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改革”與“走向世界”是毀滅文化的兩個“轉基因”

　　文化問題，國民的精神狀態問題，舉國關注。

　　中央全會以文化為主題，作出《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高層如此重視，應該是幸事。

　　“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 “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等等，俱可圈可點。

　　然而，“一手硬一手軟”警鐘早就敲響了， 12屆6中全會就有過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專題決定，從“五講四美三熱愛”、“以德治國”到“八榮八恥”，強調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設，也有20余年的歷史了，效果如何只有實事求是地面對，才能找出癥結抓住根本，改變現狀，達到繁榮的預期目的。

　　毛澤東主席是位偉大的哲學家，又是始終腳踏實地從中國國情出發的偉大的實踐家，老人家治黨治國，實事求是、高屋建瓴、抓主要矛盾，分析情況制定方針，提綱挈領要言不煩，總是一針見血。“進城趕考”搞三反五反，糾正黨風一下子管二十年。“撥亂反正”“端正黨風三年大見成效” 30年了，“三講”“評議”“學習型”等等層出不窮，劉青山張子善卻越殺越多。的確，毛主席是后人無法望其項背的。單就話語方式講，改開以來就無法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再也不見“就在黨內”式的犀利明快一語中的，含糊曖昧不得要領倒是常見，這也是“完善”“轉型”的時代注定的。延安整風整頓“三風”，“文風”是“黨風”的表現形式。

　　有兩個問題“決議”著墨不多，卻十分需要辯正，這里想談談淺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亦位卑不敢忘國憂之意耳。

　　一個是“體制改革”問題，一個是“走向世界”問題。

　　一，以產業化為核心的體制改革不過是將文化交給資本支配

　　多年來，無論是產業金融還是教育文化，“市場化改革”重新配置資源，無非是將原先由國家代表人民配置的資源交給市場支配，也就是交給金錢和資本支配、交給資本家支配。資本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追逐利潤不擇手段，這品性決定著文化的品格。

　　“計劃經濟年代”強調“突出政治”，上層建筑、文化教育事業考慮的是怎么為人民、為國家、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后來實行市場經濟，一切向錢看，改革就變成政府甩包袱、與財政脫鉤、自負盈虧。

　　影視看票房，書籍講印數，顧客是上帝，什么都得瞄準市場，出版社編輯跟醫生一樣，有定額指標，超額的獎，完不成罰，與官場擇劣汰優清、官無法立足一樣，這“體制”本身就逼良為娼。如果回避這一現象，繼續 “深化國有文化單位改革。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重點，加快推進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培育合格市場主體”，欲振興繁榮文化恐怕就南轅北轍了。

　　資本支配著市場，打造著市場的需求，正如經濟上的宏觀調控一樣，國家給點積極干預，還要好一點;聽任“看不見的手”作為，烏七八糟滄海橫流，實在是自然而然的事。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筑遲早也要跟著改變。中國目前的上層建筑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狀況，是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表現。

　　女孩反復碾壓路人熟視無睹案發生在佛山，一點也不奇怪，歷史找準了地方：資本價值觀念和生存環境正應該在市場經濟前沿地區得到最典型的表現。

　　歷史注定了，拋棄社會主義實行“市場經濟”，必然是以權貴資本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它的“初級階段”，也就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必然是權錢黑結合以瘋狂掠奪為特征。正如毛澤東主席生前所準確預言的，是“最壞的資本主義”。

　　榮恥顛倒的社會現狀，正是這“最壞的資本主義”天造地設的上層建筑。

　　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信仰喪失，道德淪喪，是強勢階級巧取豪奪魚食鯨吞的必然產物。

　　貪官富豪窮奢極欲，黃賭毒泛濫黑老大橫行，有本事自己發財，批紅眼仇富主旋律長盛不衰。

　　王皇豪霸，貴族血統，宮廷御用，廳級享受，艷羨富貴，才能冷靜面對殘酷現實。

　　色情暴力垃圾文化鋪天蓋地，奴隸們渾渾噩噩，主子統治才能萬古千秋。

　　餓死三千萬，專制浩劫，非人性，告別革命，往事不堪回首，奴隸追念埃及肉鍋才能安分守己，天不變道亦不變。

　　低俗、冷漠、冷酷，無恥，本來是強勢階級生存場的產物，資本統治和諧的需要。

　　南京彭宇案一經“法制”，中國老人無人敢扶遂成普世，法治示范作用固然惡劣，但是將世風歸結為彭宇案的判決也欠“公平”：自私冷漠冷酷，彭宇案不過是一個觸發契機，它打開了叢林社會的所羅門瓶塞，偶然觸發了必然。

　　30年來，整個文化精英都在為他們打造著最佳的生存環境，以保證其稱心如意地豪奪和享受。

　　哪里是什么“一手硬一手軟”，兩手都硬，硬得很!

　　求仁得仁，我們“設計”“接軌”的本來就是叢林社會。

　　離開經濟基礎，談文化建設對于緣木求魚。

　　不正視這個問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就會成為空談。

　　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五講四美三熱愛，以德治國，八榮八恥等等，“主旋律”高奏響遏行云，也同不斷加大力度的反腐倡廉一樣，扭轉不了日下的世風，癥結就在于此。

　　市場化淡化了，強調社會效益，恐怕還不夠，不釜底抽薪，僅僅揚湯止沸沒用。

　　二，“走向世界”是按照跨國資本的要求塑造自己，實質是文化的殖民化。

　　1，“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與“三個面向”很難和諧

　　近日，在“民主社會主義”與 “普世民主憲政”緊鑼密鼓的二重奏鳴中中，增加了一支“新民主主義”小曲兒。這“新”論，一方面使人想起“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家族承傳，自然更會使人想起毛澤東的名著《新民主主義論》。“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 正是在那部經典名著中提出的。這次決議中這一提法得到重申，難能可貴。可這一重申，又是與“三個面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并駕齊驅，就難免使人聯想到改開以來的許多話語方式，并因之產生隱憂。

　　溫故知新，重溫下毛澤東當年對“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的闡釋：

　　“民族的”，是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決不能和任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強調“反對全盤西化”，并不是指“大辦孔子學院”。

　　“科學的”，是強調“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強調“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甚至宗教徒建立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不是一味給達賴喇嘛和叛國分子“落實政策”。

　　“大眾的”，強調 “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也就是如今早被消費文化和貴族文化徹底顛覆取代了的“文藝的工農兵方向”。

　　30年文化改革，與這“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方向是背道而馳的。“三個面向”云云， 實踐中早已變成以美國“先進文化”為標桿“全球化”“西化”的同義語。這些問題如不予廓清，實踐起來，“繁榮”恐怕很難扭轉資文化與殖民文化滄海橫流的現狀。

　　2，不能坐視強勢文化滄海橫流

　　在這全球化的世界上，資本文化和殖民文化無疑是霸權文化。

　　這是一個不應回避否認不了的基本現實。

　　奴隸翻身史無前例，革命勝利固然不易，建設社會主義更是前無古人。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過程，要不斷的突破剝削階級強勢文化的圍城，挑戰根深蒂固的傳統神圣，堅持史無前例的創新精神，前進極為艱難。毛澤東就是自覺肩負這一歷史使命的偉大的開拓者和殉道者，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建國后發動歷次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目的只有一個，無非是為了實現這一歷史使命。這方面他遠遠超越自己的眾多戰友，更觸及眾多知識精英，當年革命高潮中，一度浩蕩向前推進，身后人亡政息，告別革命，舊傳統卷土重來，沉渣泛起濁浪滾滾，革命年代被顛覆受沖擊的形形色色的陳舊意識形態聯合起來還鄉倒算，毛澤東自然也就成了仇視攻擊和妖魔化的主要對象。

　　資產階級革命尚且經過一兩個世紀的反復，何況無產階級史無前例的革命，歐洲許多國家，王室和爵位依然閃著圣光。舊文化有著幾千年的傳統優勢，無產階級政治上取得優勢并不代表意識形態方面同樣取得優勢。這是一個長時期內改變不了的歷史現象。

　　如同三峽行舟，前進極難，一掉頭即可輕舟直下萬重山。

　　“亂邦”很容易，只要松綁放手，“自由化”“不爭論”，就像三峽打開閘門，剝削階級的強勢文化很容易形成滄海橫流之勢，迅速將新興無產階級文化淹沒。

　　“自由化”，用來概括資產階級和一切陳舊意識形態的復辟，不能再貼切了。

　　也因此，一提“自由化”，精英們就像禿頭擱把鹽。

　　斯大林將一個還使用木犁的落后俄國變成世界第二的超級大國，不影響整個精英階層對他的痛恨和咒罵，戈爾巴喬夫將俄羅斯拖進地獄，他們依然無盡稱頌。

　　右翼買辦階級仇視毛澤東，而謳歌胡耀邦，極為正常。

　　3，張藝謀式的“走向世界”回頭才是岸

　　兩大陣營對峙年代，西方有諾貝爾文學獎，東方有斯大林文藝獎，政治與思想文化都是雙峰并峙。丁玲和周立波以其反映中國農村天翻地覆革命變革的優秀小說，首次問津這一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文學獎項。抗戰年代，大后方頂級精英在聚會天官府以扭秧歌的方式抒發豪情。革命高張年代，大眾文化領著時代風騷，呈現強勢。

　　“轉型”之后，文化精英紛紛以懺悔和控訴表示自己與時俱進，巴金老人就是這樣被捧上天的。斯大林獎，赫魯曉夫時代先是用列寧的名字取代，很快，隨著改開的深化這“民粹”獎項就成了精英們恥笑鄙夷的對象。文化精英一下子全部匍匐在奧斯卡獎和諾貝爾獎的腳下。

　　影視明星癡迷于奧斯卡情結，作家夢寐以求的則是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性最典型，文學獎也是社會主義國家 “持不同政見” 控訴“專制”的專利。跨國資本統治世界、顛覆社會主義、推行新殖民主義的工具，中國輿論從來不見質疑。中國的藝術家們深知個中三昧，張藝謀當年拿金熊獎時，人大中就有堅持正義的老同志抨擊其“專售國人之陋以取悅洋人”，然而無濟于事，從此，“張藝謀模式”就成為“走向世界”的標桿。

　　毛澤東主席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如今，張藝謀方向代表著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的方向。月亮走我也走，越走越遠，時下，演藝界大牌明星追逐綠卡加入外籍早就成為時尚。

　　視屏年代的文藝，市場化的文藝，演藝明星是天之驕子，青年一代的青春偶像，國民的真正的靈魂工程師。有意思的是，這些引領時代風騷擔負著塑造國民靈魂的“大師”“大牌”們，大多數“假洋鬼子”，幾十年來，中國的“特色”文化就是這樣“走出去”的!繼續這樣“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那么，這隊伍越宏大越糟糕。

　　與“全球化末端”的“外向型”殖民經濟一樣，文化上也是末端的配角。沿著這條了走下去，與GDP高速增長一樣，再做大做強又能怎么樣!

　　4，從利比亞報道看買辦文化

　　視屏信息霸權年代的中央電視臺，在影響國民精神方面舉足輕重。這個舉足輕重的央視，其文化身份有兩個重大“特色”：其一是“大褲衩”金屋藏嬌，無論在象征意義上還是從實際意義上。其二是，依賴天價廣告和明星生存，顯示著它的壟斷資本、消費文化與市場制約。

　　作為時代文化標志、身價數以億計的明星，以明星文化為標志高聳入云的巍巍“金屋”，其實不過是洋人的“大褲衩”——無論是形而上還是形而下，他都是殖民文化猖獗年代一個天造地設的絕妙標志。

　　看看它對利比亞戰爭的報道吧。

　　社會主義“終結”，資本瘋狂反攻倒算。從科索沃到利比亞，帝國主義創造了一個嶄新的殖民主義擴張模式：豢養買辦奴才——扶植帶路黨——制造動蕩——武裝干涉——扶植傀儡政權上臺以控制該國。先前還要出兵，到整利比亞，這干涉就“與時俱進”成“禁飛”。當年的八國聯軍還不曾赤裸裸地將光緒和慈禧“斬首”，如今的跨國強盜，動不動就可以將他們看不慣的別國元首送上斷頭臺。這是比八國聯軍更猖狂更卑鄙的殖民主義!伊朗、朝鮮包括中國，下面他們都要如法炮制。

　　面對這樣一個簡單明了的大是大非問題，我們的央視成了侵略者的應聲蟲，用西方霸權的立場和他們所提供的新聞，糊弄中國老百姓，為中國的“下一個”預作輿論準備。

　　一個飽受“八國聯軍”欺辱宰割民族，重重包圍、分割分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仍然懸在頭上，看著同類橫遭荼毒，在一旁叫好——麻木無恥肆無忌憚，侈談什么“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

　　三，買辦漢奸文化的霸權地位必需改變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令人鼓舞。然而，如果沒有對30年文化狀況的根本反思，繼續沿著“產業化”和“走向世界”老路走下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文化繁榮就成空談。

　　在跨國資本霸權“全球化”的布局中，帶路黨已經是是最大危險。不遜色改變帶路黨控制媒體和文化現象，伊拉克和利比亞式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掉下來的日子不會太遙遠。

　　繁榮文化，首先得解決我會等領導權問題，保證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文化是個陣地，你不占領必然為人家占領，它不“姓社”就“姓資”，買辦精英幾十年唾棄嘲弄突出政治，其實，在這方面美帝國主義與毛澤東倒是“知音”，這對對手都十分懂得“政治”的作用。《人民日報》用頭版頭條連續刊登一下中國中情局的《十誡》，那比一萬份紅頭文件都管用。中國改開搞以來，亦步亦趨地按照《十誡》的設計的路子“解放思想”，思想文化之地早已“姓資”“姓殖”，影視平媒和網絡，主導權基本被買辦意識控制，南方系領著時代風騷，一個僅有的堅守刊物《中流》還不能容忍，還大談什么寬松寬容和自由——這一情況不改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成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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