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著名經濟精英許小年提議將國有資產變作股份分給全體國民,理由是:國企壟斷妨礙了民企的發展;國企管理層拿高工資,員工享受優厚福利;國企不向國家或少向國家交利潤。此言一出立刻得到廣大網民的一片歡呼聲,并引發了對國企的新一輪批判。時任國資委主任的李榮融對此憤憤不平,他想不通:“為什么國企搞不好挨罵,搞好了還挨罵?”為此我寫了一篇文章《誰陷國企于不義?》并預言國企淪陷是遲早的事。
兩年前,在北京世界銀行記者會上,獨立學者杜建國跑上主席臺,憤怒地打斷了世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的發言,并針對《世行報告》(世行聯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了名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報告)進行嚴厲的指控,同時當場派發他的文章《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杜建國振臂高呼:“世界銀行的報告就是一副毒藥,中國的國有企業不能私有化!”原來,世行的上述報告對中國的改革提出了許多建議,包括重新界定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的作用,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等,其中報告特別建議重新界定國有企業的作用,打破某些行業壟斷,實現所有權結構的多元化。
一年前,黨的十八大強調了市場經濟要起決定性作用,三中全會又確定了實行國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這個混合所有制就是《世行報告》設計的“實現所有權結構的多元化”。那么什么是混合所有制呢?按照官方的解釋就是:通過國企、民企、外企資本的結合,從而發揮不同性質資產的決策作用,是決策科學化和高效化的混合,是用人制度上的混合。然而,民間人士卻不是這么認為,最直白的要數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他說:“混合所有制的意思就是在原有公有制的基礎上前進了一步,變成這個,再前進一步就是私有制,只是在完全私有和公有之間,還沒有過渡到更加清晰的所有制基礎。”任志強號稱大炮,往往說話難聽卻挺實在,這次他對混合所有制的解釋同樣讓人覺得很準確。
其實,世界上只有混合經濟,沒有混合所有制經濟。混合經濟就是計劃與市場并存,國有與私有共生,國企和私企之間既相互依存又涇渭分明,沒有混合一說,西方國家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只不過公私比重不同罷了。現在中國進行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算是世界上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不過算不得創舉,因為國企混合所有制不可能長期存在,只不過是公有制邁向私有制的過渡階段而已。所以說國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就是私有化,這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明眼人誰看不出來呢。多年來,無論是許小年的“提議”,還是《世行報告》,以及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決議”,都是一步步朝國企私有化推進。為此中紀委也下了很大的功夫,通過選擇性反腐鏟除國企、國資委官員中可能存在的阻力,同時為國企私有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最好的理由,現在國有企業幾乎成了腐敗的代名詞,國人皆曰可殺。
為什么非要國企私有化呢?
是因為國企腐敗嗎?不是。這并不是說國企沒有腐敗,國企和國資委的確缺少“雙向監管制度和法律”,資產和官員沒有得到有效的監督,特別是國資委的官員沒有得到國務院的有效監督,從而導致了系列腐敗大案,國資委主任蔣潔敏帶頭腐敗,他的落馬更讓國企官員的名聲掃地。但是,中國的腐敗并非某個領域的問題,而是全方位多領域的問題,現在一些掌權的官員不是貪不貪的問題,而是反不反的問題,只要反就有問題,反的力度越大,問題就越大,依我看腐敗也并不是國企的一些官員最嚴重,最嚴重的當屬各級政府的一些官員。不過即使是國企官員腐敗很嚴重,也不能用私有化來解決,國企私有化不但解決不了腐敗,相反還會造成新的腐敗。國企私有化的過程就是國有資產流失的過程,也是國企官員和政府官員中飽私囊的過程,這個事實已被第一輪國企私有化改革所印證,第二輪國企私有化改革涉及的國有資產比起第一輪國企私有化改革的資產大得多,所以本輪國企私有化改革將會造成更大的國有資產流失,也必將導致更大的腐敗,這個腐敗程度要超過其它任何腐敗,所以說,國企私有化是最大的腐敗,道理就在于此。
是因為國企產權制度不清,用人制度不優,決策機制不靈嗎?也不是。這些問題都是有解的不是無解的,根本不需要私有化搞什么混合所有制。所謂產權制度不清本來就是個偽命題,難道只有私有財產才算產權清晰,國有資產產權就不算清晰嗎?其實并不是產權制度清不清晰的問題,而是對國有資產和國企官員的監督和管理到不到位的問題,國資委是國有資產的看護人,是國企官員的領導者,但對于國資委的監管卻往往缺位,這是國務院的失職。只要國務院認真履行職責管住國資委的官員,他們還敢胡來么。同時也可以加強監督,讓全國人大參與對國企和國資委的監督,如果還怕不行,可以搞制度創新嘛,成立“國有企業人民監管委員會”,由人民選舉代表直接參加各級國資委的監督和管理,辦法有的是看你用不用,不信管不好。
至于國企人事制度和決策機制等方面的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恢復“鞍鋼憲法”。鞍鋼憲法的精髓是強調企業的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建立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使之成為擴大企業民主,吸引廣大職工參加管理,監督行政,克服官僚主義的良好形式。當時毛澤東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使之與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相對立。很多經濟精英認為鞍鋼憲法過時了,這不是事實,鞍鋼憲法不僅在中國獲得了成功,而且受到了日本和歐洲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的青睞,他們認為這是企業以人為本,民主管理的好制度,至今仍在廣泛使用。只有中國自己盲目放棄了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搞什么“廠長負責制”,把許多好端端的企業都搞垮掉,至今仍不接受教訓。如果今天我們用鞍鋼憲法管理企業,便能從企業內部解決職工群眾監督領導的問題,這是任何外部監督都達不到的效果,意義非凡。曾幾何時,一些崇洋媚外的人還對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頂禮膜拜,現在又要用混合所有制來取而代之,說明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失敗了。之所以失敗其實原因很簡單,現代企業制度是私有制下的產物,根本不適合公有制企業,強行實施猶如把羊頭安在狗脖子上,豈能成功!那些所謂的經濟專家為此竟然折騰了幾十年才明白了個中“奧妙”,實在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那么國企私有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市場經濟的需要。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觀點,市場經濟必須而且只能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不存在公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這正是一些西方大國至今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深刻原因之一,也是國內一些人一再公然提出全面私有化主張的依據。美國是西方世界的頭領,美國的態度更重要,美國是最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也是最堅決要求中國全面私有化的,世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是美國人,是美國高盛集團的副總裁,世行代表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利益,實行有利于他們自身的經濟政策,《世行報告》就是讓國企私有化的一副毒藥。美國前國防部長鮑威爾曾講:美國絕對不會對中國的改革停頓坐視不管。當然這個改革也絕不是國有化改革。十八大前夕,美國國會的一批議員聯名發表聲明:決不允許中國不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對中美關系格外看重,所以私有化也是兩國新型大國關系的需要。
但是,即便私有化了又如何呢?中國會由此見容于西方世界嗎?美國就會饒了中國嗎?我看這都是一廂情愿。對此,俄羅斯最有體會,當初俄羅斯聽信美國和世行的建議搞“休克療法”,這是一步到位的私有化,俄羅斯積極要求加入北約,也加入了“八國集團”,俄羅斯以為這樣便會融入西方陣營。不料美國并不買賬,仍然不肯放過它,不但拒絕俄羅斯加入北約,還搞北約東擴,拼命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直到策劃烏克蘭顏色革命,公然發動政變,將烏克蘭納入西方的勢力范圍,企圖封堵俄羅斯在克里米亞黑海艦隊的出海口。屢屢被騙,忍無可忍的普京總統奮起反擊,一套干凈利落的組合拳把美國打的沒了脾氣,將克里米亞收入囊中,然后把一個四分五裂,戰火紛飛的烏克蘭爛攤子撂給了始作俑者。
俄羅斯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具有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即便如此,尚且不能見容于美國和西方世界,難道在中國身上會發生奇跡嗎?我看不會。即使中國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也照樣不會被美國和西方接納,因為,決定大國之間關系的關鍵因素不是社會制度,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地緣政治,除非俄羅斯和中國甘心做美國的附庸或者任其肢解,否則,美國就一定不會放過,這就是霸權主義的邏輯。懂得了這個道理,我們就明白了:為什么我們買了那么多美債,美國不感謝我們,反而倒打一耙說是中國導致了美國的經融危機;為什么中國投資四萬億救美國,美國卻恩將仇報重返亞太,制衡中國;為什么在領土爭端問題上,美國總是拉偏架,打壓中國;為什么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在最近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竟然赤裸裸地向中國發出戰爭威脅。如果仍然鬧不明白,還是埋頭私有化,恐怕是要白忙乎一場了。
201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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