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國際氣候多變，中國須做好“三個定位”　　

近幾個月以來，中東及北非多個國家經歷了戰爭和內亂的重大變局，少數國家出現了政權更迭，某些西方媒體仍舊象過去一樣打著“人權”的幌子為霸權主義和動亂分子搖旗吶喊，大有將戰火燒遍全球之意，中國國內也有一小攝人利用親西方媒體制造“人權高于主權”的論調，試圖配合反華勢力制造事端。

面對如此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國政府和人民必須冷靜觀察和慎密思考，必須用二十一世紀的眼光來審視當前的變局。我個人認為：當前的動蕩屬于國際氣候的常規性變化，不必太過緊張，整個世界發展的大格局并沒有因小國動蕩發生質變，霸權主義主導下的新殖民主義仍將持續很長時間，最終會形成一個多極主導下的“二元世界”（此處不展開論述）。　　

國際秩序沒有發生質變，并不代表中國不對目前的氣候變化引起重視，為了避免中國因國際天氣變化發生感冒或者積郁成大病，及時地根據新形勢作出一些政策上的調整和定位是非常必要的，利比亞撤僑的成功只能算是被動應對上的成功，不是戰略性安排上的成功，撤僑成功的背后也隱含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和政治代價，這種代價的付出只能是短期的和有限的，決不能讓它演變成周期性危機和重復式陷阱，從長期戰略來看，中國至少要對國際氣候變化做出三個定位：

第一個定位：必須堅定地向世界表達自己捍衛國家利益的立場。　　

國家利益這個概念非常廣泛，過去，我們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國內，因為我們害怕別的國家拋出什么“中國威脅論”，我們害怕人家說咱干涉它國內政，不敢在國際上公開與西方聯盟唱對臺戲，國際上受些悶氣，忍了也就忍了。這種“忍”的思想也許已經不太符合變化的國際環境，至少是要做局部改變的，我不主張什么事情都針尖對麥芒地樹敵搞沖突，但在核心地區和關鍵國家，中國要敢于公開表達利益觀念。比如說：埃及再怎么鬧，中國大可不必鋒芒畢露，絕對要做到不干涉它國內政，但在利比亞，用同樣的觀念就會吃大虧，中國將近240美元的巨額投資就受到了重大損失，利比亞政府軍也好，反對派也好，他們不敢隨意動法國和美國的設施，但他們都會大膽且隨意地在中國的工地上鬧，為什么會這樣？簡單講還是國家力量的展示不足。這種不足不能單怪現任政府，這是多年來形成的頑疾，要改一定得有個過程，最近的國際天氣變化就是中國改變政策的一個重要契機，要果斷地利用好這次大好的機會。中國的對外投資盡管有諸多不如意之處，但是，很多領域不走出去肯定是沒有出路的，要走出去，國家就必須有能力保證走出去的企業能走得好、走得穩，還要回得來、有收獲。

中國如何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利益訴求？中國是個愛好和平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謀求霸權主義，所以，中國保護自身利益的方式不能象歐美一樣主動制造事端，不能在它國制造社會動蕩，更不能通過用破壞它國利益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中國表達自身利益的方式應當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敢于對蓄意破壞中國利益的歐美說“不”，世界的動蕩都不是無緣無故的，都是有其背后陰謀的，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在哪里的利益較大，哪里就會被西方盯上，哪里就有可能出現動蕩，從而讓中國承受政治和經濟損失，象利比亞這樣的國家，西方對利比亞的軍事干預，中國不能聽之任之，要有果斷要求西方國家保證不損害中國利益的勇氣，決不能讓西方國家的鬧事行為形成慣例，你走到哪里，它鬧到哪里，就會沒個盡頭；第二個層次是要敢于對動亂國的相關各方表達態度，必須要求沖突各方不能蓄意破壞中國的國家利益，現在一些世界小國勢利眼很明顯，彈丸小國都敢置中國利益于不顧，原因就是我們過去忍得太多，縱容他們的惡劣行為，這種態勢不能延續，需要用外交和其它各種可能的手段加以阻止，當然也不能排除軍事層面的考慮；第三個層次是要在聯合國樹立新的形象，聯合國這個地方也就是個舞臺而已，多數情況下都是大國的木偶，但畢竟它還是有點作用的地方，中國在不能主導舞臺的情況下，決不能不利用舞臺，該唱戲的時候一刻也不能閑著，以往，我們在聯合國的形象就是當當陪襯、跑跑龍套，不太喜歡唱主角，以后，我看需要改改，別人唱過的戲，我們不去搶主角，事關中國自身利益的戲，中國就要勇敢地唱主角，并且還要帶點“亮劍的精神”去演，只要聯合國不垮掉，只要中國還是常任理事國，在應對中國利益所在地區動蕩的情況下，中國就要把聯合國變成自己的舞臺。也許有人說，你中國想演主角不一定能演得了，人家不聽怎么辦？這個不要擔心，西方大國有時候就是紙老虎，你硬了，它就軟了，你軟它就硬，如果事關中國國家利益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歐美要亂來，中國也可以亂來，大不了搞個兩敗俱傷。

隨著國際化和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中國已經在眾多地區和國家涉足很深，必須用新的理念來看待自身的投資回報和資產安全，沒有國家力量作后盾，中國投資多少錢出去都會是打水漂，最后都將成為霸權主義的犧牲品。

第二個定位：中國必須堅定地促成世界向多極化發展。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外交上一直奉行各國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和平共處”外交原則，從國家戰略層面講，中國將不會尋求以干涉他國內政的方式實現所謂的“中美共治”，從現實及未來相當長時間中國發展的趨勢看，中國也不具備共治世界的能力及條件，“中美共治”只不過是一個暫時性的外交噱頭，根本無須進入中國政府外交的思維當中，不要幻想去當“世界老二”，但是，不想搞霸權主義，并不是說中國就要在國際外交中無所作為，為了實現和諧世界的遠期目標和穩定的國際格局，中國致力于構建多極世界是非常有必要的。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中國至少要做好與之相關的幾件事：

中國要提供世界性的文化信仰體系。美國和前蘇聯曾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世界的共治，雖然不能說是絕對的共治，但是，由意識形態主宰下的兩個陣營基本上還是包含了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要選擇“站隊”，即使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但從國家的戰略需要角度出發，還是選擇靠在蘇聯的身邊，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在中國與蘇聯分道揚鑣之后，世界仍然大體維系了美蘇共治的大框架，直至蘇聯解體，這一個時期的共治，最主要的力量來源于“意識形態”，但是，當蘇聯解體以后，世界進入美國獨霸的時代，蘇聯終究被自己解體了，一枝獨秀的美國靠什么稱霸世界的呢？它是如何獨撐大旗治理全球的呢？拋開實力因素以外，美國手中握有的最特殊武器就是文化，一個相對年輕的大國本沒有資格向世界輸出文化，美國本沒有很深的文化積淀，但是，美國有世界上最大的智庫和人才，美國聚集了世界上所有文明的精華，由此誕生了足以支撐世界幾百年的先進文化潮流，美國在以武力作為后盾的情況下，瘋狂向世界各地推銷美式現代文化體系，推銷美式民主信仰，推銷美國的科學技術，推銷美式政治制度，其改造世界的力度在最近二十年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向世界推進的兩條準則：一條是帶給世界人民想要的文明，另一條是從世界帶回自己想要的利益。　　

反觀中國，我們現在擁有什么可以向世界推銷的？有人問我：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難道文化上還比不上美國嗎？美國有幾百年？我只能回答他：五千年是不短，一萬年又怎么樣？一萬年的文化，如果世界不接受，你還是沒有可推銷的文化。如果現在仍然有意識形態的爭論的話，我們也沒有什么發言權，更談不上盟主的地位，因為我們目前所處狀態，并不能給世界提供一個值得效仿的社會主義典范模式和理論，暫時沒有人承認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合法性，推銷社會主義意識還路途艱苦！說到信仰，中國暫時也沒有可自豪的地方，“孔子學院”重形而沒有重質，無論它推廣到多少國家，無論它建設到多大規模，都無法實現價值體系及儒家文化的傳承，頂多只能算是中國在國外的“漢語學院”，無法引導世界走向未向。民主呢？民主是不是我們想要的呢？美式的民主肯定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要學也學不會，學會了也用不好，學會了也不會有美國那么具有推廣性，中國只能選擇自己的民主方式， “中國特色”的新型民主模式成形的速度還太慢，我們根本就談不上與世界分享，誰也無法把她推廣出去，要改變這種狀況，中國必須首先有信心認為我們的社會主義是最好的社會制度模式，并且要抓緊時間總結出一整套可以向世界推廣應用的范本。

如果一個大國沒有可以一樣從精神上能讓世界人民可接受并分享的東西，你怎么可能治理世界呢？誰又會接受你的治理呢？ “中庸之道”難以征服世界。

中國需要具備參與管理世界的物質基礎。無論是美蘇共治時代，還是美國獨霸時代，要想參與管理世界，最重要的基礎就是物質，沒有物質基礎，誰也不會接受你的管理，這一點中國人體會非常深刻，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為了取得對中國的支配地位，也是給予了相當大的物質支持，不光是中國，蘇聯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都投入了大量的物質援助。美國當然也不例外，整個歐洲在二戰后的復興不能不說是美國的功勞，一個“馬歇爾計劃”，讓整個西歐實現了經濟復收，實現了歐洲的物質供給和西歐政治的平穩運行，保證了西歐大部分國家經濟轉型。歷史告訴我們：管理與殖民的區別在于，治理要先給予，而殖民是先掠奪。有人說，中國不是也給了那么多國家的物質援助嗎？為什么就不能象美國那樣領導世界呢？當然不行，美國除了政府每年有大量對外援助之外，美國宗教事務部門的對外援助每年約為80億美元以上，而美國的私人基金會及民間團體每年的對外援助比美國政府更為龐大，中國目前還沒有這樣的實力，中國對外援助的總和估計不足美國總數的十分之一，而且我們的援助集中在非洲大陸，其國際影響力遠不及美國，雖然很多人都認為美國的援助總伴隨著政治條件，但是，我必須要說：沒有政治條件，美國就不能實現治理世界，沒有政治條件的援助，從理論上講是不存在的，只是承不承認的問題，蘇聯以前的所有援助也是有條件的，你不服從它的理論、不進入它的陣營，它就一定會停止援助，這一點中國恐怕在將來也無法避免。　　

我們的物質豐富程度還有一個不確定之處在于：中國經濟的主動權到目前還沒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還在西方手里，經濟的“被殖民性”有過度之嫌。縱觀中國經濟的現狀，我們不難發現，擁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還很少很少，擁有完全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是鳳毛麟角，這告訴中國人：中國如果沒有開放的市場和龐大的采購團，那什么也不是，不是值得尊重的國家。在了解到中國物質豐富背后的脆弱性之后，我們要更理性地思考未來努力的方向：中國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要把視野專注于中國的科技進步和核心技術的創新，只有中國人自己能夠充分地掌握創造財富的鑰匙，中國人才能給世界人民配一片新的鑰匙，世界人民只有在接受了中國的鑰匙以后，他們才會接受中國的管理。　　

中國要準備參與管理世界的軍事實力。在美蘇共治的時代，盡管蘇聯與美國在經濟上不能完全抗衡，但是，軍事上卻是勢均力敵的，任何一方都對對方構成了致命性威脅，蘇聯解體后，雖然武力仍在，但是，物質基礎垮了，失去了內力和外力，俄羅斯光靠武力不足以贏得統治力，而美國的兩條腿則完整無缺，并且比以前更加粗壯，所以，其統治力得到加強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國的情況跟前蘇聯相比，存在不同的差別，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有優勢，但在軍事威懾上仍有相當大的距離，從整體上講，中國自身還是一個武器裝備的凈進口國，尖端常規武器還沒有擺脫依賴它國的命運，武器出口還只能在美俄的夾縫里做文章，更為慚愧的是：銀河號事件、大使館被炸、飛行員王偉的犧牲等等帶有國際影響的事件，每一次蒙羞的都是中國。一個自身尊嚴尚且不能自保的國家，無論如何都不具備參與管理世界的尊嚴和威性。中國適時地加大軍事投入不必害怕“中國威脅論”的雜音，如果中國不能自保，中國不能穩定，那才是真正的威脅。世界要穩定，中國必須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　　

中國需要培養管理世界的政治家。中國并不是沒有治理世界的歷史經驗，中國曾經是幾乎所有周邊國家的“宗主國”，“朝貢制”延續了一千多年，直到十九世紀才被終結，不能說中國不懂治理世界，但是，現在的中國已經完全不同于歷史的中國，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在外交上只能采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不需要“依屬國”，中國不需要同盟國，中國不能也不會干涉他國內政。　　

中國曾經出了個毛澤東，本來夠得上治理世界的能力和魄力，但是，他的時代和國際環境沒有給他這個機會，當時的中國只能扛起能力范圍內的大旗，只能在意識形態領域引導局部地區，并不足以整體性舞動世界。在毛澤東去世以后，中國走上了“經濟掛帥”的時代，走向了“韜光養晦”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很難造就出強勢領導人和政治家，這樣的時代不能產生個性領導人，如果繼續沿著這樣的思路下去將不符合構建和諧世界的設想。政治家與經濟強弱無關，只與哲學思想有關，窮國可以出偉大的政治家，富國可能只有政治人物而沒有政治家，政治家的個人魅力有時可以超越千軍萬馬，中國現在是處于社會劇烈變化的時代，也是人才輩出的時代，這樣的時代，中國必須著眼于培養更多的治國理政的帥才和將才，必須培養出未來參與管理世界的政治家天才。　　

如果中國自己具備了成為世界多極格局中的一個重要極的條件，那么，也就擁有了決定其它各極權力的資本，也就擁有了與其它各極相互制衡的基礎，一個多極的世界才是最符合中國利益的世界，也是最符合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世界。　　

第三個定位：中國必須堅定地搞好經濟轉型和保持好社會穩定。

自本世紀第一場經濟危機爆發以來，西方世界一方面開始反思產生危機的根源，另一方面也在尋找危機的替罪羊。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思考自身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嘗試著如何擺脫對西方經濟的過度依賴。通過幾年來的思考，國際社會已經有了一個共性的認識：歐美國家的泡沫化發展和無序化監管是危機的總源頭。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間接受害者。然而，西方國家并不愿意坦率承認自身的過錯，也沒有準備從根本上改革自身的整套體制，它們試圖把部分責任強推到發展中國家身上，尤其想讓中國承擔過多的國際責任，企圖用一種新的“冷戰”思維將中國拖入到與歐美混戰的漩渦之中，企圖通過利用各種包圍圈將中國引入陷阱。但是，中國黨和政府必須冷靜分析形勢，穩健應對各種危機，不能因各種干擾而自亂陣腳，“臨危不亂、處變不驚”才是大國風范。

中國不是利比亞，當然也不是中東，中國是世界多極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一極，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國要想在未來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繼續推動世界向著更加和諧的方向發展，唯有自身取得平穩較快的發展，中國有十三億多人口，中國如果自亂陣腳，影響的不僅僅是十三億多中華兒女的美好生活，而且將對亞太地區和整個世界產生無法估量的后果。歸根結底一句話：中國必須做好自己的事。

中國如何做好自己的事？首先就要保持穩定。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發展環境，沒有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一切事情都無從談起。突尼斯鬧事以后，人民并沒有從中得到好處，埃及人民也不能從鬧事中得到好處，利比亞人民更不能從鬧事中得到好處，他們的行為都只能是某些國家轉移危機視線的障眼法，他們的行為都只是幫助某些大國的政客解脫自身的國內困境，社會混亂的所有惡果最終都將由它們的人民來承擔。制造動亂的國家除了撈取可見的邊際利益之外，不會給鬧事者半點好處。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東方大國，中國人民有自己的理性思維，絕不會充當愚昧無知的跟隨者，絕不能以動亂的代價換取個別人的私心抱負。在保持穩定的過程中，政府必須率先改革自己，只有政府能正本清源的消除自身問題，社會的不穩定源頭就會減少，政府也只有用取信于民的結果來贏得人民的支持，有了最廣大人民的擁護，中國根本不需要“維穩”，絕大部分老百姓都不會在自己很幸福的情況下糊涂地埋葬自己，這不符合人類的共性。

中國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實事已經證明：中國靠傳統產業已經無法承載未來幾十年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只有新興產業才能幫助中國產業結構實現轉型，只有產業結構實現轉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才能得到穩定提高，經濟穩定發展，社會才能和諧，國防建設才有基礎，國防強大了，國家的核心利益才能有牢固的保障，各個環節相輔相成，斷了一個環節，社會就要出大問題。

中國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個十三億多人的大國，光有豐富的物質是遠遠不夠的，只有物質和精神能夠同步發展人民才有精神氣，事業才會有奔頭。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充滿活力、前途光明，黨和政府要大張旗鼓地對全體國民進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教育，要毫不放松地對青年一代尤其是青年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要讓他們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世界少數地方發生一些變局不可怕，國際氣候有反復的變化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自己沒看清方向，沒認清本質，只要我們堅定地站穩自己的立場，堅定地發展好自己的事業，堅定地維護好自己的國家利益，中國就不怕任何風吹浪打，就能經受得住未來更大的狂風暴雨。人民要堅信：民意訴求必將會越來越多地體現到國家整體外交政策當中，民意政治將越來越多地主導中國政治的未來，一個尊重民意的中國必將用自己的努力和行動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必將為人類和平作出更大的貢獻！

——————孫錫良（轉載須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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