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 寫在2012年中美經濟戰略對話前一天

　　本文作于2011年上半年。關于共濟會的有關影響，限于種種條件，只做了浮光掠影式的探討，目的主要是引發思考。文末有一句話：“面對近年來中國國內社會覺醒所帶來的形勢和內政外交的迅速發展變化，美國內心充滿失落，其實是相當惱火的。但是，越是如此，越是要警惕敵對勢力在當前中國發展和改革的關鍵時刻，亦即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前的關鍵、敏感時刻，出什么幺蛾子。”近來的事實證明，“幺蛾子”出大了。基辛格一貫是中國的上賓和“朋友”，也是彼得伯格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和召集人，“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卻以望九之年，不顧勞頓，不遠萬里前往重慶考察，美國副總統拜登也不辭辛苦，前往考察，不久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大戰也是大戲被推向高潮。中美地緣政治關系，發展演變到今天，真正是錯綜復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近來其博弈不僅高潮迭起，而且精彩絕倫，“好戲”連臺。這不，明天新的一輪“中美對話”又開始了，對話也是博弈的一種形式。我就不信中國老是處于下風，老是被動，就不能逐漸變被動為主動。前兩年“對話”，最多一次美國代表團來200多高官，深入國務院部委找便宜占，不勝其煩，這次人很少，且只談兩天，不完全是因為中國太忙。風是會變的，歸根結蒂，風隨勢變，現在全球變局是“勢”變，中國國內的兩種地緣政治勢力的博弈也在發生“勢”變，兩者都在深化，美國出招，中國可以接招;美國可以設計，做局，中國也可以將計就計，因勢利導，破局而出。

　　美國與新中國的地緣政治博弈，已經六十多年，算起來有兩輪：毛周時代，算是第一輪，中國以一弱對美蘇兩強，對美國算是打了個平手，猶如朝鮮戰爭，中國打平，就是勝出。勝出就迎來新時期，但新時期中美博弈的形勢大大復雜化，原因之一是中國有些一廂情愿，且缺少防人之心，所以美國老是占先機，占盡便宜。總起來鄧小平時代和后鄧時代，算是第二輪，這一輪中美博弈結果如何，現在到了關鍵時刻，雙方騰挪的資源空間都已經不大，各自退讓的時間也很有限，特別是美國，色厲內荏，氣、勢都明顯地大大減弱，根本是大勢已去。中國目前困難多，但卻是一輪地緣政治復興的大勢初起。行至水窮處，且看云起時，“且看”不是“坐看”。原詩是“坐看”(參見唐王維：《終南別業》)，那是道家思想，儒家講究入世，且中美博弈關系中華民族命運，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可置身事外而“坐看”，需要為中國助力加油(不是添亂，更不是擺烏龍)。

　　共濟會對戰后美國發展和世界政治的影響

　　鄭彪

　　美國和前蘇聯是對20世紀世界格局影響最大的兩個國家。但是從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歷史作用看，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顯然社會主義蘇聯的作用總體上是積極的、進步的，而美國的歷史作用要復雜得多。這一點從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這20年的歷史中，尤其看得清楚。不妨設想，20世紀世界上如果沒有蘇聯，會是什么局面?這從蘇聯解體以來的20年世界變局的嚴峻現實也可得到證明。世界上如果沒有美國，人類歷史會是什么樣?從全球地緣政治形勢演變看，如果近代沒有歐洲殖民者登陸北美，屠殺幾千萬印第安人，鵲巢鳩占建立美國，1945年蘇聯在歐洲戰場上戰勝德國法西斯，紅軍的坦克和皮靴就不只是趟出一個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而是打出一個紅色的歐洲，那樣一來，也就沒有什么雅爾塔協定和冷戰，也就由蘇聯或蘇中主導戰后日本的改造;而在那種歐洲一片紅的地緣政治背景下，中國等一系列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很可能帶來亞洲一片紅，則歐亞大陸一片紅，蘇聯也就不必搞什么修正主義，中蘇也不至于反目，20世紀下半葉就是一輪社會主義全球化了。問題在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在歐洲老資本主義走向衰落時，美國卻是一個新興的處于上升時期的資本主義和剛剛步入帝國主義的國家，不僅成為歐洲老資本主義的第二梯隊，而且美國挾其強大的地緣政治優勢，是歷史上歐洲任何一個老資本主義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從地緣政治學角度看，可以與美國爭鋒的，只有蘇聯和中國這樣有強大地緣政治潛力的國家，如果當初中蘇聯盟牢不可破，哪怕像美歐那樣有一個貌合神離的大西洋聯盟，世界也不會變局至此。而中蘇分別面對美國，結果是蘇聯終由于缺乏強大而持久的政治意志等復雜原因，沒有抗住;而中國也被迫同時應對兩個咄咄逼人的超級大國而走過了一段極其艱難和曲折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以，美國對20世紀人類社會和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極其重大，如果這種重大影響的政治主流是積極的、進步的，則人類社會現今的處境會好得多。遺憾的是，千年之交的人類社會被美國這個唯一的世界領導者帶入空前混亂和動蕩的瀕危境地。孟子曰：“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32)(《孟子·離婁上》)美國不幸就成為了一個

　　“不仁而居高位“的國家，得以播其惡于世界，成為最主要的世界亂源。

　　美國建國至今才兩百多年，從崛起到成為世界霸主，又不旋踵走到今天這一步，有其深刻的地緣文化、政治經濟的歷史背景。盡管美國號稱自由世界，但是對于操縱美國和西方政治的“影子政府”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內幕”，地球人也只是近年來由于國際媒體披露才有所了解。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曾經公開提醒公眾警惕“軍工綜合體”控制美國，他顯然明智地回避了由猶太人創立的共濟會：身為總統，他焉能不知美國“軍工綜合體”的政治背景?所以“警惕‘軍工綜合體’對美國的控制”不過是一句婉語，其實早已經控制，表明艾森豪威爾總統實際上認為美國是一個由軍工綜合體及其幕后勢力控制的國家。現階段國際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在近代以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進程中“發揮了特殊作用的當屬猶太人創建的共濟會，可以將其定義為西方‘基督教-新教’上流社會與猶太教的秘密聯盟。這種聯盟的基礎是金錢——猶太人作用的強大工具。特別是共濟會的政治目的在于保證猶太人平等，包括推翻君主政體(如2011年在中東和東北非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引者)，破壞天主教會的作用，使世界民主化。在世俗化民主政治的條件下，平等的猶太人使自己的貨幣實力轉變成為對所有其他人來說的不平等，逐漸將社會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33)((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頁)俄羅斯學者對西方民主本質的認識如此透徹，值得中國人借鑒。這里順便指出，由于宗教的原因，俄羅斯人對猶太人的政治動向的觀察相當敏銳，早在19世紀中葉著名哲學家B.索羅維約夫就指出了一個據說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猶太人不僅利用寬容異教，而且在最先進的民族中得以占據統治地位”，特別是“財權和大部分定期刊物都掌握在猶太人手里(直接的和間接的)”。(34)((俄)B.索羅維約夫：《猶太人和基督教問題》，1884年版。轉引自上書，第66頁)可見，當代美國掌控世界貨幣和主要媒體的事實，可以旁證其與共濟會的密切聯系，特別是已經有足夠的資料證明，現今西方最高層政要、企業巨頭、銀行家和精英分子多是彼德伯格俱樂部(西方“影子政府”的第二層組織)的成員，可見共濟會對20世紀乃至今日美國發展和世界政治的巨大影響，應當是一個難以否認的事實。而俄羅斯學者對當代共濟會的認識也應當足以引起中國人的警惕和借鑒。

　　二次大戰后初期，美國占資本主義工業的50%，黃金儲備的70%。美國經濟在兩次大戰中暴發起來，軍事工業中儲備了大量先進技術，同時從德國得到豐厚的技術和人才資源。這時美國達到其經濟發展的頂峰，登上資本主義世界霸權的寶座，那是美國歷史上真正的鼎盛時期。1945年建立聯合國，名義上是出自1943年美英蘇中四國外長莫斯科會議的倡議，實際上主要是美英推動，至少部分地反映了西方共濟會關于建立“世界政府”的構想，所以國際輿論長期指責聯合國是美國的工具，不過是指出一個事實。也正是這時，大約在聯合國成立十年左右，艾森豪威爾總統警示美國已經被軍事工業綜合體控制，(35)(早在1913年美聯儲已經被私人資本控制，參見威廉·恩道爾所謂《金融海嘯》。彼得羅夫說，近八十年來，美國社會日益具有黑社會性質，應是指一次大戰前后以來的時期。參見(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而美國工業就開始走上衰落的道路。其表現，一是在所謂“英國模式”影響下，“在產品質量上的系統欺騙成為流行趨勢”，工業資本更喜歡在流通領域“賤買貴賣”，而不愿意繼續像過去在生產領域靠提高產品質量獲得利潤。(36)((美)威廉·恩道爾著，趙剛、曠野等譯：《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122頁)金融資本的流通公式是G—G’，所以金融資本家歷來能掙快錢。工業資本的這種“英國模式”的心理本質上是帝國主義腐朽性的表現，對金融資本來說卻正中下懷，于是美國的制造業就滑坡了。以美國的汽車制造為例，“1957年以后，底特律不做必要的改進，不使用現代化的工廠設備，也不提高技術生產力，而是開始投機取巧。到1958年，通用汽車公司雪佛蘭牌汽車使用的鋼材量只有1956年的一半。不用說，結果必然是公路死亡率劇增。”(37)(同上，第122頁)這反映出美國政治上衰落，導致經濟上走了邪路，近年來日本汽車等制造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大量召回，也表明在走下坡路。于是美國國內鋼產量的需求和供給相繼下降。汽車消費者的支出相對增加，但是由于廣告和媒體轟炸，真相被巧為掩飾。美國工業靠欺騙消費者以彌補下降的利潤，“陷入系統自殺”，如同跳傘者離開機艙后，一開始享受自由落體的飛翔快感，待到傘未張開，便成自殺了。西方所謂“后工業社會”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問題，反映在結構上，就是工業衰落，也是文化衰落。這一切在經濟學理論上卻被概括為“貨幣主義”，實為一種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衰落末期產生的庸俗辯護理論，也是泡沫經濟理論，卻被美國用作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地緣政治工具。

　　美國和某些發達國家工業衰落的表現之二，就是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市場轉移，造成本國經濟空洞化、基礎設施落后化，而工業資本伴隨著金融資本大規模流向國際市場。戰后經濟恢復和一度迅速發展的歐洲，勞動生產率和利潤率大大超過美國，導致美國資本輸出大量流向其它發達國家。這些其實也是剩余價值規律作用的結果，國際市場有高額利潤，何必在國內投資?根據1967年1月提交給美國國會的總統報告，1962-1965年美國公司在西歐國家投資的利潤率在12%至14%之間，而對美國工業進行同樣投資的利潤率還不到這個水平的一半。(38)(同上，第124頁)這一切引起國際勞動分工和世界經濟結構發生大變動。這既是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表現在觀念上也是由掙快錢的思想推動。由于美國壟斷資本已經不需要在本國市場投資賺錢，在海外可以賺大錢，甚至利潤也不需要回到美國，而“銀行也悄悄地游說華盛頓保持現行政策”，表明美國的國家利益已經被壟斷資本和政府“忽略”了，畢竟賺錢要緊，其實兩者都已經開始利令智昏。于是歐洲美元市場開始形成，而美國經濟進一步衰落，世界貨幣體系的危機更加深化。

　　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朝野都認識到，美國經濟需要振興，當時實際上有兩個方向：正途是調回海外資本，同時運用財政和稅收政策，以合理的利潤引導壟斷資本投資于國內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技術進步，同時也積極開發第三世界國家市場，拉動內需和外需并舉，這樣對美國經濟是利好，對世界是負責，這也是20世紀上半葉美國一貫標榜的(世界領導嘛!);另一個方向，就是走帝國主義的老路，也是邪路，即靠發動戰爭拉動內需和外需，刺激經濟，并攫取巨額利潤。艾森豪威爾總統警告說，美國政府要警惕軍事工業綜合體綁架，也是指這個危險。肯尼迪總統傾向于走正途，并通過實施阿波羅登月計劃，帶動投資和科技創新，但是這樣做不符合軍工綜合體的利益。就在這個節骨眼上，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總統被暗殺。美國政治一到節骨眼就動殺機，包括對總統下手，應是一種政治傳統，是否是彼得羅夫所說的“黑社會”的一種標志?據披露，美國歷任總統，自華盛頓起到小布什、奧巴馬，只有被暗殺的林肯和肯尼迪不是共濟會會員，其余都是。(39)參見何新：《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頁)于是林登·約翰遜總統上臺，改弦更張，發動越南戰爭，走了邪路。美國輿論說，“作為總統，約翰遜從來不敢違抗強大的華爾街利益集團”，(40)(同上，第127頁)“在高參們的參謀下”，約翰遜總統剛一就職就推翻了肯尼迪總統的決定。個中原因，據恩道爾說：“約翰遜是來自德克薩斯州偏僻小鎮的政治家，對國際政治幾乎不懂，更不要說貨幣政策。有人故意誤導約翰遜總統，使他相信，在東南亞發起全面軍事戰爭將會解決美國經濟停滯不前的許多問題，并且可以向全世界顯示，在解決現實問題上美國依然是有辦法的。”(41)(同上，第124頁)話是這么說，其實他懂不懂，都是一樣，美國的大政方針絕非總統個人決定的。關鍵是總統要代表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懂不懂政治，包括懂不懂國際政治，并不重要;懂不懂貨幣理論更在其次，真佛也不能哪一本經都懂。政治家如果真懂國際政治，貨幣理論這本“經”由專家(歪嘴和尚除外)一念就懂個大概。最可怕的是政治家不懂政治，不懂國際政治，也不懂經濟;更有一樁不足取，就是思想退化，方向錯誤，以西為東，指鹿為馬，善惡不分，忠奸不辨，自信實為迷信，于是盲人騎瞎馬，權越大、越勇敢(魯莽的別名)，越是逞匹夫之勇;再被“第五縱隊”打入，專聽身邊歪嘴和尚或遠道來的洋和尚胡亂念經，夜半臨深池而不自知，還一個勁胡亂“重建”。原來戈氏嫌“改革”(俄語РЕФОРМА)不夠勁，創造了“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詞，很直白，就是把社會主義大廈“拆了重建”。中國改革發動非常清醒和慎重，80年代特別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后來一度流行“闖關”，也是指價格改革，后來“闖關”闖出通貨膨脹的禍來，被中央叫停以后，這個詞就從改革詞典中銷聲匿跡了;到90年代中葉以后，搖身一變，又流行“攻堅”一詞，含義較復雜，見仁見智，也似有主張“攻堅”以后“重建”的一路，至于重建的是什么，到后來逐漸透亮，原來是以美國為目標模式。就中國改革而言，學術界崇尚和照搬西學的熱情和勁頭一度與俄羅斯也相差無多。最重要的一個差別是，中國歷史上有反對照搬外國經驗的傳統，現實政治中也一直有強大的抵制西化的力量，所以全盤西化內部勁頭和外部推力雖大，硬是行不通。一般以為，全盤西化行不通，在中國只是近代史上的事，殊不知還有久遠的例子。中國南朝就有佞佛而亡國的，如梁武帝蕭衍，公元502-549年在位，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儒雅之君，文治高于武功，但是佞佛。佞佛，指沉迷于佛事，梁武帝以佛法治理國家，是一種政治西化，結果導致“侯景之亂”，亡國禍身。當代世界有沉迷于西學而亡國的，就是蘇聯。戈、葉亂政，蘇聯解體，俄羅斯蒙難，原因很多，但西學和第五縱隊禍國是一個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據何新援引的資料披露，西方共濟會在俄羅斯發展了一些高級會員，近年來戈爾巴喬夫出掌由洛克菲勒財團出資的戈爾巴喬夫基金會和組織1995年彼德伯格俱樂部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證明戈氏被指在臺上時就加入共濟會(1989年)的說法不是空穴來風。事實上，共濟會“這個神秘組織通過‘休克療法’和‘500天計劃’直接介入了蘇聯解體進程”，“戈爾巴喬夫和共濟會世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是喬治·索羅斯——金融商人兼以色列特務。索羅斯1987年在蘇聯成立了所謂索羅斯基金會。1990年他資助了摧毀蘇聯經濟的‘500天計劃’。”(42)(何新：《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頁和該頁注釋)更驚人的是，何新指出：“共濟會之手近年已伸入中國。主要通過跨國并購以及虛擬資本市場操控，試圖把中國的金融、經濟和產業實體以及政治結構拆散、改組、統合;最終掌控于其巨掌之下。”(43)(同上書，新版序)朋友，讀到這里，你是否也為中國捏一把汗呢?

　　艾森豪威爾所說“軍事工業綜合體”是指以軍工-金融-石油為核心和代表的壟斷資本集團，幕后是共濟會。恩道爾說，是他們慫恿華盛頓發動越南戰爭，戰爭是掩蓋利潤最好的借口。其實美國經濟就是一部軍事化機器，靠戰爭賺錢像吃鴉片一樣上癮，二戰以后接著是朝鮮戰爭，然后就是越南戰爭。參與策劃越南戰爭的，也是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到70年代初卸任成為世界銀行行長，證明白宮和五角大樓之間早有旋轉門直通世界銀行(經濟)，這種官商一體化機制絕非偶然。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工業和整個經濟又向軍事轉型，為了在政治上加以掩飾，冷戰和熱戰都成為千百億美元軍事支出的借口，共產主義成為恐嚇人民的怪物，政治背后的一切都披上反共的意識形態外衣加以掩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經濟落后的問題，諸如交通運輸、電力電氣設備、供水系統以及其他社會基礎設施投資狀況，更加惡化。這一時期大學擴招政策吸引數百萬美國青年涌入高校，緩解了失業。大學夢曾經是美國夢的核心，“但在20世紀60年代(大學教育)變成了低質量的大規模生產，標準被刻意降低了”;而為了“引導”青年避免“講政治”，使其不關心美國政府在干什么，在一種叫做“性‘花顛’(flower power)派”的反文化思潮流行背景下，美國中央情報局實施了一個絕密的、代號為MKUItra的研究項目，美英科學家使用致幻劑和其它改變情緒的藥物進行試驗。(44)((美)威廉·恩道爾著，趙剛、曠野等譯：《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頁)“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該項目引發了眾所周知的嬉皮士運動”，流行樂和搖滾樂如滾石樂隊英雄多是倡導麻醉藥品的先鋒，“神秘的非理性正在取代科技進步，迅速成為數千萬美國青年的信仰”。(45)(同上)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用毀滅道德、文化和美國未來的所謂“后工業化”方式在攫取利潤和積累資本，政治上純屬飲鴆止渴。“年輕新銳的精英層，他們滿腦子個人享樂和對國家目標冷嘲熱諷，開始出現在美國大學校園，從哈佛、普林斯頓和其它一些所謂精英大學開始。哈佛大學教授曾用影響巨大的十二字箴言描述他們：‘敞開心靈，追隨感受，摒棄主流’(turned on,tuned in, and dropped out)”。(46)(同上)與此同時，為了使得美國企業和管理人員也不“講政治”，不去關心國家究竟發生了什么，精英們究竟在干什么，是否在“悶聲發大財”，由國家培訓實驗室聘請心理學家承擔教學，普遍推廣一種“T群組會議”或稱“靈敏度訓練”的新式培訓。“這么做的結果是使智力變得遲鈍，并為人們接受即將到來的沖擊做好準備。人們沉湎于增加對彼此缺點的了解和感受上，這樣他們才不會看到國家正在失去其目的性。”(46)(同上)“國家失去目的性”的表現之一，就是持續減少對工業、科技和社會基礎設施的投入以及在精神上“麻醉”人民。在戰后美國經濟衰退和制造業外遷背景下，這種政策無疑是雪上加霜，結果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病綜合癥爆發：貧民窟、吸毒成癮和失業在北方工業城市像瘟疫一樣蔓延。就業競爭加劇，使得北方城市中的熟練白人藍領工人被迫與不那么熟練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競爭，而政府支持的暴亂分子卻乘機制造騷亂。其目的是將為經濟問題引起的沖突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簽，以削弱工會在階級斗爭中的力量。在反對種族歧視斗爭(也是階級斗爭)最尖銳的時刻，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殺。這些暴亂分子由福特基金會提供支持，這也是約翰遜政府“大社會計劃“和”向貧困開戰“的內容。(47)(同上，第130頁)恩道爾指出：“美國金融集團準備把19世紀英國的殖民式掠奪強加于美國，操縱‘種族戰爭’將是他們的武器。”(48)(同上)在20世紀50年代，白人藍領工人還是“美國工業活力的源泉”，轉眼之間，就被貼上“反動分子”和“種族主義分子”的標簽。“隨著勢力強大的銀行實行不投資政策，這些工人眼睜睜地看到整個社會結構崩潰，充滿了恐懼和困惑。”可見，20世紀70-80年代美英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也有著深刻的國內背景，由于美國思潮引領這一輪全球化，這些美國國內的做法就成為帶領世界各國先后走過的和正在繼續走的路，對世界各國的發展發生了廣泛和深刻的消極影響，也難以否認上述思潮和做法在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受害者遍及社會各領域各階層，不獨是青年，其目的在于削弱這些國家的綜合實力。

　　美國是近三十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國家，無法否認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效果不俗。據披露，共濟會早在19世紀已經與中國買辦資產階級代表李鴻章有勾結，國共合作年代更對蔣介石政府下了巨大的賭注，包括出重金資助其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9)(參見何新：《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頁)當前，“共濟會的真正意圖，一是吸光中國的外匯儲備，二是通過經濟內需化，讓中國由外貿盈余國變成外貿赤字國即負債國和嚴重通貨膨脹國家——從而使中國經濟逐步墜入拉美、非洲那種債務經濟的無解之套。在此過程中，隨著經濟不斷惡化，內部壓力增大，中國必然會發生動亂，從而中國政體也將發生蛻變和解體分裂。”“其實，共濟會的最終目標，是把中國的多數貧困人口垃圾化，分解成極其貧困的無組織元素，然后用各種科學技術手段大幅度‘清除之’。這是一套早已設計有序、有步驟地系統消滅地球垃圾人口的方略。”(50)(同上，第47頁)長期以來中國發展很快，但是問題和隱患也不少，特別是流行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和政潮，大都來自美國或與其有關。總起來看，近三十多年來美國對中國的影響之大，最主要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義泛濫的一段時間，隨著2002年以來中國一系列大政方針的調整，特別是黨的十七大提出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明確宣布絕不“改旗易幟”之后，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已經明顯式微。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動了太多的腦筋，下了太大的賭注，對中國的“和平演變”、“顏色革命”之類寄托了太大的希望，所以面對近年來中國國內社會覺醒所帶來的形勢和內政外交的迅速發展變化，美國內心充滿失落，其實是相當惱火的。但是，越是如此，越是要警惕敵對勢力在當前中國發展和改革的關鍵時刻，亦即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前的關鍵、敏感時刻，出什么幺蛾子。

　　(本文為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三章“當代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的若干理論和實踐分析”的第一節的第三個目，該書定稿于2011年6月，今年2月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201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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