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陷阱”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個國家在一定的國際輿論結構之下經常面臨的問題。語言學、邏輯學對于話語陷阱現象早有覺察，也早有研究。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白馬非馬論”、莊子寓言中的濠梁之辯、英國哲學家羅素提出的“羅素悖論”等典故，其思辨的困惑正是由于背后隱含的話語陷阱。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話語陷阱可能具有娛樂功能，一如相聲語言中的“包袱”，但是，一個國家在國際輿論結構之下所面臨的話語陷阱問題，卻必須認真對待，因為這類話語陷阱往往具有嚴重的負面性影響，或導致國家利益受損，政治合法性削弱，或帶來思想混亂和社會動蕩，甚或造成政息人亡。當今中國處于西方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普世化”、國際輿論“西強我弱”的背景下，正面臨著種種話語陷阱，不能不加以警惕。

　　一、中國道路面臨西方話語陷阱

　　中國道路是近年來國內學界對新中國成立60多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所走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一種高度概括。從內涵來說，它不僅涵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發展模式，也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既涵蓋中國的國內制度與發展道路，也包括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對外關系;既包括過去經驗的總結，也包括未來追求的目標。中國道路的主要特征至少可以從以下方面來認識：一是在政治制度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多黨政治協商制度，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西方的民主選舉和三權分立;二是在經濟制度上，實行改革開放，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三是在文化、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上，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信念，珍惜自己的文化傳統，借鑒但不信奉西方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四是在社會發展模式上，不照搬西方的公民社會發展與管理模式，堅持立足國情解決自己的問題;五是在外交政策與對外關系上，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對國際事務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斷，并按自己的方式參與國際事務。

　　由此可見，中國道路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相比于西方具有“異質性”，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模式、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念等諸方面有自己鮮明的獨特性，在外交理念、政策和行為上經常不符合西方標準。但與此同時，中國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令世界上的任何強國都無法忽視，并從感官、心理、利益、理念、制度各個層面深刻沖擊著西方對于中國的固有認知。因此，西方和國際輿論不可能放過中國道路這一可以評說的對象，中國道路也因此成了西方種種話語陷阱“誘捕”的對象。在此，試對涉及中國道路的西方話語陷阱做一個大致分類，擇其要而論之。

　　第一類，針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歷史與發展前景。這類話語陷阱有這樣幾個部分構成：一是貶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隨意夸大黨的歷史上的錯誤，損害黨的形象;二是宣告世界走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歷史必然性;三是通過制造輿論瓦解民眾對中國道路的信心;四是美化西方制度，強化其制度誘惑力。

　　眾所周知，中國道路的最鮮明特征之一就是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但西方主流輿論一向習慣于將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妖魔化，用獨裁、專制、反人權之類的話語描述共產黨政權是其家常便飯。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犯過的一些錯誤，西方輿論及其國內追隨者更是隨意夸大，不從歷史看失誤，而從失誤看歷史。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際，西方的“共產主義終結論”和“社會主義終結論”甚囂塵上，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于1989年出版的《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便宣告共產主義將在21世紀“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消亡”。與之相呼應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這一理論事實上在宣告中國的社會主義沒有未來。新近的例子是2011年西亞北非發生的“茉莉花革命”，這些政治變局被西方主流媒體稱為“阿拉伯之春”，西方輿論據此再次推理出中國也將西式民主化的論斷。這樣，西方話語一方面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無情貶抑，另一方面又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盡情美化，使此類話語陷阱極具誘惑力。

　　第二類，針對中國的經濟成就、經濟制度與經濟倫理。新中國成立至今，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發展成就舉世矚目。這60多年的歷史既是一個延續的進程，又是一個因20世紀70年代末開啟改革開放而發生了轉折的進程。歷史的延續與轉折本來是一種辯證關系。但是，在國內理論界卻產生了所謂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爭。有些人在肯定新中國60多年來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否定改革開放的革命性意義，把當今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都歸因為改革開放，甚至認為“后三十年”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而另一些人在肯定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的同時，否定“前三十年”的道路探索和奠定的經濟基礎，甚至把“前三十年”描述成“瞎折騰”，似乎發展道路上的挫折不是歷史本身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兩種觀點都片面地切割了歷史，且都構成了理解中國經濟制度以及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話語陷阱。黨中央正是認識到這兩種觀點的危害與片面性，才提出了“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的實事求是立場。

　　毋庸諱言，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社會問題，如財富分配不公平，農地征用補償不到位、市場經濟不完善等，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采用市場經濟的同時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制度的最大特點。然而，西方輿論卻將當今中國的經濟制度歸屬于資本主義性質，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書就叫作《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澳大利亞人報》亞太版主編羅恩·卡里克將中國經濟模式稱為“威權資本主義”，英國《觀察家報》專欄作家威爾·赫頓、馬丁·雅克則稱中國經濟模式為“國家資本主義”。在中國國內，也有學者將中國的經濟制度稱為“權貴資本主義”。這種對中國經濟制度或模式的“資本主義”定性，不僅歪曲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而且割斷了中國人民對于發展社會主義的期望，誘導民眾將當前中國社會的矛盾歸因為經濟與社會性質的變化，而非改革的不完善。此外，還有一些描述中國經濟改革措施的話語，也在構建著經濟領域的話語陷阱。如當前中國政府正致力于財富分配調節和收入制度改革，就有輿論拋出了“劫富濟貧”的政策解讀，一方面使正當的改革措施被曲解為貧窮者與富裕者兩個階層的利益對抗與博弈，另一方面削弱了改革的經濟倫理基礎與正當性。這樣的話語無疑會阻滯趨向社會公正的經濟改革。

　　第三類，用所謂的“普世價值”衡量中國道路。作為現代國際體系中的各民族國家，無疑會有許多共同的或相似的價值觀念與倫理道德，即使文明差異很大的國家，只要都是聯合國成員國，都認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那么也就意味著彼此之間共同價值的存在。像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不僅是西方的價值，也是現代中國人的價值，而且如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所顯示的，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這些價值能否稱為“普世價值”呢?這里需要對“普世價值”概念的含義加以辨析。就“普世價值”這一概念本身來說，它不僅應該是適用于所有人的，不分地域、民族、膚色、性別、宗教、黨派等要素，在人類的地域空間上具有全面的覆蓋性，而且它必須具有時間上的永恒性，是自古至今人類都信奉的價值。顯然，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等這些現今流行的概念，是近現代歷史的產物，即使起源于古希臘的“民主”概念，也是經過了近代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以后才成為西方的普遍性價值觀的，這就是它的歷史條件性。換言之，這些價值是歷史發展到近代之后的產物，而非脫離歷史條件的抽象性存在。就空間性而言，不同國家的人民對這些概念的理解與實踐也是千差萬別的，只強調這些價值的普遍性而忽略其地域和民族的特殊性，“普世價值”的說法本身就成了片面的說辭。

　　需要追問的是，現今西方輿論及其在中國國內的呼應之聲用“普世價值”來衡量中國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究竟是學術上的評論還是具有政治上的意圖?顯然，他們用來衡量與批判中國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的“普世價值”，是已經去掉歷史條件性和地域與民主特殊性，而只為當今西方所信奉的價值，已做了概念上的偷梁換柱。由此不難看出，這些輿論實質上是在用當今西方的價值來衡量、進而貶斥中國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這些輿論用“普世價值”的名頭，來包裝當今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價值，將不符合這些價值標準的中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加以抹黑，并借用其所處的話語權優勢力圖置話語權弱勢的國家于百口難辨的境地。這種“普世價值”攻勢給中國造成兩難選擇：要么被冠以“反普世價值”的污名，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的合法性流失，使中國道路難以為繼;要么歸順于西方的“普世價值”，接受西方價值觀對中國道路的改造。由此可見，以“普世價值”來衡量中國道路是一種話語陷阱，政治意圖深藏于其中。

　　第四類，針對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國際行為。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外交戰略幾經轉折，但有一條主線非常分明，那就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國的外交工作盡管有過挫折與失誤，但總體上的成功無可辯駁：它不僅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中站穩腳跟，而且為其后的快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它不僅徹底改變了晚清與民國年代“東亞病夫”的國際形象，而且強有力地推動了被近代國際體系邊緣化的中國重新回到當今世界舞臺的中央;它不僅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創造了和平環境，也為世界的和平事業貢獻良多。

　　同時，新中國的外交歷程也一直伴隨著國際輿論的種種“惡評”，尤其是冷戰之后，各種貶抑中國外交政策與國際行為的西方輿論此起彼伏。不管是“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民主和平論”和“大國政治悲劇論”等由學術研究包裝的意識形態話語，還是“中國威脅論”、“國強必霸論”、“在非洲殖民論”、“在氣候暖化問題上不負責論”、“在南海妨害自由航行論”等更直白的譴責性話語，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行為都構成了話語陷阱。比如“歷史終結論”和 “中國崩潰論”對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嚴重誤判，對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事業成功的意愿及發展前景予以釜底抽薪;“民主和平論”將中國視為具有“當然合理性”的西方意識形態與制度的異端，從根本上消解了中國外交政策與國際行為的合法性;“大國政治悲劇論”與“國強必霸論”、“中國威脅論”都意圖把中國塑造成西方的、美國的以及整個國際社會的敵人，并呼吁在中國強大之前加以扼殺;“在非洲殖民論”用西方的殖民思維來歪曲中國的對非政策，意在喚起非洲的反華意識;“在南海妨害自由航行論”，實質上是為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利益保駕護航;“在氣候暖化問題上不負責論”的實質與之相似，但又假借了“氣候科學”的外衣，站在國際倫理的制高點貶斥中國氣候與減排政策的道德基礎。

　　還有一種西方學術話語包含的陷阱更為隱蔽，典型的如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構，他在論述中國傳統的戰略文化時否定了以和諧、和平、仁愛為主旨的“孔孟范式”，認為現實中的中國戰略文化與西方的現實主義無異，從而曲折地否認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與“和諧世界”理念的文化哲學根底。對于這樣的學術話語陷阱，學界應當高度重視。

　　第五類，對中國的捧殺。近年來針對中國的國際輿論的一個明顯變化是，“唱衰”中國的聲音少了，“捧殺”中國的輿論則不斷看漲。如2004年美國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登提出了“G2”的構想，即“中美兩國集團”，并借2009年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之際宣傳他的這一構想。與這一構想相似的，還有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等人提出的“Chimerica”概念，它包含著“中美國”或“中美共同體”、“中美共治”的含義。這種賦予中國與美國在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中“平起平坐”地位的提法，其邏輯的自然延伸就是“中國責任論”，實質是讓中國在美國規制的框架內承擔超出自己能力的責任。如果中國認同了這些誘人的概念，還將動搖自身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又如，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有西方輿論將之稱為“中國主導世界元年”。2009年兩位西方世界的著名評論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和約翰·奈斯比特分別出版了《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和《中國大趨勢》;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出版了《當中國統治世界》，而且加了一個副標題“中央帝國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了盡頭”。這些著作對中國有許多溢美之詞。在西方媒體興起“講中國故事”的潮流之下，連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編輯、著名學者法里德·扎卡里亞也于2009年發表文章，將中國崛起列為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頭等大事。或許他的看法是客觀的，但當西方輿論將“中國崛起”與“中國正在改變我們”的看法相連接時，這種“高看”中國的話語也就轉變成了西方國家施壓中國的輿論依據。

　　二、 西方話語陷阱的實質分析

　　西方對中國設置話語陷阱的基本方式大致有三種：一是借其主導的國際輿論結構，使其包含著話語陷阱的對于中國的評論，迅速成為國際社會對華輿論主流，進而形成對中國的高強度輿論環境壓力，讓中國在面對這種話語時左右為難，認同了等于自我繳械，拒斥了則會背負污名;二是有大量的西方話語，雖然并非全然針對中國道路，但形成強大的國際思想或輿論潮流，裹挾著人們對于中國問題的認識，從而給中國各界帶來認識上的困惑，進而影響中國的內外政策;三是在西方話語攻勢下，中國國內輿論產生分化，一些包含陷阱的西方話語“內化”成了中國國內輿論，由國內學界或媒體加以宣傳、發揮而產生“內在的”影響。當前中國國內一些要求政府無條件采納西式自由民主價值、普選制、司法獨立和軍隊國家化的輿論即屬此種情形。

　　西方輿論之所以熱衷于對中國設置話語陷阱，主要有以下目的：一是通過話語來展開對我國政治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爭奪;二是在根本上推行其所信奉的崇尚實力與理性自私的國家政治哲學;三是將西方利益進行道義性的話語包裝;四是隱含著西方國家國際戰略上的盤算。因此，揭示西方針對中國道路的話語陷阱，是走好中國道路與爭取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必然要求。下文依此進一步分析西方話語陷阱的實質。

　　其一，“包治百病”的西方制度推銷。世界各民族主權國家的歷史進程、文化傳統、文明形態、經濟水平、社會矛盾結構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這既使世界呈現出復雜的面貌，也構成了寶貴的國家多樣性、文化與文明多樣性以及歷史多樣性。這就決定了用單一的某種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在世界各不同形態的國家推行，不僅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在思想方法上也是錯誤的。盡管首先完成了工業化革命的西方自近代以來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歷史的進步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西方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制度就可忽視國家差別而通行于世界。從西方制度向非西方世界的推廣歷史看，其在大部分國家的推行都帶來了社會動蕩、民族分裂、經濟管理效能不高等嚴重問題。然而，西方的先發優勢已固化為其制度優越感和心理優勢，卻對其制度推廣中的問題往往視而不見，這事實上是將西方的制度等同于“包治百病”的良方。

　　其二，在西方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全球擴張中“拿下中國”。冷戰終結之前，西方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擴張已經有一個長期的歷史，但是冷戰終結對于西方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全球性擴張仍然是一個標志性事件。由于冷戰終結、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被解讀為西方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勝利，加之社會主義運動落入低潮，西方一時之間“無對手”，其全球性擴張幾乎所向披靡，“拿下中國”是志在必得。然而，歷史終究沒有終結，中國不僅在西方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包圍下實現了突圍，沒有按照西方的意愿成為其意識形態的新俘虜，而且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就給西方造成了“挑戰”：要么承認其“普世制度”與“普世價值”不普世，要么繼續尋求在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上“拿下中國”，實現真正的全球性擴張。顯然，西方的主導性話語不會輕易認輸。

　　其三，西方國家利益的話語包裝。西方國家將利益視為國家對外行為的核心因素。19世紀英國外交家帕默斯頓有句被西方奉為圭臬的名言：“我們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我們的利益是永久及永恒的，追求這些利益是我們的義務。”西方針對中國道路的無數話語，或作政治制度優劣的比較，或站上倫理與道義的高度，或以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的名義，或貶損或褒揚，其背后都有自覺不自覺的國家利益動因。實質而言，西方話語往往就是其國家利益的包裝。拿近年來被熱炒的氣候暖化與二氧化碳減排議題來說，一些國家制造中國在減排問題上不負責任的輿論，似乎是以科學實驗為依據，并站在環境保護與全球共同利益的道義制高點上，實際上卻是為了維護其已經取得的人均減排不對等利益，同時施壓中國在減排上做出巨大讓步，以阻礙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又如各式各樣的“中國威脅論”，其核心是不斷崛起的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對自由民主世界構成重大威脅”。有些“中國威脅論”的作者干脆是為了賺取商業利益而迎合西方的“主流民意”，因此賺得盆滿缽滿。由于利益概念的擴展，在今天的世界上，讓自己的價值觀成為“普世價值”、贏得國際話語權、樹立國家在國際社會的道義形象等已經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益的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國家利益通常經由話語包裝，而話語權本身又是國家利益的一種形式。當然，西方國家對其利益的追求并非都有著拐彎抹角的話語包裝，而是經常直接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直白表達，甚至有點“理直氣壯”。比如，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就曾闡述道：“美國對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爭端表示關切，爭端的解決事關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她這樣的表述反過來也使我們認識到，她所謂中國在南海“妨礙航行自由”的言論，實質上也正是追求美國國家利益的話語包裝。

　　其四，將中國納入西方的軌道。這是西方對中國的一項基本戰略。從西方在近代欲將中國納入其殖民體系，傳教士們要用“上帝”救護中國，到二戰結束前后美國欲將中國納入其聯盟體系和遠東管理框架，到冷戰后采用政治、經濟與輿論手段，或施壓或誘導，以促使中國向西方制度與意識形態的轉變等等這些事實，可看出西方欲將中國納入其戰略軌道的長期延續的歷史線索。當中國貧窮落后時，西方輿論認為人口龐大的中國是威脅;當中國成為共產黨領導的走向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時，西方輿論從意識形態上認定中國是威脅;而當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以強勁的態勢崛起時，西方輿論又從實力、文化、制度等角度論證中國的威脅。就是說，無論中國發展狀況怎樣，只要中國不是實行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不是奉行西方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西方就會視中國為現實的或潛在的威脅。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成立之際，美國曾有過“誰失去中國”的激烈爭論，實質上就是在追究美國沒能將中國納入其戰略軌道的責任。顯然，在今天中國已經崛起的現實面前，西方話語成了一種新的武器，“話語權戰爭”成為一種沒有硝煙的戰爭。在當今“西強我弱”的話語權基本結構下，西方話語正是以制造種種“話語陷阱”的方式對中國和中國道路展開這樣的“軟戰爭”攻勢。

　　中國道路是近代以來一代代中國人經歷重大犧牲、堅持不懈探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尋得的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人民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總結，是適合中國自身的一條實事求是的道路。西方學界難以超越其偏狹的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專制、憲政與極權、法治與人治的二元論視角，只會選擇負面的詞匯與話語來描述中國與中國道路。這種思想方法的局限，加上其近代以來獲得的對自身歷史經驗、制度優勢與“普世價值”的自信，再加上西方對中國的長期戰略意圖，由此匯聚起西方對于中國和中國道路的種種話語陷阱便不難理解。對于中國而言，只有警惕西方話語陷阱，認清西方話語實質，才能走好中國道路。

　　(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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