望中央最高決策者能夠從昆山這一爆炸事件透視出真正的深層次原因，認認真真總結和反思三十多年的轉型接軌之路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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