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要徹底弄死他的自我的話，是絕對不可能的—理想也是如此。

　　但在今天，說到“理想”，已然是一種社會隱痛了。這正暗示了某種秘密：“理想”在今天的命運，大概就是無數年輕人—無論他是大學生、白領、新生代農民工，還是公務員—以及這個社會的命運，反之亦然。

　　被壓抑到內心深處的“理想”，它所指向的現實，還有未來，似乎隱含著某種玄機。

　　撤退的理想

　　現在是2013年9月，也就是當下。這個時間節點平淡無奇，天氣正在轉涼，中國人所置身的政治社會環境，正起某種微妙但明顯的變化。而對于許多年輕人來說，很多東西像過去一樣，還是那么的讓人郁悶、焦慮、迷茫。

　　但當我們企圖用“理想”這把鑰匙，打開年輕人群體的內心，以及社會結構的密室時，這是一個必須強調的時間節點。

　　因為我們會發現，說到“理想”時，我們暗中已經站在了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地平線上。但從那兒出發，來打量現在的年輕人是否有理想，只是一種時空倒錯。

　　在社會的深層變遷中，過去的“理想”的內容，以及精神特征，已是一套年輕人在心理上無法體驗到的語言了。“理想”一詞在過去的所指早已過時，但它的“能指”仍然在活躍，就像這些年輕人群體，其內心的渴望無論多么受挫，也從未熄滅一樣。

　　很清楚，理想在今天的青年身上并沒有死，是它的內容變了，對應著中國政治社會環境的深刻裂變。

　　《南風窗》記者在一個以白領、大學生為主體的小范圍群體內作了一個調查。結果并不讓人吃驚：理想，仍然是一個大多數人無法遺忘的詞語，輕易地就刺激出他們的怕和痛，他們內心對未來的堅守。理想，仍然是他們在殘酷的世界中往前走的拐杖。

　　丟失這根拐杖是無法想象的，甚至是邏輯上不可能的。

　　只是，它太痛，而且似乎還對應著可能會帶來傷害的天真。因此，就整個社會的語言模式而言，當一個人在生活中、學習中、工作中，力圖自我超越時，采用了諸如“夢想”、“愿望”、“價值”、“目標”等詞語，來進行替代性的表達，從而來給自己在心理上療傷。

　　這就是今天的“理想”的某種實質：它已經世俗化，已經被祛魅，不再望向天空，而是關心腳下。它的內容，就是在高房價的盤剝中，能夠買上房子，不再當租奴;能夠找到一個好點的工作(能考上公務員那是最好的了)，工資增長能追上CPI;能夠結婚，找到一個可以愛自己的人;能夠實現某種人生規劃，體現自己的價值;能夠沒病沒災，生活穩定……

　　換言之，這種理想，不再是對生活的超越，而就是對生活的保障、對生活的改善本身，以及在社會生存競爭中、心理競爭中，獲得安全感、價值感的目標圖景、精神激勵。

　　另一方面，即使一個人關心政治，關心經濟、社會的走向，看起來好像是有了點超越個人自我關心的理想，他仍然是高度現實主義的。是政治、經濟、社會在關心他，他才去關心前者。他這么想，這么做，不過是希望能夠給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利益，一個權利上、環境上的保障。

　　這本身就是一種被動性的防御。

　　心理保護機制

　　可以看出，今天的世俗化理想，其實是多么可憐，它只是為了得到安全感—人們因為害怕得不到，還不敢用“理想”一詞來說。

　　而也是因為安全感的缺乏，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群體，不得不在精神上、心理上撤退。

　　盡管如此，理想仍然遭受到各種挫敗。也許可以說，理想在今天的命運，就是受挫。

　　具體就是：廣大屌絲群體在社會生存競爭中，被固化的不公平利益格局，以及物質主義下的心理競爭所塑造的自我期望挫敗;而“官二代”、“富二代”群體，被其階層所掌控的利益秩序，以及這個階層的心理環境在精神上挫敗。

　　對于這兩類年輕人群體來說，想象出一種不同于現在的生活方式是艱難的，因為想改變一下強勢階層剝奪弱勢階層的利益格局，都困難重重。一種帶有暴力指向的社會階層結構，并不支持大多數人內心的理想。“官二代”、“富二代”，不得不在心理上，牢牢地附著、寄生于這個階層結構，而屌絲群體則無法掙脫。

　　這都不符合一個人的本性。但那又怎樣?

　　很清楚，理想，正如進入了某個具有壓抑性環境的一個人的自我一樣，只能被納入一種心理的保護機制：它不得不這樣出現，這樣來表達。因為，再堅持不切實際的理想，再超越世俗生活去玩那些宏大敘事，不僅得不到什么精神關懷，什么人生意義，而且只能抽空生活的基礎，給自己帶來傷害。

　　個人在環境面前往往是被動的。這一心理保護的背景，是社會變遷的機制。

　　可以發現，當一個時代，某種社會背景，彌漫著理想主義的時候，必須要有一種具有“半信仰、半功利”色彩的意識形態或政治—文化體系來召喚，來整合，喚起人們對未來的確定預期。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是這樣，80年代也是這樣。但是，當這一意識形態，或政治—文化體系不復存在，而且人們對未來沒有了確定性預期，理想是一定會跌落，一定會世俗化的。

　　20世紀80年代理想主義的盛行，除了壓抑后的政治清明，還有“現代化”這么一個讓人興奮的東西。它似乎言之鑿鑿地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候出現。其在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偉大抱負，給了人們明確的心理預期。不需要心理防御，活在這種魅化的理想中，人是幸福的，人能夠超越世俗生活，是因為既可以賦予現在的生活以意義，又可以相信會有更好的生活。

　　但它很快煙消云散。20世紀90年代，馬上對這種理想主義進行了祛魅。被確定的未來，其確定性開始暗淡，而“現代化”被還原成世俗的物質主義，以及階層的博弈進程。這樣的政治社會背景，不再適合80年代的那種理想的存在，它已顯得是多么的天真可笑。

　　此后的社會演化進程，不過是加劇了90年代露出歷史地表的那些東西：越來越物質主義;越來越功利、浮躁;階層分化越加明顯，終于固化……在今天，最明顯的一個特征是：某種曾經想象的未來，在改革的異化、艱難中，慢慢失去預期—這種挫敗感的心理沖擊非常驚人。

　　這樣，“現代化”這一套徹底祛魅。人們被還原成為世俗生活而掙扎的社會原子，深陷于影響到生活的制度結構、社會結構中，無力掙脫。這種社會變遷的機制，還怎么可能讓人具有那種超越性的宏大理想呢?

　　某種意義上，被認為沒有了經典意義上的理想的年輕人是無辜的。他們還能怎樣?

　　理想的出口何在?

　　無論是什么理想，超越性的，或世俗性的理想，都需要一個出口，它們是一種可以被整合成集體表達的心理能量。

　　一種秩序再堅固，也不能無視這一點：受挫的世俗化理想，比如人們買不起房，如果是零散的，其沖擊對象也許只是自己，自己的身邊人，或社會上的一些人，但如果它們形成可以相互傳染的社會情緒，沖擊的，那就是秩序了，雖然，它在時間上是不確定的，只是一個趨勢。

　　不可能再逃避的一個命題是：今天的中國政治、社會結構，可以給年輕人受挫的世俗化理想，以及更年長一些的人對于政治和社會的想象以一個什么樣的出口呢?當年的“現代化”所指向、允諾的很多東西，在今天，或者未來，能成為人們生活的制度、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嗎?在一個缺乏安全感的社會結構里，自我實現又在哪里?

　　強調這一點是有必要的：理想的世俗化，作為一種撤退，如果其命運只是受挫，那么，在人們心中燃燒起希望和自信是艱難的。被破壞的心理結構，會刺激出人在精神上、行為上的破壞性，并滲透在整個社會中，使一切顯得更加沒有預期，更加暗淡。

　　但當然，應該為世俗化理想的受挫，應該為它的出口承擔責任的，從來不只是具體的權力主體，或抽象的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很多年輕人，和所有人一樣，大概也是一個連世俗化理想都可以挫敗的社會的合謀者。

　　從權利的角度而言，選擇退回世俗生活、自我世界;選擇自甘沉淪、精神空虛;或者選擇只是在順著階層之梯往特權階層上攀爬，都無不可。但精神上，這本身就是一種在精神上對自我責任的放棄。而如果這些選擇變成一種集體選擇，那，普遍受挫就是必然的。

　　可以肯定，無論是“富二代”熱衷于玩那些可以讓他們形成群體的自我認同的私人偏好，還是“90后”農民工對政治社會的諸多命題漠不關心，或大學生一心只想著考公務員，都會加劇，而不是改變這個讓他們壓抑的現實。

　　這個邏輯從來沒有變過：你不關心超出你自身利益的東西，你的自身利益也得不到，即使得到也守不住。這些超出自身利益的東西，就是政治、社會的關懷—它們的超越性，在今天，并不是超越個人利益，而是要超越自我主義的狹隘眼光。

　　畢竟，牢固確定的權利才是利益、安全感的保障;一個能夠給予人們安全感，不那么殘酷的社會，才可能讓理想，讓人們內心的渴望自由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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