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讓大學成為學店、教師成為商人、學生成為顧客、文憑和證書成為商品

——必須先弄清學術造假問題的根源何在

朱永嘉

在三月間鬧騰起來的汪暉那本《反抗絕望》抄襲問題，似乎沉寂了一段時間，七月份又熱鬧起來，起因于七月七日《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刊登了一篇由六十三人簽名的一封《就汪暉涉嫌剽竊問題給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的公開信》，要這二個單位公開答復汪暉是否涉嫌剽竊的問題。七月九日，鳳凰網又公開發表了有九十余人簽名致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的公開信，說明汪暉的著作不存在剽竊抄襲的問題。這中間又冒出朱學勤的博士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有造假的嫌疑。七月十六日復旦葛劍雄在接受采訪時說復旦學術規范委員會啟動調查程序，調查朱學勤論文是否造假的問題。有這個必要嗎？我是持懷疑的態度。朱學勤又在網上表示一旦出現不利結論，將自動交出博士學位證書，并自動辭職云云。真會這樣嗎？還是嘴巴上空口說說。似乎這一切都逼著清華大學就汪暉論文問題公開調查結論，八月四日文匯報報道了汪暉的回應，認為自己二十二年前的作品雖有一些缺點和疏漏之處，但這與抄襲、剽竊是兩回事，對媒體如此熱衷的炒作則表示反感，八月六日中國青年報又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祝東力，黃紀蘇二人談，也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來。八月九日，中國青年報再一次刊載《汪暉抄襲不是疏漏的兩條證據》直指汪暉的回應，八月十二日南方周末又刊登了《把學術意識形態化是旁門左道》看來自由主義者還是不依不饒，擺出一副追窮寇的樣子，對學術造假這個現象的根源究竟在那里？反而沒有人去涉及。從這個事件發展的過程看，它實際上是有人想把爭論引向追究論文作者或學歷、學位造假者個人責任上。這本來是二十多年前的陳芝麻爛谷子的舊事，全國大量報刊花費那么多的篇幅去爭論，值得嗎？除非有人想把這件事作為突破口，去追究所有涉及這類問題的相關人員的個人責任，從而引起政治格局的動蕩。已經有人在網上這樣預測了，我倒反而感到南京大學那個王彬彬及相關的報刊有一點存心不良。此人畢業于復旦中文系，他的導師潘旭瀾先生我亦略知一二，亦還是一位嚴肅的學者，但有時候下的龍種，出的是跳蚤，這也難說，對這次所謂抄襲門事件，我主張對這類問題應該歷史地看，不要硬套西方那個什么學術規范的標準，中國的事有中國自身的傳統，干嗎非要跟著西方人的屁股后面去轉呢？缺少了一點中華民族做人的基本骨氣！

中國人有自己傳統的思維方法，與西方人不同。中國人強調整體思維，注意群體的相互關系，對任何事的考察和分析都離不開當時的情景。而西方的思維方法則偏重于局部和個體，強調個人的利益驅動和競爭，因而遇到問題，喜歡追究個人的責任。如果把學術打假作為治病救人，那么拿中西醫的思維方法來比較，則兩種思維方法的差異便更加明顯。西醫強調的是分科，我們去醫院看病，分科愈來愈細，這樣做的結果，給一個初診病人帶來很大的麻煩，究竟看哪一個科好呢？我家保姆的丈夫病了，我要他來上海長海醫院看病，便周轉于消化內科、心內科、神經內科，檢查費便花了四百多，最后還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農民怎么負擔得起呢？再說治病，不管人的整體狀況，腫瘤病灶通過手術、照X光、化療加以解決，人的整體狀況卻越來越糟糕。中醫則著眼于人的整體，強調扶正祛邪，治病要先扶人。現在西醫不也強調要培養全科的醫生嗎？我講這個例子，只是為了說明東西方思維方法的不同。由此可以知道在這場爭論中，自由主義者傾向于從追究個人責任來解決學術腐敗的問題。當然對突出的個案作一些典型分析也未始不可，但也離不開當時的情景和思潮。如果想要普遍地追究所有人的責任，那既不可能，也辦不到。別的不說，就以在職者攻讀碩士學位的情況看，根據《中國青年報》的報導，二〇〇三年國家共授予在職的碩士學位人數是一萬七千〇二十三人，到二〇〇八年，則達到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六人，增加了四倍。若要全部復核一遍，有多少學位論文涉及造假的問題？集中全國高校的人力、物力擱置其他事務，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完成這一任務啊？何況有一些問題，是否造假都很難定性，我不否認其中確實存在大量的學術泡沫，但我們只能歷史地去看待這個問題，很難一個個地細究到底。這里還不包括正規的碩士博士生畢業論文，如果全部都要復核，其所需的人力物力，還不知道有多少呢？也許是個天文數字。所以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我們的高等教育究竟出了什么問題，唯有從大的背景著手才能找到問題所在。

我想起明末，在南京有一個時間非常短暫的弘治小朝廷，那時有一首民謠，流傳很廣，其云：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職方是指地方的行政官員，都督是軍隊衛所的官員。那是說文武官員多如牛毛。為什么如此？因為弘治小朝廷的權貴們以賣官鬻爵中飽私囊。說實在的，現在教授、博導、博士、碩士多如牛毛，此外董事長、總經理那些頭銜何嘗又不是如此。許多人在自己名片上印上許許多多的頭銜，好似自己真有那么多學問、那么多能耐，其實還不都是學術泡沫罷了。我說的還只是現象，問題是要問一個為什么？恐怕與我們的人事部門有關，任命干部職務時，往往不知道如何去認定一個干部的才能和品德，只看他的學歷和職稱。這樣人們都去追求這些虛幻的頭銜了。在學的人是孜孜以求，在職的為了提升，也都為此而努力。前一個時期不是講過教育要產業化，在教育部門要引入市場經濟，那么學位、學歷、論文都成了商品，高等學校成了學店，市場有這么龐大的需求，高校自然有了撈錢的機會，大家明知是贗品和假貨，有錢可賺何樂而不為呢？大學就此成了學店，教師勢必成了商人，學員成了顧客，文憑以及各種資格的證書都成了交易的商品，它不是按照質量論價格，而是名校價格高，除了博士、碩士，教授、博導這些頭銜外，在工商管理學院，還有什么MBA，這個濫而貶值了，于是又有EMBA，管理學院成了管理學店。全國許多高校都熱衷于去辦管理學院了，因為學員中有不少是經理和老板，來錢快而多，何樂而不為呢？在課堂上，教師只要弄幾個得了諾貝爾獎的洋人教授的名字，講幾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便能忽悠人，大把地來錢了。這幾年下來，學術泡沫就這樣慢慢愈吹愈大，為了提高售價，有的教師在學問上借著造假來提高自己的學術地位。現在討論學術造假的問題，倒是到了刺破這層泡沫的時候，因為這些學歷、學位已經到了賤如狗和滿街走的狀況了。關鍵是師者要為人師表“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如果成天忙著想方設法去搶課題，找錢，不好好上課，那還有什么師道可言呢？學，那是“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現在學校對學生的教育，強調興趣，提倡娛樂化，放棄學校嚴格教育學生的責任，那樣的話，會出現頹廢的一代，所以你治理一兩個人學術造假的問題，不可能改變整體狀況。那六十三位教授公開信的背后，其中有的人恐怕還是想維護那個泡沫，保留那個泡沫虛假的尊嚴而已。你處置一兩個人的問題，甚至處理幾十幾百人的問題，都再也無法使這個泡沫維持其光輝了。問題的關鍵是切斷與吹起這個泡沫相關的利益鏈因為學校不是產業，是公共事業，不是營利的場所，所以必須從根本觀念上端正學校辦學的宗旨，這必須堅決觗排異端，補苴罅漏，走辦學的正道，或許能重新恢復學術的尊嚴。如果真要追究什么責任，那應該追究提出學校產業化的領導人的決策失誤的責任，追究在這個學術腐敗中，行政官員貪腐瀆職的行為，這才是正本清源。說到底這六十三位教授中的一些人，不是全部，有許多人是糊涂，集體簽名能起什么作用？當然，其中有人對學歷、學位、職稱這些資產階級法權基礎上的等級制度還是津津樂道，他們不是什么正義的化身，而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法權下等級制度的衛道士，他們維護的是自己已經享有的特權，唯恐自己因這場學術泡沫破滅而貶了身價丟失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已，在冠冕堂皇理由的背后，其內心世界實際上根本見不得人。這些人根本的缺點便是數典忘祖，別人我說不上來，朱學勤我還熟，也是老朋友，他為人厚道，但他做學問都是學西方的，他的專業是世界近代史，他的導師金重遠，我都熟悉。但他對中國的歷史和傳統文化，缺少基本常識，他講中國自己的事反而難免要出一點問題。當然，這是他所學專業對他的局限，故也難怪。如果有時間我希望他多補一點課。最近，還有人提出蔣介石在日本留學有學歷造假的問題，其實蔣介石自己并沒有說過自己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蔣介石在歷史上的地位，學歷的真假根本不起什么大的作用；毛澤東是湖南師范學校畢業，在北大只是李大釗講師手下一名圖書館管理員，早年既沒有什么光輝的學歷，也沒有什么值得稱道的職稱，文章寫了不少，但與碩士，博士無緣，這一切并不影響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他是主張對這類反映資產階級法權的等級制度及其觀念必須加以限制的。

自由主義者們要中國照搬西方的政治道路，我說此路不通，這一百年的歷史早就證明了這一點。一九〇八年清政府的欽定憲法，是照搬西方的，結果失敗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臨時約法，也是照搬西方的，同樣失敗了。辛亥革命前后，聯邦制的觀念一度流行，最終是北洋軍閥的割據，民族危機加劇，人民大眾陷于水深火熱之中，西方的老師總是想吃東方中國學生的骨肉。中國人是照中國的辦法站起來的，四九年以來這六十年，不管有多少曲折，付出多大的代價，是我們在國際舞臺上揚眉吐氣的六十年。現在自由主義者中的個別頭兒腦兒又想照搬西方那套政治路線，全盤否定建國以來的六十年，搞什么顏色革命來糊弄中國的百姓，希望中國重新跪倒在洋主子的腳下。但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希望你們頭腦清醒一些，少做白日夢。還是把馬克思的《資本論》好好翻一翻，弄懂資本主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讀一點中國歷史，特別是近百年的歷史。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有它自身的道路，不是外力可以任意改變的。西方的制度經濟學不是有一個“路徑依賴”的說法嘛！我們要努力學習外國的經驗，但骨子里還只能是走自己的路。玄奘從印度取經回來，佛教在中國生存發展還得從中國實際出發。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來，也得中國化，過去照搬蘇聯的辦法，結果也失敗了。

關于學術造假的個別敗類可以追究，但解決問題，還得從整體上考慮當時的歷史環境，我們政策方針上究竟有哪些失誤，泡沫該破的讓它破滅吧，既然已經賤如狗、滿街走了，我想還是會有一些博導和教授們會依靠自己的努力，以真正的學術成果，贏得人們對他們的崇敬和尊嚴的。建國這六十年，我們總是在摸索自己如何走現代化的道路，當然有曲折，也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但值，不能如有些人那樣老是拿那些個事嘮叨個沒完，還是應該向前看，這才是正道，身上有幾個虱子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完全可以捫虱而談，當然不是談虱子，而是談為人之大道。我想清華大學與社科院沒有什么必要再答復這六十三人簽署的公開信了，不知你們對我如此答復是否滿意。我想關于汪暉與朱學勤學術造假問題僅僅是他們的博士論文問題，我想這個討論應該告一個段落了，除非在所謂汪暉造假還涉及其他許多問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為我并未與汪暉謀一面，也沒有談過他其他的作品，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如果僅是那么一件事，那么再炒作這個題目已毫無意義。至于你們罵我的那些粗話，馬立誠已經在《南方周末》上說了，不知你們還想說些什么？有什么污水你們盡管往我頭上潑，但不管你們怎么說，怎么看，我做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這一點骨氣還是有的，因為我們不會忘記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變、八·一三這些恥辱的日子。我幼年少年時期，曾經歷過日本人刺刀下的生活，知道亡國奴是什么滋味。至于如何做人與如何做學問，那么做人還應是第一位的，周作人的文章盡管寫得很漂亮，但漢奸這個污點是洗刷不掉的，所以還是少講一點周作人的好，周缺的是做人的骨氣。我們總是有一些朋友對漢奸賣國賊情有獨鐘。所以我勸你們別左一口民粹主義，右一口民粹主義地含沙射影，還是坦率一點好，公開講我愛西方的自由主義超過我自己的民族和祖國，那還更真誠一些。現在不是提倡說真話嘛！若有冒犯，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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