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黨要堅定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有右派不爽了，說“這恰恰是心虛氣短的表現”。此話背后的別有用心，我們暫不去討論，有一點卻值得深思：如果說改革開放前，中共并不缺乏這三個自信，那么為何改革開放30多年后，中共卻要強調這三個自信呢？有道是，實力是自信的基礎，沒有實力何來自信？于是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支撐中共自信的實力究竟在哪里？
我先把思考的結論提出來：中共自信的實力，來源于中共政權本身的合法性。這里的合法性，不是某個法律法規的狹義合法性，而是指“政府與法律的權威為民眾所認可的程度”，或者說“正當性”。與“三個自信”相對應，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也有三個維度：一是理論合法性，二是道路合法性，三是制度合法性。下面分別加以討論。
一、理論合法性
中共執政的第一個合法性，是“理論合法性”。所謂理論合法性，就是某個政黨在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理論合法性是一切政權合法性的前提，一個政黨，如果其理論主張都不合法，那么執政的合法性又將安在？
理論合法性之所以重要，就在于理論具有導向功能、辯護功能、凝聚功能、動員功能和約束功能。理論的本質在于意識形態，一個意識形態缺失或者扭曲的政權，只能是迷惘的政權。不難理解，為什么推翻某個政權的努力，往往都是從顛覆其理論合法性開始的。前蘇聯的解體是這樣，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政府倒臺也是這樣。
在古代社會，統治階級的理論合法性是神意（比如宗教信仰，君權神授）；在現代社會，統治階級的理論合法性是意識形態（比如普世價值，民主憲政）。中共的理論合法性只能寓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中。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還叫共產黨嗎？拋棄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還叫中國共產黨嗎？所以習近平同志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
與資產階級政黨鼓吹的普世價值不同，共產黨的理論合法性有著明顯的意識形態優勢，這個優勢，就在于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所以，堅守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就是維護中共理論合法性；拋棄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中共理論合法性的優勢將蕩然無存。為什么面對普世價值的挑戰和進攻，許多共產黨員居然連招架的力量都不復存在？重要原因就在于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已經被妖魔化了。
習近平同志說得好：“我們既要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懷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貫徹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做好當前每一項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沒有遠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離開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
客觀地看，目前的主要問題，我以為并不是“離開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而恰恰在于很多中共黨員早就“沒有遠大理想”了。這種狀況如果得不到改變，中共的理論合法性危矣！
二、道路合法性
中共執政的第二個合法性，是“道路合法性”。所謂道路合法性，就是某個政黨在獲取政權以及執政的過程中，所開拓的基本路線和大政方針的正當性。道路合法性是一切政權合法性的展開。對于中共而言，道路合法性的重要性在于：“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
道路是一個歷史概念，人類今天所走的道路是由過去發展而來的，并且不斷向著未來延伸。過去合法不等于現在合法，現在合法也不意味著將來就一定合法，合法與不合法是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在實踐過程中總是要不斷開辟新的道路，勇于創新，有所發現，有所前進——所謂“摸著石頭過河”，應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恐怕才是正解吧。
在中共道路的探索過程中，歷史是一筆厚重的財富。中共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是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用生命書寫的，也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踐行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成果。對于這個成果，后人當然不能只守成而沒有發展，不能只消耗而沒有積累；但是，更不能妄自菲薄，自廢武功，數典忘祖。不論后人如何與時俱進，都應當是在繼承發揚光大的前提下去發展，去完善，去創新。
習近平同志說：“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我認為，習近平同志提出的這“兩個不能”深刻地說明：不能因為道路在具體展開過程中的階段性或歷史性，就動搖甚至否定道路目標的確定性。正是這種目標的確定性，決定了道路在邏輯上所具有的內在一致性，從而才保證了中共執政的道路合法性。所以，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
什么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不論后人怎樣與時俱進，怎樣詮釋社會主義，都必須承認：“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最基本原則。丟掉了這個基本原則，共產黨就會走上邪路。一個在道路上缺乏內在邏輯一致性的政權，只能是“迷失大道”的政權。一個“失道久矣”的政權要想可持續發展而不翻船，難矣！
三、制度合法性
中共執政的第三個合法性，是“制度合法性”。所謂制度合法性，就是某個政黨在制度構建上的正當性。社會制度包括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基本要件。經濟制度是社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會制度的柱石，文化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保障。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范疇中，上述制度要件得到了深刻的剖析。
制度合法性是一切政權合法性的基礎。按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任何制度的內在邏輯關系都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對立統一。因此，制度的合法性將由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來加以說明：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其實，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下，我們才能科學解讀奴隸社會制度、封建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存廢與興衰。
問題在于，不論怎樣解讀制度合法性，有一點是不能回避的：若按民眾的認可程度作為價值評判，在現代社會，似乎只有多黨制下的民主和票選才具有制度合法性。問題還在于，倘若以多黨制來構建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那么，中共的制度合法性與資本統治下的制度合法性又有什么區別呢？有人拿普世價值來說事，說“西方模式”是中國必須遵循的“天下模式”。與封建獨裁相比較，現代社會的民主票選的確具有更高程度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沒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作保障，票選的結果就只能是金錢游戲和資本作秀，不可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在資本統治的社會，“政客跟著選票走，選票跟著選民走，選民跟著媒體走，媒體跟著資本走，資本跟著利潤走”。這樣的普世價值只能是資本實力的展示。通過不斷替換資本代言人，所謂“民主選舉”只是暫時安撫一下社會積累的階級矛盾，其本質與其說更加具有了“合法性”，不如說是更加具有了“欺騙性”。
社會主義當然要搞民主制，這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但這個民主，絕不只是“程序民主”就可以OK了，更重要的是如何落實“實質民主”。什么是實質民主？如果民主只是：在每四年投票選你根本就不認識的某個人當總統的時候，你能夠民主一下，然后回到公司你該干嘛干嘛，依然是老板的奴隸；那么，這樣的“民主”與其說是人民當家作主，不如說是人民被資本定期忽悠。
問題的本質在于：在一個經濟權力私有制的社會是不可能有勞動階級的民主的。真正的民主應當是：你不僅有權選舉國家總統，而且有權選舉自己公司的總經理。若要做到這一點，那么，不僅要實現政治權力的公有制，而且必須實現經濟權力的公有制。所以，別以為有了一張選票，你就是主人了；普世價值離真正的民主還差得遠呢！
在眼下這個經濟權力私有制和世襲制依然強勢的世界，中共執政的制度合法性絕不能以所謂“憲政”為標準，而應當以“立場”為標準。這個立場，不是精英的立場，不是有錢人的立場，不是資本的立場，而只能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堅定不移走共富道路”。事實證明，只有以立場為標準而不是以憲政為標準，中共執政的制度合法性才不僅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而且有著很高的民眾認可度！所以習近平同志強調：“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
當然，人民的立場必須要有人民來參與、奠定和監督，才能得到切實保障。如何把人民群眾的意志真正融入中共執政的制度中去，毛澤東和他那一代共產黨人做過許多探索（比如“文革”，比如“鞍鋼憲法”）。盡管今天的人們對這些探索褒貶不一，但是，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不僅至今都在警醒著人們，而且也必將激勵著后人前赴后繼，繼續創新。
四、結 語
以上三個合法性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有著內在聯系：理論不被人們認同了，制度合法性也就搖搖欲墜了；道路被否定了，理論合法性也就沒了底氣；制度不能合法地運轉了，理論合法性和道路合法性也就喪失了根基。三個合法性都被質疑了，執政的合法性也就幾近崩潰了。
事情越來越清楚，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不是GDP，不是把經濟搞上去了就OK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不能以普世價值為標準，那種拿多黨制說事的所謂憲政民主，只能是資本利益認可的合法性，并不能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馬克思主義的視域里，合法性絕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問題。
其實，從理論、道路和制度來分析，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是明確而堅實的。在今天，合法性之所以成了一個問題，并不是因為中共自身缺乏執政的合法性，而是在于有些人非要拿資產階級政黨執政的合法性為標準，有意無意地丟掉了中共合法性的自身優勢。正在這種情形下，重申中共的“三個自信”，準確把握中共合法性的內涵，其重大意義怎么強調都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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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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