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6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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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初期“三反五反”運動提供的借鑒

作者:武漢體育學院教授 陳晴

　　為什么某房地產商成為全國人民最想揍的人之一？為什么張悟本欺名盜世還能紅火那多年？為什么市場的亂象愈演愈烈而民眾又無可奈何？我們今天的市場和商人怎么了？諸如此類的質疑，迫使人們去思索。回憶一下建國初期的“三反五反”運動，考略一下時代背景和政府的作為，或許給今人一點啟迪。

　　一．“三反五反”運動追溯

　　新中國的成立使深受欺凌的中華名族揚眉吐氣，也為國人開辟了一條實現理想目標的康莊大道。這對經過艱難卓絕的抗爭獲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既是機遇又面臨著嚴峻挑戰。作為執政黨，時刻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戒驕戒躁，謙虛謹慎，努力工作。然而，部分干部受封建社會“坐天下”的影響，放松了思想改造；部分干部經不起勝利的考驗，“被資產階級所腐蝕”，對黨的形象和黨的執政地位構造“極大危險”。毛澤東同志于1951年底，及時地提出“我們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在全黨堅決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這就是“三反運動”。毛澤東同志要求“三反運動”做到“四個一樣”，即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查，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毛澤東嚴厲懲治腐敗官員的決心之大，態度堅決而果斷，并附有具體要求和政策尺度。其目的是保持黨的純潔性，嚴明吏治，取信于民，長治久安。

　　同時，毛澤東同志又十分關注經濟領域和市場交易中出現的問題。從1950年抗美援朝以來，一些不法資本家和不法商人，在援朝物資供給方面，以次充好，甚至在武器彈藥方面作假欺詐，導致志愿軍戰士在戰斗中造成無謂的傷亡。在國內，一些資本家和商人趁國家困難時機，囤積商品，哄抬物價，欺行霸市，故意擾亂經濟秩序，以造成社會動蕩和混亂。為此，毛澤東號召全黨從1952年1月起，在全國一切城市，“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斗爭 ，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并提出“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對于那些罪大惡極的資本家給他們以各種必要的懲處，例如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罰款等等。以北京為例，把五萬工商戶分為五等：守法戶約占10%左右，基本守法戶占60%左右，半守法戶半違法戶約占25%左右，嚴重違法戶約占4%左右，完全違法戶約占1%左右。毛澤東同志認為,“這樣做，可能發生很大的教育作用”，也是對私營商業者的一個警示。

　　“三反五反”運動，前者其目的為了凈化干部隊伍，后者為了整頓市場，掌握國家經濟命脈。毛澤東同志要求“五反”必須達到下述目的：（1）查明私人工商業情況，團結和控制資產階級，實行國家計劃經濟；（2）劃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界限，清除資產階級在工會中的走狗；（3）改組同業公會和工商聯合會，開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4）整頓民主建國會，開除“五毒”俱全者及大失人望的人，解散部分不法社團；（5）清除“五毒”，消滅投機商業，使整個資產階級服從國家法令；（6）廢除后賬，經濟公開，建立工人監督制度；（7）從補、退、罰、沒中追回國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經濟損失；（8）在一切大眾等私營企業中建立黨支部，加強黨的工作。通過“五反”運動，整頓了市場和經濟秩序，規范了商業運行規程，肯定了守法商人的行為，打擊了不法商人的違法行為，使黨和政府在建國初期就確定了對經濟、市場的掌控和管理，為國家經濟制度的構建奠定了良好基礎。雖然后人提出過有“擴大化”的質疑，但可以肯定地說，利大也，弊微也。

　　二．當今市場的亂象

　　改革開放以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本意是改變貧窮社會主義的尷尬局面，發展經濟，固其國基，喚起古老民族的勃勃生機和使中華民族走向復興之路。寬松的政治經濟環境，有利于培育國民的創造力，盤活經濟，為民族崛起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尤其是近十年來，部分行業和部分商人，不是在創造性地發展生產力，推動社會主義經濟的良性漸進，而是投機鉆營地在“搗騰”經濟，在市場經濟尚未完善的空隙中謀取暴利，人為地制造緊張局勢，斂取大量社會財富，加大了貧富兩級分化。毛澤東同志說過：“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去占領”。我們現在不問姓資姓社，但對于市場的經營，我們可以借用毛澤東同志話說，共產黨和政府不去制控，不法商人必然會橫行霸道。我們不提階級斗爭，但是對于經濟領域和市場的混亂不可孰視無睹？！理性觀察今日之市場，亂象橫生，使有幾千年文明修養的國人都難以容忍，可見其危害性有多大？又在多大程度上傷害了民眾的情感？略舉下列媒體公開的案例，便可管中窺豹。

　　其一，無限瘋長的房價。房價到底該是什么價？這么聰明的中國人簡單一算便知，為什么一個勁地狂漲？為什么諸多國企、民企丟掉本行去角逐?商人逐利，商人拼命爭搶暴利行業！這個道理誰不清楚？中國房地產為什么敢肆無忌憚地斂取暴利，問題在于地方政府插了一腳。地方政府依賴出賣公有土地追求GDP，無形中形成了官商勾結，加之銀行業，三家聯手，使得房地產商更是膽大妄為，敢于站立臺上公開叫板。筆者認為，高房價首當其罪是扼殺了民族思考力和創造力。它棒殺了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阻攔了新生一代知識分子成長成才的路，養成了政府官員的懶政惰政，加劇了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激化了社會各種矛盾。把未來充滿激情和活力的社會發展勢頭扼殺了，不得不迫使國民思考力拉回來傾注于生計和生活問題。高房價實為“殺雞取卵之舉”，有百害無一利。北京一大學校長稱買不起住房，平民該怎么辦？加之炒房團的不法之舉，更使中國房地產業商炮制造的高房價扶搖直上。

　　其二，無從計算的高藥價。媒體近段曝光的“蘆筍片”，出廠價15.5元，可到消費者手中變為每瓶213元，醫院和中間環節的利潤高達1300%?！皼]有最高，只有更高，我說的是藥價?！泵襟w人如是說。5月27日，媒體又披露了一種叫做“恩丹西酮”的治癌藥，成本4元不到，醫院零售價每支80元到90元。醫藥暴利又一次被刷新，這種藥的利潤居然是2000%，從“恩丹西酮”的成本來分析，原材料每千克市場價6萬元，可以分為12萬5000支8毫克的針劑，平均每支原材料不足1元，加上生產過程費用，成本也不足4元。而在醫院的零售表上卻是80至90元。同時，調查者還了解到其他品種的藥品也是這樣，出廠價為零售價十分之一、八分之一、七分之一者，這樣的情況很多，其原因一是醫藥市場被嚴重扭曲了，二是消費者沒有選擇權，政府指導價又虛高。這兩者結合，高藥價就難以制衡了。

　　其三，農副產品炒作出高價。本分商人老實經營，合理取利?！熬訍圬?，取之有道”，取財守道。而不法商人總是挖空心思去算計，投機取利，擾亂市場。曾幾何時，一些農副產品也成為不法商人暴利的道具，囤積居奇，哄抬價格，坑害消費者，破壞經濟秩序。于是乎，炒綠豆族，炒大蒜族，炒黑豆族，炒蠶絲族等等，甚為囂張。這些商人是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能耐？經營商品人轉身變為掌控商品和操縱市場的人。政府怎能對市場放手，由商人任意折騰？這與“三反五反”中的盜騙國家財產、盜竊經濟情報等條款何等相似！為此，5月26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管理和嚴厲打擊囤積居奇、哄抬農產品價格等違法行為。

　　目前，市場的混亂現象和不法商人的違法行徑不止上述例舉，在此不再贅述。

　　三．借鑒“三反五反”之經驗以整頓市場

　　“三反五反”運動過去快六十年了，那是針對當時國內吏治問題和市場問題做出的及時回應，體現出黨和政府懲治腐敗和打擊不法商人的決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新中國經濟和市場發展有一個良好的開端。而面對我們今日市場的種種混換現象，我們從中可以汲取哪些有益的啟示呢？

　　1、  認清商人逐利的本性，政府必須予以規范。

　　商人逐利是其職業特點決定的，也是商人的職業定位決定的，這并不是貶義褒義的問題，而是職業特性。從商業運作實踐看，商人逐利是合理的，而商人暴利和無限度追逐利潤的最大化是違法的；從人的本性看，公而兼私是合理的，但個人私欲無限膨脹而擾亂破壞整體利益是違法的。因此，對商人這個特殊的行業，面對形形色色個體，政府要承擔起責任，要對商人群體進行指導、教育、制度約束、告警、懲處，甚至打擊的職責，決不可放任自流。在對待商人利率問題上，政府必須予以明示，決不允許商人任意抬價。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重新劃定私資利潤額，既要使私資感覺有利可圖，又要使私資無法謀取暴利”。

　　2、  政府退出房地產市場，回歸監控本位。

　　政府參與房地產開發，以高地價充值GDP，是惰政亂政的體現。在高房價問題上，部分開發商依仗政府的制度缺失而興風作浪，政府又因身困其中無力監管，甚至推波逐浪。其中滋生許多腐敗。又當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如何履行監督之責？抑制高房價，政府必須果斷從房地產中抽身，摒棄依靠出賣國有土地拉動經濟的幻想，政商分離，回歸監督和調控本位。官員與商人勾結，危險之舉。歷史已有許多教訓，需要后人記取。

　　3、  平衡各行業關系，讓商人理性歸位。

　　社會是一個涵蓋“七十二行”的復雜的社會集合，商業只是其中一個行當，而不是社會的全部。在十億人民九億商的誤導下，商人的職能異化了，擴大化了。毛澤東同志把上層建筑概括為：黨、政、軍。同時把社會行業分為：工、農、商、學、兵。又按方位劃為：東、西、南、北、中。我們通常說，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無學失基，無軍不強。商業在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便十分清晰的顯現出來了。工業農業和高新產業為商品生產者，是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是其根基。沒有工業、農業、高新產業，商業炒什么？賣什么？也只有炒空賣空，從中盤剝漁利。商業和商人也確實為盤活經濟和發展經濟做出了貢獻，但決不允許一躍跳上壟斷經濟的臺面，干預政治，操縱經濟命脈！商業就是商業，商人就是商人，干好自己的事，不缺位也絕不可越位，取代政府主導經濟運行！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商人的功能被無形夸大了，方向有些迷失了，商人自己也不知道自身是誰了，有些膨脹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商人是國家利益的參與者，可以建言，而不是主導者，治理國家是無產階級政治家的事，而不是商人的事。即使是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總統奧巴馬也會對華爾街的高盛等銀行進行調整和監控，也決不允許銀行和商人以資本從事違法活動。

　　4、  頒布有關制度，對從商經營者予以厘定

　　借鑒“三反五反”之經驗，對市場從業者進行厘定和分類管理。毛澤東同志曾經把私營資本運作者分為五類，起碼我們大致分為三大類：好的和較好的、中間的、差的和較差的。對商人不分好壞，沒有標準和規范，善者得不到肯定，惡者得不到懲治，這是制度本身的缺失。嚴明紀律和法治，制度管人。當然，政府管理人員與商業人員必須涇渭分明，各司其責。官商勾結，是滋生腐敗的溫床，經驗教訓以予以充分證明。

　　5、嚴肅法紀，堅決打擊不法商人的違法行為

　　毛澤東同志說過，“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些年來，我們的政治工作有些薄弱了，我們的市場管理有點失控了，不法商人的行為有點太囂張了。政府必須負起責任，必須強化對商業和商人的管理。這樣與科學發展觀是一致的，與和諧社會也不矛盾，而且有益于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政府要強化制度建設和管理隊伍建設，不要讓“商業陣地”被制度“忘卻了”、“荒蕪了”。5月29日《長江商報》刊載學者周澤的政經觀察《炒房該不該治罪？》，該文認為，倒賣車票、船票者均可治罪，倒房者的危害不知大到哪兒去了，為什么不可治罪？！5月2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溫家寶總理要求嚴厲打擊不法商人的違法行為。商品生產者往往不得利，而商品運營者或操控者則獲暴利，這樣正常嗎？為了保護民生，為了社會和諧，為了科學發展，必須堅決打擊不法商人，尤其是那些投機鉆營、不勞而獲暴利者。打擊這些社會寄生者、壟斷者，切除社會毒瘤。正本清源，回歸常態，使善者有好報，使惡者得到懲處。

　　綜其所述，我們可知：毛澤東同志領導“三反五反”運動將近60年了，我們今天重新學習這些論著和文獻顯得特別親切，時空變了，但情景似乎沒變。面對今天的市場和經濟，直擊今日市場的亂象，到了必須進行規范、整頓、教育和打擊。商人是逐利的，逐利有時是非理性的，政府必須負起責任，強化對市場的監管和對商人的調控，做到“胸中有數”。我們決不可讓商人牽著市場走，更不允許商人干政，否則，那將是盲人騎瞎驢，十分危險。理想社會應該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安居樂業，各司其責；而不是怨聲載道，兩極分化；更不可是不勞者謀暴利，勞作者無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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