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文：受美國政府彈壓，中國衛生部對大豆草甘膦殘留量不設標準進口不檢測

陳一文：美國大豆草甘膦殘留標準護孟山都利益損害民眾健康

1982年，美國環保局對一系列食品項目設定最高草甘膦水平。“用于直接食用大部分食品最高殘留量耐用水平，無論肉類、水果或蔬菜，大約為0.2mg/kg，盡管通常較大量食用谷物產品中殘留量較低0.1 mg/kg”。1997年，美國環保部將大豆草甘膦殘留量耐受水平從1982年6mg/kg提高達到20mg/kg！為什么？維護孟山都通過推銷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擴大孟山都專利草甘膦除草劑銷售邪惡商業利益。這個標準是犧牲美國與國外消費者健康為代價的政治經濟性錯誤標準，不是依據認真科學研究結果決定科學標準。

美國大豆草甘膦殘留標準優先保護孟山都邪惡商業利益損害民眾健康

-- 禁止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原料進口、開發、種植、銷售理由之28

陳一文（[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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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基因大豆與轉基因玉米及其加工的轉基因豆油等轉基因食品與轉基因飼料的危害

筆者系列文章已經揭露《許多自殺案例證明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劑具有致命毒性》、《轉基因大豆高殘留量的草甘膦對動物健康有毒性》、《轉基因大豆高殘留量的草甘膦對動物生育健康有毒性》、《轉基因大豆草甘膦殘余量水平對人類生育有毒性》、《轉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劑輔佐劑增強對細胞膜滲透性》、《轉基因大豆草甘膦代謝物AMPA對細胞造成DNA損傷》、《轉基因大豆種植噴灑草甘膦造成產區生育缺陷》、《噴灑草甘膦地區兒童癌癥十年增兩倍生育缺陷增三倍》、《傳統大豆有益健康抗癌異黃酮比轉基因大豆高12-14 %》、《英國大宗進口銷售轉基因大豆后兒童過敏癥急劇增加》、《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潛在過敏源比非轉基因大豆高27 %》。

本顧問負責任地說：這些事實充分證明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是劣質、低營養、有毒、垃圾農產品。

必須強調：孟山都開發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在美國的主要用途是加工動物食用的飼料，而不是直接加工人類食用的食品，至多作為面包等食品少量添加的成分。

采用這種劣質、低營養、有毒、垃圾農產品原料加工的產品，無論《金龍魚牌》、《福臨門牌》、北京市教委下屬北京京育學生營養餐飲管理服務中心向北京市35萬配送午餐采用的“蘭清牌”巴西轉基因灌裝大豆油，或任何品牌的轉基因大豆油，無例外都是劣質、低營養、有毒、垃圾食品，只能夠用于制作某些人津津樂道的“生物燃料”，根本不可以給人食用！

對此無論以何種方式進行揭露的人都是維護人民利益的英雄，理應獲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持，而不是壓制！無良企業對這樣的人進行打擊報復，必將受到人民的唾棄！

采用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作為原料加工的轉基因大豆奶、豆奶粉、豆腐、醬油等豆制品，以及動物飼料，無論什么品牌，都是劣質、低營養、有毒、垃圾轉基因食品與轉基因飼料，不宜給人食用，也不宜給動物食用，由于草甘膦等毒素殘留量很高，甚至不宜做肥料，只能無害銷毀。

盡管還沒有撰文系統揭露美國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玉米的危害，但可以說，與轉基因大豆一樣，凡采用抗草甘膦轉基因玉米原料加工的轉基因食品與轉基因飼料，也根本不宜給人食用，也不宜給動物食用，由于草甘膦等毒素殘留量很高，甚至不宜做肥料，只能無害銷毀。

可對轉基因飼料與非轉基因飼料進行選擇情況下，連動物都能感知“遠離轉基因食品”！

同一庫房發現老鼠吃光了非轉基因傳統玉米（左）與老鼠不吃的轉基因玉米（右）

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已經造成了“自然界的報復”

不久前，筆者進一步揭露《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發現怪異生物建議立即禁止進口銷售》，網友非常深刻地概括為“自然界的報復”。如同美國科學家警告的“這種病原體威脅到美國的食品和飼料供應，可能導致美國玉米和大豆的出口市場的崩潰”，而且更加使人們認清，中國逐年越來越大宗進口的美國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對中國人民的健康以及畜產業、家禽業或遲或早必將爆發的滅頂之災！

美國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與轉基因玉米對動物與人類健康造成如此眾多嚴重危害，它們如何能夠逐漸以每年數千萬噸的規模大舉侵入中國市場？

為說明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回顧說明美國政府部門對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制定的草甘膦殘留量標準及其變化過程。

美國環保局1985以前確定的標準及其依據

美國白人飲食很少直接食用大豆或玉米直接加工的食品，而是間接食用大豆成分飼料喂養的豬、牛等家畜與雞等家禽提供的肉類、牛奶與蛋產品。

美國白人這樣的飲食特點決定著美國政府確定大豆草甘膦殘留量時考慮的重點，主要是大豆含有的草甘膦殘留量有多少通過大豆、玉米成分的飼料進入到美國白人經常食用的肉類、牛奶與蛋產品，導致這些食品中“最終含有多少草甘膦殘留量，以及這些含量的草甘膦能否以任何方式影響人們的健康”。

《陳一文譯：美國環保部草甘膦可接受每日攝取量ADI誤導世界》披露：

1985年以前進行的動物喂食施用過草甘膦農作物商業產品的試驗，沒有發現傳遞到肉類、脂肪、雞蛋或牛奶的草甘膦或其代謝物AMPA（氨甲基膦酸）可檢測到的含量水平。然而，在喂食轉基因作物的動物的肝臟與腎臟中檢測到它們，因此對它們（草甘膦或其代謝物AMPA）設定了0.5ppm（=0.5 mg/kg）的耐受水平。

美國環境保護部據此甚至規定了人類可以接受的劑量水平，并且在1985年的文件中解釋了他們如何確定了這樣的劑量水平。在1982年數據基礎上，美國環保局稱這樣的劑量水平為“可接受的每日攝取量”，簡稱ADI（=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在10 mg/kg 體重（對老鼠進行的繁殖研究）沒有可觀察到的影響水平（NOEL= noobservable effect level）以及安全因素100基礎上，草甘膦可接受的每日攝取量（ADI）為每天0.10 mg/kg體重劑量。在此基礎上，一位 60 kg的男人的最大允許攝取量（MPI = maximum permitted intake）被計算為每天6.0 mg。有了這些新的額外耐受水平，對于每天1.5 kg飲食量的理論最大殘余貢獻（TMRC = theoretical maximum residue contribution）被計算為1.39 mg/每天。所有已經批準的耐受水平因而僅使用了草甘膦可接受的每日攝取量（ADI）的23%。這些計算提議，相對于飲食中的草甘膦殘留量而言風險小”。

在老鼠繁殖研究基礎上進行的計算從老鼠直接推斷到人類。這樣做的有效性有多大？盡管如此，讓我們暫時假定每天0.10 mg/kg體重劑量是草甘膦“可接受的每日攝取量”（ADI）。這樣的計算的劑量來自食物農作物上的草甘膦，而灌溉用水還帶走了一部分農田中的草甘膦殘留量。因此，所涉及到的草甘膦水平實際上很低。

令人驚奇又吃驚的是，1993年9月美國環保局將這個“可接受的每日攝取量”（ADI）（從0.10 mg/kg體重/每天）突然提高到了2 mg/kg體重/每天。這時它被改了名稱，稱之為“參考劑量”。

美國環保局結論（但不知道他們怎么得到這樣的結論？），對人類的長期飲食風險很小。因此我們被告知，美國環保局確定2 mg/kg體重/每天劑量的草甘膦，在人類的一生中都不會影響健康[12]。這樣的毫無疑問只能涉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想像中的“標準人類”。

圍繞“可接受的”草甘膦水平的說法全部是胡扯，因為脫離了體內存在著草甘膦沉積處的關鍵點。（美國環保局認為）草甘膦在這些沉積之處的積累無關緊要。實際上，人的一生中可以接受的劑量水平，只有在草甘膦持續不斷快速從體內排出才合情合理。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引用的一項老鼠研究證明：食用含草甘膦飼料后，哺乳動物并不是持續不斷快速從體內排出，而是大部分緩慢排出，少部分沉積在動物體內，不是均勻分布，而是在骨頭與骨髓中相對集中沉積（詳見：《陳一文譯：持續轉基因飼料草甘膦殘留量在老鼠不同器官分布》）。

美國環保局1982、1997、2001年對一系列食品項目設定的最高草甘膦水平

《陳一文譯：草甘膦最大殘留量標準服從孟山都轉基因商業利益》披露：

1982年，美國環保局對一系列食品項目設定了最高草甘膦水平。引用原話：“用于直接食用的大部分食品的最高殘留量耐用水平，無論肉類、水果或蔬菜，大約為0.2ppm（=mg/kg譯注），盡管通常較大量食用的谷物產品中的殘留量較低（0.1ppm）”（= 0.1 mg/kg譯注）。這些商品中的殘留量通常發現更低。對動物進行的殘留量研究表明，肉類組織、脂肪、雞蛋或者牛奶中沒有可探測到水平（<0.05 ppm）（=<0.05 mg/kg譯注）草甘膦或者其代謝物。僅在肝臟與腎臟中發現低水平的殘留量，因此，設定了 0.5 ppm（=0.5 mg/kg – 譯注）的耐受力水平”[9]。引用的上述原話附有50項食品的清單。大部分項目在0.1與0.2 ppm（= 0.1-0.2 mg/kg –譯注）范圍。但是個別項目顯然突出。

下邊的列表中，將1982年、1997年與2001年相應列表中發現的某些食品的草甘膦“耐受水平值”列在一起，其中的黑體字顯示了這些年期間的變化趨勢（ppm（= mg/kg – 譯注）：

美國環保局1982、1997、2001年對一系列食品項目設定的草甘膦“耐受水平”

Item/項目	1982	1997	2001
grain crops（谷物）	0.1	0.1, except wheat, oat, sorghum, barley 麥子、燕麥、高粱、大麥以外0.1
barley grain（大麥粒）	0.1	20	20
barley bran（大麥糠）		30	30
wheat grain（麥粒）	0.1	5	5
wheat milling fractions (excluding flour) 磨面碎渣（面粉以外部分）		20	20
wheat straw（麥稈）		85	not mentioned （沒有提到）
Wheatgrass（麥草）		200	,, ,,
oat grain（燕麥粒）	0.1	20	20
sorghum grain（高粱粒）	0.1	15	15
Grapes（葡萄）	0.2	0.2	0.2
Citrus, fruits（柑橘類水果）	0.2	0.5	0.5
Pome fruits（仁果類水果）	0.2	0.2	0.2
Stone fruit（核果）	0.2	0.2	0.2
Leafy vegetables（葉菜）	0.2	0.2	0.2
Soya beans（大豆）	6	20	20
soyabean forage（大豆飼料）	15	100	100
soyabean hay（大豆莖葉）	15	200	200
cattle, kidney（牛，腎）	0.5	4	4
cattle, liver（牛，肝）	0.5	0.5	0.5
Fish（魚）	0.25	0.25	0.25

高草甘膦殘留量飼料與麥草喂食動物，當然導致牠們的肝臟與腎臟中的高草甘膦殘留量。1982年以來對魚設定的相對高一些的可接受殘留量水平表明魚成為草甘膦沉積處。

美國環保局1997年發布了一個新的表。這一次列出了133項食品。

美國環保部對大豆確定的草甘膦殘留標準維護護孟山都邪惡商業利益犧牲民眾健康

記得美國環保部1982年期間怎么聲明？再次引用一下：“用于直接食用的大部分食品的最高殘留量耐用水平，無論肉類、水果或蔬菜，大約為0.2ppm（=mg/kg – 譯注），盡管通常較大量食用的谷物產品中的殘留量較低（0.1ppm）”（= 0.1 mg/kg – 譯注）。

但是1997年，美國環保部將麥子的草甘膦殘留量耐受水平從原先的0.1 mg/kg提高了50倍達到了5mg/kg。

依據進一步科學研究如此提高？不是！如此提高的唯一原因是，孟山都從事抗草甘膦轉基因小麥研究，種植時進行草甘膦噴灑作業，導致麥子中草甘膦較高殘留量。如果不提高麥子的草甘膦殘留量耐受水平標準，這樣的麥子無法商業化。

同樣原因，1997年，美國環保部將大豆的草甘膦殘留量耐受水平從1982年時的6mg/kg再次提高達到了20mg/kg，盡管其他谷物作物（麥子、燕麥、高粱粒與大麥除外）的草甘膦耐受水平依然維持在0.1 mg/kg的水平。

美國環保局1982、1997、2001年對一系列食品項目設定的草甘膦“耐受水平”變化充分證明：美國環保部1997年與2001年設定的不同食品草甘膦殘留量最高限量的主要依據是孟山都種植這些作物時的草甘膦殘留量結果，基本指導原則是維護孟山都通過推銷其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擴大其專利草甘膦除草劑邪惡商業利益，是犧牲美國與國外消費者健康為代價的政治經濟性錯誤標準，不是依據認真科學研究結果決定的科學標準。

美國環保局大豆草甘膦“耐受水平”標準的致命缺陷：對AMPA與POEA無殘留量標準

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中除了設定有“耐受水平”的草甘膦殘留量對動物與人類健康有毒性外，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還含有草甘膦代謝物AMPA（氨甲基膦酸）以及除草劑輔佐物，也對動物與人類健康有毒性（參看：《轉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劑輔佐劑增強對細胞膜滲透性》、《轉基因大豆草甘膦代謝物AMPA對細胞造成DNA損傷》等），但是沒有設定“耐受水平”標準。

特別必須強調，《轉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劑輔佐劑增強對細胞膜滲透性》披露：

1988年，日本鹿兒島大學（Kagoshima University）的四位內科醫生報告了他們對孟山都“終結者”除草劑56項毒案例分析的結果后提出，孟山都“終結者”除草劑中的表面活性劑（被稱之為“惰性”的成分）比除草劑中的草甘膦主成分這種除草劑更為嚴重的急性毒性。大部分這些患者無意中或為了自殺喝了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劑。

孟山都“終結者”除草劑15%的容積為表面活性劑polyoxethyleneamine（POEA），草甘膦則為41%。

表面活性劑（POEA）具有三倍于草甘膦的急性毒性，這種表面活性劑類包括一種殺精子劑的。這種類別的成分已知造成腸胃系統以及中央神經系統癥狀與溶血作用；這些癥狀與孟山都“終結者”除草劑中毒患者反映的癥狀類似。

為了造假出欺騙全球“低毒”假象掩蓋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廣泛噴灑草甘膦除草劑具有嚴重毒性的后果，孟山都進行的動物實驗名為“安全評估”實為“風險掩蓋”，特別使用純的草甘膦做毒性試驗，有意不采用含有毒性更強的表面活性劑POEA的孟山都復合配方“終結者”除草劑進行實驗。

陳一文：美政府為孟山都商業利益強壓其他國家接受美國標準

對于更為經常多量食用大豆、玉米及其直接加工大豆、玉米食品民族的國家而言，他們必須采用相關國家依據他們各自不同飲食文化習慣獨立自主制定的自己的某些食物不同農藥殘留量標準，而不能盲從更為適合于美國白人的某些食物不同農藥殘留量標準，何況這種標準的目的是維護孟山都通過推銷其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擴大其專利草甘膦除草劑邪惡商業利益，是犧牲美國與國外消費者健康為代價的政治經濟性錯誤標準，不是依據認真科學研究結果決定的科學標準。

美國政府保護孟山都利益強壓他國接受損害民眾健康的大豆草甘膦殘留量標準

-- 禁止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原料進口、開發、種植、銷售理由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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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食用不同類食物的飲食文化區別導致全球不能實行相同的農藥殘留量標準

《陳一文：美國大豆草甘膦殘留標準護孟山都利益犧牲民眾健康》揭示，美國白人飲食很少直接食用大豆或玉米直接加工的食品，而是間接食用大豆成分飼料喂養的豬、牛等家畜與雞等家禽提供的肉類、牛奶與蛋產品。

這種飲食特點決定著美國政府確定大豆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標準時考慮的重點。

也就是說，由于中、日、韓人民等民族飲食經常而且較大量食用大豆直接加工的大豆油、豆醬（日本人、韓國人經常食用的“醬湯”的原料）、豆漿、豆奶、豆奶粉、豆腐、醬油等豆制品，因而這些國家確定適用于本國人民飲食特點的大豆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標準時考慮的重點理應與美國有所不同，而不應當相同！

與此類似，由于墨西哥、南美、非洲等許多地方民族的飲食將玉米作為他們的主食，因而這些國家確定適用于本國人民飲食特點的玉米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標準時考慮的重點理應與美國有所不同，而不應當相同！

不僅如此，由于美國是眾多民族匯集的國家，包括有相當大數量的中、日、韓、印第安、非洲裔居民，各自保留著他們的飲食特點，因此美國政府確定的大豆、玉米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標準，理應同時建立作為直接加工人類食品的大豆、玉米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另外一套標準，而不能只有作為飼料加工原料的大豆、玉米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的一套標準。

為此，對于更為經常多量食用大豆、玉米及其直接加工大豆、玉米食品民族的國家而言，他們必須采用相關國家依據他們各自不同飲食文化習慣獨立自主制定的自己的某些食物不同農藥殘留量標準，而不能盲從更為適合于美國白人的某些食物不同農藥殘留量標準，何況這種標準的目的是維護孟山都通過推銷其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擴大其專利草甘膦除草劑邪惡商業利益，是犧牲美國與國外消費者健康為代價的政治經濟性錯誤標準，不是依據認真科學研究結果決定的科學標準。

美國政府如果無視大豆與玉米在不同民族飲食文化這些不同的特點，無視其他國家基于自己民族飲食文化特點獨立自主確定自己的大豆、玉米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標準的權利，無視其他國家有權糾正美國政府犧牲美國與國外消費者健康為代價的政治經濟性錯誤標準的權利，反而強求、強壓其他國家必須接受美國政府主要基于白人飲食特點確定大豆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標準，這就不僅是不講道理，不道德，甚至含有相當強烈的“白人至上”種族歧視的味道！

且看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是怎么做的？

美國環保部1997年對大豆確定的草甘膦殘留標準維護護孟山都商業利益犧牲民眾健康

《陳一文：美國大豆草甘膦殘留標準護孟山都利益犧牲民眾健康》揭示，美國環保局1982、1997、2001年對一系列食品項目設定的草甘膦“耐受水平”變化充分證明：美國環保部1997年與2001年設定的不同食品草甘膦殘留量最高限量的主要依據是孟山都種植這些作物時的草甘膦殘留量結果，基本指導原則是維護孟山都通過推銷其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擴大其專利草甘膦除草劑邪惡商業利益，而依犧牲美國與國外消費者健康為代價。

任何國家盲從美國環保部1997年對大豆確定的草甘膦殘留標準，必然只能是維護孟山都推銷其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擴大其專利草甘膦除草劑的邪惡商業利益，而依犧牲本國人民消費者健康為代價。

美國政府為孟山都商業利益強壓他國接受美環保部1997年制定的大豆草甘膦殘留量標準

《陳一文譯：阿根廷著名科學家研究確認草甘膦與生育缺陷關系》揭示：

2009年，阿根廷政府的科學家Andrés Carrasco教授公布了他的研究組的發現：劑量遠遠低于農業噴灑用的劑量水平的草甘膦為基礎的除草劑對青蛙胚胎造成畸形。而且，用草甘膦除草劑處理過的青蛙胚胎與雞胚胎發展的畸形，與暴露于這種除草劑的人類后代中看到的畸形類似。[40]

不斷發現的影響還包括頭小；中央神經系統基因改變；有助于構成頭蓋骨的細胞的死亡率提高；以及畸形軟骨。作者們結論，這些結果提高“對于暴露于農田使用草甘膦除草劑人口的人類后代中臨床發現的問題的擔心”。

Carrasco教授說，“實驗室中的發現與懷孕期間內暴露于草甘膦的人類中觀察到的畸形一致。”他進一步說，他的發現對人類意味著重要性，因為實驗動物與人類有著類似的發展機制。[41]

意義重大的是，Carrasco教授在注射了2.03 mg/kg草甘膦的青蛙胚胎與雞胚胎中發現了畸形。但是，歐盟規定的大豆含有草甘膦最高殘余量標準為20 mg/kg，為注射給青蛙胚胎與雞胚胎的2.03 mg/kg的大概十倍。[42] 而且，在有的大豆中，發現含有的草甘膦殘余量高達17mg/kg。[43]

Carrasco教授進行了進一步的試驗，顯示草甘膦本身對造成畸形負責，而不是“終結者”除草劑中的輔佐物。

(陳一文顧問按：Carrasco教授的上述試驗令人震驚意義重大，它意味著比美國、歐盟“規定的大豆含有草甘膦最高殘余量標準為20 mg/kg”濃度約十分之一的稀釋濃度就能夠造成“青蛙胚胎與雞胚胎……畸形”，說明對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含有的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絕對不應當確定在“20 mg/kg”的水平，而是應當確定在0.2 mg/kg左右的水平，即2.03 mg/kg的十分之一的水平！)

作者們揭露，草甘膦為基礎的除草劑，以及單獨的草甘膦，干擾了調制青蛙胚胎與雞胚胎早期發育的關鍵性分子機制，從而導致畸形。

Carrasco教授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院的分子胚胎實驗室主任，還是阿根廷國家科學技術研究委員會（CONICET）領先研究者。農業區域草甘膦為基礎的除草劑噴灑對人類影響的這些報告引導Carrasco教授進行了草甘膦對青蛙胚胎影響的研究。引導他的報告包括在巴拉圭進行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懷孕期中暴露于除草劑的孕婦生產的后代有生育缺陷，包括頭小畸形（頭部小）、無腦畸形（部分腦與頭部缺失）以及顱骨畸形。[44]

Carrasco教授的研究組也注意到來自阿根廷的報告，“轉基因作物為基礎的農業”地區的生育缺陷與非人為流產有所增加。他們指出，“這些發現集中于居住在定期噴灑除草劑的地方不足幾米距離的家庭”。他們進一步說，這種信息令人擔心，因為環境因素在懷孕期頭八個星期對人類成長干擾的風險最大。以前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草甘膦能夠通過胎盤傳入胎兒成長的子宮。[45]

作者們表示，對草甘膦為基礎除草劑與孟山都公司抗草甘膦除草劑轉基因大豆安全性有關的數據都是轉基因業界自己提供的。對化學品激素干擾的研究表明了這樣一種途徑有問題。獨立的研究發現低劑量造成的疾病影響，業界自己進行的研究則沒有發現沒有影響。由于這個原因，作者們寫道，需要由一群獨立的研究者對農業化學品對人類健康的影響進行評價。

研究者們對阿根廷抗草甘膦除草劑轉基因大豆的擴展過分依賴草甘膦除草劑提出了批評，2009年其種植面積已經達到 1900公頃。[46、47] 他們指出，阿根廷每年消耗2億公升草甘膦為基礎的除草劑來生產5000萬噸大豆。他們結論，“阿根廷目前不斷加強擴展的以轉基因技術一攬子措施為基礎的農業模式，是在沒有進行臨界評價、縝密管控與對草甘膦除草劑次致命劑量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影響缺乏信息的情況下應用的。”

（陳一文顧問按：將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作為原料加工成民眾食用的轉基因大豆油、轉基因大豆奶、轉基因豆腐等轉基因豆制品，以及加工成家畜、家禽食用的轉基因飼料，同樣“是在沒有進行臨界評價、縝密管控與對草甘膦除草劑次致命劑量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影響缺乏信息的情況下應用的。”）

作者們撰文譴責這樣一種現實情況，即，科學證據和臨床觀察的分量也不足以啟動預防原則并引發對“轉基因生物為基礎農業生產中使用的除草劑對人類健康影響深度”的調查。

在《金融時報》的采訪中，對于自己的研究組的發現，Carrasco教授發表了看法，他說居住在阿根廷大豆生產區域的居民2002年開始報告出現的問題，即抗草甘膦除草劑轉基因大豆頭一次大豐收兩年之后。他說，“我懷疑對草甘膦毒性的分級水平定的太低……某些情況下這可以是一種劇毒的毒藥。”[48]

【注：《陳一文譯：阿根廷著名科學家研究確認草甘膦與生育缺陷關系》提供參考文獻】

《陳一文譯：轉基因大豆含草甘膦輔佐物殘余量可殺死人類細胞》揭示：

1997年，孟山都公司的抗草甘膦除草劑轉基因大豆在歐洲商業化時，歐盟將大豆中允許的草甘膦殘余量限制（總殘余量或MRL）從0.1mg/kg增加了200倍達到20mg/kg。[82] 在歐洲，對任何其他殺蟲劑或任何其他化學品都不允許這樣高的殘余量限制。

與此類似，1998年在巴西，巴西政府衛生部的一個機構ANVISA，授權將土壤中草甘膦MRL殘余量限制從0.2mg/kg增加50倍達到10mg/kg。

允許對土壤中草甘膦MRL殘余量限制如此增加，被批評為沒有任何科學基礎的政治決定。1999年，Malcolm Kane先生，剛剛從英國超市連鎖公司食品安全負責人的職位上退休，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將土壤中對草甘膦MRL殘余量的限制）提高到這樣的水平是為了“滿足轉基因公司”與（孟山都公司）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順利進入市場。[83]

后來在食品與動物飼料中都發現了草甘膦除草劑的殘余量。（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中發現含有高達17mg/kg的草甘膦殘余量。[84]

（陳一文顧問按：“（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中發現含有高達17mg/kg的草甘膦殘余量”相當于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商業化前歐洲對土壤中允許的草甘膦殘余量限制（總殘余量或MRL）0.1mg/kg標準的170倍！！！）

對草甘膦的主要環境降解物或代謝物AMPA至今沒有規定任何MRL殘余量標準，盡管在大豆中已經發現高達25mg/kg含量的AMPA。[87] 孟山都公司2005年宣稱AMPA對哺乳動物與非目標生物只有低毒性。[88] 然而，2009年發表論文新近對（孟山都公司草甘膦）“終結者”除草劑綜述配方的研究試驗發現，“終結者”除草劑含有的輔佐物POEA非常低的含量水平能夠殺死人類細胞。[89] 2009年發表論文的一項研究發現，AMPA對人類細胞中的DNA造成損傷。[90] 1987年發表論文的一項研究早已發現，（孟山都公司草甘膦）“終結者”除草劑含有的輔佐物POEA對于魚類的毒性為草甘膦本身的毒性的30倍。[91]

《陳一文：孟山都給日本衛生部審查用轉基因大豆樣品做假欺騙》轉載《中國國際招標網》2004.05.22《警惕孟山都公司的大豆安全評估缺陷》披露：

http://www.chinabidding.com/zxzx-detail-180535.html

2003年11月日本名古屋大學MASAHARU KAWATA助理教授稱孟山都公司提交給日本衛生部的農達大豆的安全評估申請不夠充分和完整。

孟山都公司堅稱轉基因大豆與傳統大豆沒有區別，但根據日本的研究，孟山都公司提交了不真實的研究數據，包括對非來自轉基因植物的蛋白質的的檢測、不充分的喂養研究及故意疏漏“不合適的”數據。由于人們所食用的轉基因大豆的成分目前仍不清楚，因此，批準轉基因大豆的政府應該對孟山都公司的安全評估進行評審。

對孟山都公司提交給日本衛生部的安全評估申請進行研究后，MASAHARU KAWATA教授發布的《對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安全評估的檢查：從提交給日本申請文件看到的孟山都的危險邏輯》的第（1）與（8）個問題轉載翻譯如下：

http://www2.odn.ne.jp/~cdu37690/ProblemsinGMFpermit.htm

（1）披露了信息比較有限。

孟山都提交給日本健康與福利省的申請文件由食品安全協會保存，他們是一個準政府組織，在他們的東京與大阪辦事處供其他單位審閱。

然而，每周三天僅允許上午10點到12點以及13點到16點進行審閱，而且不準復制也不準攝影。為了回去后進行準確審查，手抄是我們可以使用的唯一方式，好像江戶武士時期舊日本時代那樣。

孟山都為“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提交的申請文件總共十卷，總厚度達一公尺。此外，第三部分全部為英文。在允許的上述時間內我們無法全部謄寫完。我們被告知，總共40位學者十天內僅可能審閱500多頁，而且必須集中關注要點才能夠取得最好的效果。

（陳一文顧問按：中國農業部必須將孟山都公司當初申請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進入中國市場時的申請文件公布出來，允許有愛國心、有社會責任感的中國學者對這些文件進行審查，評估孟山都的申請文件是否如同像孟山都2003年提交給日本健康與福利省的文件一樣“提交了不真實的研究數據，包括對非來自轉基因植物的蛋白質的的檢測、不充分的喂養研究及故意疏漏‘不合適的’數據”和反科學的無理的邏輯！重新審查中如果發現這樣的問題，不僅應當立即終止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的所有進口，而且應當追究孟山都欺騙中國政府、欺騙危害中國人民的法律責任與刑事責任！）

當日本的《信息公開法》4月份頒布時，我們必須密切關注，在保護公司機密的借口下，這個法規是否會使事情變得更加容易，還是變得更加困難，以便將安全評估作出決定留給少數官僚和他們的學者。除非安全評估向公眾開放，對基因工程問題的擔心將會更差。

（8）孟山都的結論：作物草甘膦殘留量水平提高了，那就應當將（草甘膦殘留量）安全標準相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采用了蒙山都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后，大豆作物與種子中的草甘膦除草劑殘留濃度也將提高，因為出苗后到成熟收獲前將這種除草劑直接噴灑到作物上。

孟山都詳細研究了通過改變因素，如噴灑次數、活性成分草甘膦的濃度、收獲前噴灑的時間，耕作的地點，對草甘膦殘留量水平的影響。

這些數據清楚地表明，與傳統出苗前施用除草劑的應用相比，出苗后到成熟收獲前噴灑草甘膦除草劑將顯著增加牧草與干草中的草甘膦和AMPA（草甘膦的降解物）的濃度，盡管不同地方種植的大豆作物中的殘留量濃度有所不同。

孟山都的申請文件稱：牧草中的草甘膦與AMPA合計最大總值為40.187 ppm（=mg/kg），遠大于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署（FDA）與美國農業部（USDA）1994年接受孟山都對于牧草與干草申請時美國安全標準15 ppm（=mg/kg）的水平。

孟山都的申請文件稱：大豆中的草甘膦與AMPA合計最大總值為13.178 ppm（=mg/kg），比美國當時的草甘膦殘留限量標準20（=mg/kg）的水平要低。

根據草甘膦除草劑應用的不同，轉基因大豆中的殘留濃度可能增加兩倍到三倍。這種情況下，收獲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就可能違反美國的安全標準。我們發現孟山都提交的申請文件中有對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令人吃驚的描述。

在最后結論中，孟山都公司說，“這種新的方法獲得的大豆飼料中草甘膦與AMPA合并最大總值約40 ppm的殘留量超過了目前確立的15 ppm（=mg/kg）耐受標準。因此，要求（日本）提高大豆飼料中的草甘膦與AMPA合并最大總值標準。”

孟山都非常清楚，應用抗草甘膦除草劑轉基因作物要求允許更高殘留量水平的安全標準。事實上，在美國批準了轉基因大豆商業化種植之后，美國對大豆飼料草甘膦與AMPA合并殘留量限量標準就提高到了100ppm（=mg/kg）。

至于日本政府，他們對大豆種子草甘膦與AMPA合并殘留量限量標準進行了修改，從原先的6ppm（=mg/kg）提高到美國政府所要求的20 ppm（=mg/kg）。這樣，日本可以從美國進口（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而不需要擔心而不至于違反法律。

本文結論：

（1）美國環保部1997年對轉基因大豆確定了維護護孟山都邪惡商業利益犧牲民眾健康的草甘膦殘留量20mg/kg標準后，為了推動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的出口，推動損害人類健康的轉基因作物禍水沖向全球，美國政府利用自己的霸道，通過WTO談判，逐漸壓服歐盟、南美、日本等許多國家不得不接受同樣的轉基因大豆草甘膦殘留量20mg/kg標準。

（2）在美國政府高壓下不得不接受轉基因大豆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20mg/kg標準的所有國家，沒有一個國家通過動物實驗科學研究考慮自己民族人民飲食文化習慣獨立自主確定自己的大豆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標準！

（3）日本學者研究了孟山都為“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向日本健康與福利省提交的申請文件時，發現孟山都自己承認“根據草甘膦除草劑應用的不同，轉基因大豆中的殘留濃度可能增加兩倍到三倍。這種情況下，收獲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就可能違反美國的安全標準。我們發現孟山都提交的申請文件中有對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令人吃驚的描述。”

（4）在這種情況下，即便這些國家最終不得不接受美國政府壓服他們接受的轉基因大豆草甘膦殘留量20mg/kg標準，他們至少還有這樣的國家標準，也可以依照這樣的國家標準對進口的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進行檢測，阻止超過這個不合理標準的轉基因大豆進口！

接續的問題：

（1）中國對轉基因大豆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確定的國家標準是多少？是否比歐盟、南美、日本等國能夠更有效的保障中國人民的健康？

（2）中國對進口的轉基因大豆草甘膦殘留量進行檢測的情況如何？是否比歐盟、南美、日本等國能夠更有效的保障中國人民的健康？

更為令人震驚的接續篇《陳一文：衛生部瀆職對大豆草甘膦殘留量不設標準進口不檢測》將重點討論與剖析這些問題。

陳一文：衛生部瀆職對大豆草甘膦殘留量不設標準進口不檢測

孟山都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之所以能夠每年以超過兩千萬噸的規模大舉進犯侵入中國，嚴重損害中國人民持續安全健康生存與繁衍，其關鍵不僅在于衛生部制定GB2763-2005國家標準對大豆沒有規定草甘膦“最大殘留限量”，而且在于衛生部2005年至今五年來沒有向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向黨中央提出任何預警，沒有主動采取本來非常簡單的補救措施：充分考慮中國民眾經常食用多種直接由大豆加工食品的飲食特征，優先考慮國民健康依據充分科學依據獨立自主將大豆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國家標準確定在1mg/kg – 2 mg/kg以至0.2mg/kg水平！這是中國衛生部的重大瀆職！

衛生部重大瀆職對大豆草甘膦殘留量不設標準導致進口不檢測草甘膦殘留量

-- 禁止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原料進口、開發、種植、銷售理由之30

陳一文（[email protected]）

http://blog.sina.com.cn/cheniwan

http://sea3000.net/cheniwan

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都有草甘膦殘留量，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殘留量最高

由于施用草甘膦基除草劑，全世界無論什么地方用孟山都轉基因大豆種子種植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的草甘膦除草劑殘留量很高。

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的草甘膦除草劑殘留量有多高？

美國環保部通過動物實驗確定的1982與1997年頒布的對“麥子、燕麥、高粱、大麥以外”的“糧食谷物”規定的草甘膦“最高耐受水平”標準均為0.1mg/kg。

2005年中國國家標準GM2763-2005規定“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標準的107種除草劑、殺蟲劑、殺菌劑、生物生長調節劑中，對糧食類農作物產品“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允許達到3-5 mg/kg水平的只有六種，允許達到8 mg/kg水平的只有一種，對于絕大部分糧食類農作物產品“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限定在2 mg/kg水平以下，甚至絕大部分在1 mg/kg 水平以下！

根據國外披露的數據，阿根廷用孟山都轉基因大豆種子種植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的草甘膦除草劑殘留量檢測出高達17 mg/kg 的水平，達到0.1mg/kg的170倍！

也就是說，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高達17 mg/kg的草甘膦除草劑殘留量，為2005年中國國家標準GM2763-2005規定的絕大部分糧食類農作物產品“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 1 mg/kg 水平的17倍！

但是，達到美國環保部1982與1997年頒布的對“麥子、燕麥、高粱、大麥以外”的“糧食谷物”規定的草甘膦“最高耐受水平”標準0.1mg/kg的170倍！

收割之前施用草甘膦基除草劑的時間與劑量造成轉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劑殘留量有所不同

根據國外比較試驗檢測的情況，收割之前施用草甘膦基除草劑的時間以及劑量，對轉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劑殘留量水平高低有影響。靠近收割日期施用草甘膦基除草劑，導致轉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劑殘留量水平較高！

衛生部對大豆制定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國家標準對于維護國民健康的重大意義

不同食品含有的不同農藥的“殘留最高限量”國家標準的“起草、提出”歸口責任部門是衛生部。

顯然，如果衛生部優先考慮國民健康有充分科學依據的建立明確的大豆“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標準，而且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嚴格遵循這樣的標準對國外大宗進口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玉米的“草甘膦殘留量”認真檢測的話，能夠避免超過“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國家標準的劣質有毒轉基因大豆、玉米進口。

反之，如果衛生部對大豆沒有確定“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國家標準的話，中糧集團當然就能進口最低價的“草甘膦殘留量”達到任何水平的劣質有毒垃圾轉基因大豆；這樣的轉基因大豆進口時，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對于其“草甘膦殘留量”當然不做任何檢查！

不僅如此，如果衛生部對大豆“起草、提出”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國家標準時，充分考慮了中國民眾經常食用多種直接由大豆加工食品的飲食特征，優先考慮國民健康依據充分科學依據獨立自主建立大豆的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國家標準，其水平應當與對于絕大部分糧食類農作物產品“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限定的1 mg/kg 水平以下的水平一致，或至多與其余許多糧食類農作物產品限定的2 mg/kg水平一致！

這種情況下，草甘膦殘留量達10mg/kg – 17mg/kg的孟山都抗轉基因大豆全部將攔截在國門之外，哪怕一噸也進不來，有效保護國民健康以及畜產業、家禽業的健康發展！

中國每年大量進口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的草甘膦除草劑殘留量成為“絕密”！

近年來，中國每年大量進口孟山都轉基因大豆種子種植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的草甘膦除草劑殘留量很高。

筆者在網絡上搜尋了解，而且通過業內學者努力詢問，確認這樣的數據從來沒有公布過。筆者進一步在Iask網發帖詢問，兩周內無人能夠給予任何答復。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對中國每年大量進口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監測的草甘膦除草劑殘留量有多高顯然“絕密”，有記者碾轉詢問無果而歸，而且被告知：不準報道！

轉基因大豆食用油、豆奶、豆腐、豆制品中含有的草甘膦殘留量為多少？

中國國內市場目前銷售的絕大部分大豆食用油，由國外進口孟山都轉基因大豆種子種植的草甘膦殘留量很高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加工煉制。這些大豆食用油，是否含有以及含有多少草甘膦殘留量，誰也不知道！

由于不標注，中國國內市場目前銷售的豆奶、豆腐、豆制品中，有多大比例也是由草甘膦殘留量很高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加工，誰也不知道。草甘膦殘留量為多少，更無人知道！

同樣，由于不標注，中國國內市場目前銷售的肉類、牛奶與雞蛋，哪些來自喂食非轉基因成分飼料，哪些來自草甘膦殘留量很高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制作的飼料，依然誰也不知道！其中草甘膦殘留量為多少，只有天曉得！

中國衛生部1994與2005對不同食品草甘膦“殘余最高限量”的國家標準：無標準！

1981年糧食、蔬菜等食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殘留量標準【GB 2763—1981】

http://www.instrument.com.cn/download/shtml/002794.shtml

品種	指標
品種	六六六(mg/kg)	滴滴涕(mg/kg)
糧食（成品糧) ≤	0.3	0.2
蔬菜、水果 ≤	0.2	0.1
魚 ≤	2	1

該標準盡管不涉及草甘膦，但是對糧食（成品糧）規定的六六六與滴滴涕“殘留量”0.3mg/kg與0.2mg/kg對大豆規定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有重要參考價值！

衛生部1994年制定批準頒布的《食品中草甘膦最大殘留限量標準 GB 14968-94》

“本標準規定了草甘膦在甘蔗、水果中的最大殘留限量。本標準適用于使用過草甘膦作為農田和果園除草的甘蔗和水果”，對甘蔗與水果規定的草甘膦“最大殘留限量”分別為2.0mg/kg與0.1mg/kg。

衛生部負責制定的GB 14968-94國家標準對大豆與玉米沒有規定草甘膦“最大殘留限量”標準。

GB 14968-94標準的“附加說明”：“本標準由衛生部衛生監督司提出。本標準由衛生部食品衛生監督檢驗所負責起草。本標準主要起草人張瑩、趙丹宇。本標準由衛生部委托技術歸口單位衛生部食品衛生監督檢驗所負責解釋。”

該標準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 1994-03-18批準，1994-09-01實施”。

衛生部2005年制定批準頒布的《國家標準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GB2763-2005》（代替GB2763-1981，GB4788-1994等）

該標準規定了草甘膦在稻谷、小麥、小麥粉、玉米、水果、甘蔗、棉籽油中的最大殘留限量分別為：稻谷（0.1）、小麥（5）、小麥粉（0.5）、玉米（1.0）、水果（0.1）、甘蔗（2）、棉籽油（0.05）。

衛生部負責制定的GB2763-2005國家標準：對大豆與玉米沒有規定草甘膦“最大殘留限量”標準！

“本標準于2005年10月1日起實施，過渡期為一年，即2005年10月1日前生產并符合符合相應標準要求的產品，允許銷售至2006年9月30日止。……本標準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提出并歸口。本標準起草單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農業部農藥檢定所、衛生部衛生監督中心等。本標準起草人：張瑩、王緒卿、趙丹宇、李本昌、田景華、蔣定國。”

GB2763-2005對大豆沒有草甘膦“殘留最高限量”對AMPA與POEA也無殘留量標準

特別必須強調，《轉基因大豆草甘膦除草劑輔佐劑增強對細胞膜滲透性》披露：

孟山都“終結者”除草劑15%的容積為表面活性劑polyoxethyleneamine（POEA），草甘膦則為41%。

衛生部負責制定GB2763-2005國家標準對“大豆草甘膦殘留量”沒有制定標準的惡果：

（1）外國可以將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中草甘膦殘留量最高的質次毒性最大的轉基因大豆統統出口到中國；

（2）由于衛生部負責制定的GB2763-2005國家標準時對大豆中草甘膦殘留量沒有制定標準，這樣的轉基因大豆進口時，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對于其“草甘膦殘留量”當然不做任何檢查！

（3）用這種轉基因大豆加工的大豆食用油、豆奶、豆腐等所有豆制品中的草甘膦殘留量有多高，沒有人知道！

非常低草甘膦濃度導致生育畸形、發揮阻止雄性激素的作用、擾亂雌性激素的作用與形成、損傷人類胚胎細胞與有胎盤細胞：

-- 阿根廷政府國家科學家，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院的分子胚胎實驗室主任 Carrasco教授在注射了2.03 mg/kg草甘膦的青蛙胚胎與雞胚胎中發現了畸形。

-- 草甘膦為基礎的除草劑是激素干擾因子。在人類細胞中，非常微量的草甘膦為基礎的除草劑，低至美國動物飼料使用的轉基因作物中草甘膦殘余量允許含量1/800的水平，發揮阻止雄性激素的作用。在這樣非常低濃度水平草甘膦為基礎的除草劑處理過的人類細胞中發現造成DNA的損傷。草甘膦為基礎的除草劑還擾亂雌性激素的作用與形成。

-- 草甘膦以及其綜合配方產品孟山都“終結者生物力量”除草劑，在遠遠低于農業施用濃度以下，損傷人類胚胎細胞與有胎盤細胞。這樣一項研究的作者們結論，孟山都“終結者生物力量”除草劑可干擾人類繁殖與胎盤生長。而且，其成分的毒性與激素作用影響看來被低估。

GB2763-2005國家標準對大豆沒有規定草甘膦“最大殘留限量”是衛生部重大“瀆職”

必須指出：“2000年中國大豆進口量首次突破1000萬噸，2001年中國大豆進口量增加到1394萬噸。2003年達到2074萬噸，從而成為世界大豆第一進口大國。”

因此，衛生部制定GB2763-2005國家標準時，1994年《食品中草甘膦最大殘留限量標準 GB 14968-94》以及2005年《國家標準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GB2763-2005》兩個標準的兩位起草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張瑩、趙丹宇以及主管部門的負責任，不可能不知道2005年的《國家標準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GB2763-2005》必須增加對于大豆“草甘膦最大殘留限量”的國家標準及其對于維護國民健康的至關重要意義！

這是中國衛生部的重大瀆職！

結論：

（1）中國近年大宗進口用孟山都轉基因種子種植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不是可能，而已經成為，對中華民族持續安全生存、繁衍與發展造成實實在在最大危害的人為“廣域持續性災害！

（2）我們絕對不能等到轉基因作物大規模推廣導致像在阿根廷發生的那樣“兒童癌癥十年增兩倍生育缺陷增三倍”、“不育流產死胎生育缺陷癌癥”、“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草甘膦與生育缺陷癌癥問題相關”，再認識其惡果！

（3）現在就必須采取緊急行動阻止大規模推廣轉基因作物，并且立即禁止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的進口！如果需要進口，應當進口有益于中國人民健康的非轉基因大豆、玉米！

結束語：

衛生部有責任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國務院、新聞界與全國人民通報說明：2005年GB2763-2005對多項食品草甘膦殘留限量制定了標準，為什么偏偏對國際糧食交易中草甘膦殘留量最高的大豆沒有制定草甘膦限量標準？

2005年以來，衛生部非常清楚中國每年大宗進口草甘膦殘留量最高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及其對中國人民持續安全健康生存與繁衍的重大危害，為什么沒有提出任何預警？？？

相關其他資料

陳一文：美政府為孟山都商業利益強壓其他國家接受美國標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17e9d0100q3nv.html

陳一文：美國大豆草甘膦殘留標準護孟山都利益損害民眾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