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同“吳（敬璉）市場”談《從計劃到市場》

（刪節版）

劉日新

《從計劃到市場》，這是世界銀行“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的書名。世行在這里用的是大概念，“計劃”即計劃經濟，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市場”即市場經濟，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報告開宗明義說：社會主義各國的改革，是從計劃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制度“轉軌”。（見該書第1-3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世行這里說的所謂“轉軌”，反映了西方普遍的看法，用我們通俗的話說，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現在我借用世行的這種提法，同西化派即資本主義改革派論戰。
本人真是“三生有幸”，過去同三個著名西化派學者高尚全、厲以寧、吳敬璉均有一面之識，現在又背靠背打起筆墨官司來了。本文題目就《從計劃到市場》與“吳市場”交鋒，其所以叫“也”談，是因為我在2006年9月28日，寫過一篇《計劃經濟不容否定》的文章，同高尚全談過這個問題。2009年2月10日，又寫過一篇《不許污蔑計劃經濟》的文章，同厲以寧談過這個問題。（兩文均在互聯網上發表過。《計劃經濟不容否定》一文，新華網強國論壇還轉載過，轉載時用文內的小標題《社會主義國家搞計劃，天經地義》作為大題目，更加醒目了。兩文現附錄于劉日新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講義》小冊子中。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現在又寫這篇文章，要同“吳市場”交鋒了。

我和“吳市場”曾有一面之識，時間大概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已經從維護計劃經濟轉變為信奉市場經濟了，但還要宏觀調控，與主張完全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人不同。記得當時有一批年輕人經常四五個人聯名發表文章批他，走到哪里追到哪里，使他很傷腦筋。那時情況不像他現在的文章描述“吳市場”的市場化改革，似乎是關公“過五關、斬六將”的英雄氣慨，而是有點像“走麥城”似的。一個夏天，他在青島召開會議，向我們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中心發出邀請。國家計委是從事宏觀經濟管理的。中心同志經過商量，決定派我去參加會，但只限于支持他的宏觀調控，不涉及其他觀點。因為他在文革時期的表現，略知一二：什么“我們的后臺官小權大，你們的后臺官大權小。”他們的壞頭頭與計委的壞頭頭打得火熱，率領他們的隊伍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現在雖然不追究這些了，但我們還是存有戒心的。我表明來意，支持他要搞宏觀調控的觀點。吳笑臉相迎，甚表歡迎。
2009年“吳市場”在《財經》雜志第20期發表《中國經濟六十年》，長篇大論的內容主要是講改革的。經過他的三段論法（上、中、下三篇論述），認為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輝煌成績，今后只要繼續按照“吳市場”鼓吹的改革方向和道路走，在未來30年會續寫輝煌。看了全文，感到東拉西扯，雜亂無章，有許多問題需要批駁。但限于時間，只就下面幾個重要觀點與“吳市場”交談，請廣大讀者評論。因本文較長，且將內容列目次如下：
一、“吳市場”現在宣揚的改革觀，不如世界銀行《從計劃到市場》一書客觀公正。
二、中國《從計劃到市場》，起決定作用的是高上層領導，“吳市場”不過是下層“體制外”的一個起步較晚的西化派吹鼓手而已。
三、“吳市場”現在宣揚的改革觀，正是他二十多年前批判過的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的翻版。
這里第一部分，主要是將“吳市場”的觀點，與世行的觀點兩相對比，略加批駁，較為簡單。第二部分，中國《從計劃到市場》變革，決不是“吳市場”描述的那樣似是而非的歷程。這里要把我所知道的中國高上層領導的不同觀點、及相互交鋒的情況加以系統化，并將他們帶動下面開展起來的中國改革幾場波瀾壯闊的斗爭反映出來。這部分占的篇幅要大一些。第三部分，也比較簡單，因為“吳市場”現在所在的營壘，正是他當年批判過的對象。而且廣大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對“吳市場”近年來的表演心中有數，所以不用多費筆墨。下面且慢慢道來。

一、“吳市場”現在宣揚的改革觀，不如世界銀行《從計劃到市場》一書客觀公正。

眾所周知，世界銀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它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制度，當然是持反對立場的，但并不是簡單地予以否定了事。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上出現和存在已經幾十年了，計劃經濟曾經取得舉世稱頌的輝煌成就，對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世界歷史的進步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在各國廣大勞動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深刻的印象。簡單否定不但無濟于事，適足暴露自己的愚蠢而已。
世界銀行《從計劃到市場》一書開頭說：“1917-1950年間，占世界總人口1/3的國家退出了市場經濟的舞臺，并進行建立另一種經濟制度的試驗。”最早是俄羅斯東歐國家，“隨后是中國、北朝鮮和越南…它們進行了大量的努力，對生產進行集中控制，并通過計劃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資源。這項巨大的試驗改變了世界政治與經濟的版圖，確定了20世紀的大部分進程。”還說：“計劃制度曾經取得相當巨大的成就。這些成就包括：產出增加，實現了工業化，向全體人民提供基本教育、衛生保健、住房及工作，而且似乎不受30年代大蕭條的影響。收入的分配相對公平，廣泛的（或者說低效率的）國家福利使每個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商品與服務。”（該書第1頁）這一段話盡管有的不準確，帶有一些偏見，但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符合實際的。
下面且看“吳市場”怎么說的。他在《中國經濟六十年》文章的開頭，把中國今天的成就全記在他的“市場化改革”的賬上。他說：“在過去的60年，我們的國家始終是在應對挑戰的努力中度過的。正是因為有市場化改革對于嚴峻挑戰的成功應對，才有了今日的輝煌。”對比上面世界銀行較為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話，發現“吳市場”未免太狂妄、太自不量力了，把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及以后在此基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均歸之于“吳市場”的市場化改革，簡直是貪天之功為己功，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
建國后，中國的經濟進入恢復時期。剛解放，全國人民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滿懷當家作主的愛國激情，發揮沖天的革命干勁，用三年時間把我國經濟恢復到抗日戰爭前的最高水平。當時主管經濟建設的中央領導人陳云說：“三年恢復，趕上蔣介石二十二年。”（《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66頁）幾億中國人無不歡欣鼓舞。而“吳市場”則抱著另一種心態，卻說“勝利也有它的陰暗方面。”具體有哪些陰暗方面，他沒有展開細說。
對“一五”計劃及以后時期的計劃經濟，“吳市場”又是怎么看的呢？他說：“在匆忙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建立的蘇聯式的集中計劃體制，非但沒有進一步激發人民大眾的創造熱情，相反形成了毛澤東故主席所說‘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缺少生機與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這一段話存在許多問題：有的被不懂歷史的“體制外”的“吳市場”抹殺了的事實，需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有的被他肆意否定了的計劃經濟的巨大成就，需要進行否定的否定，重新明確這些成就；有的站在敵對階級立場上進行的造謠污蔑，需要嚴肅加以批判。
 首先，必須告訴“吳市場”，我國的計劃工作不是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才開始的，事實上在恢復時期就開始了。對我國經濟建設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從1950-1952年就搞了三個“年度控制數字”，實際上即簡易的年度計劃。有的重要指標，是周總理提出的。（具體參見劉日新著《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第6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任意否定這些史實，只暴露自己的愚昧無知吧了。
1953年起我國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五十年代我國的計劃體制，并不是照搬蘇聯模式。當時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總的要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要求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聯系，蘇聯經驗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當時經濟計劃工作的中央領導人陳云曾經指出：“即使那時，我們的經濟工作也是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辦事的，沒有完全套用蘇聯的做法。”（《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37頁）
“吳市場”說的，是完全不了解實際情況，加上自己的偏見。據我當時的親身經歷和以后的研究，那時中國的計劃體制，有著與蘇聯的計劃體制明顯不同的特點。簡言之，一是中國計劃體制集中的程度比蘇聯低得多；二是計劃的方式并不是單一的指令性計劃。當時有著多種多樣的計劃方式，如直接計劃，間接計劃，還有估算性計劃，等等。（參見我為國家體改委《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書所寫的《計劃管理體制改革》一章，劉日新著《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第八章，第134-148頁）
“吳市場”抹殺我國“一五”計劃及以后時期計劃工作取得了成就，是愚蠢的，是不能容忍的。大家知道，“一五”計劃（1953-1957年）的基本任務是實現“一化三改”，即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建立對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建立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依靠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到1957年“一五”計劃勝利完成。工業平均每年增長18%，農業平均每年增長4.5%；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1957年的56.7%，建立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1956年，出現農業和手工業合作化的高潮，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完成了任務，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當時全國各地人民群眾包括資本家也敲鑼打鼓，上街游行，歡慶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取得的重大勝利。幾億人民如此斗志昂揚，熱火朝天的局面，“吳市場”卻說是冷冷清清，缺乏生機與活力，簡直是一個冷血動物！
1974年1月擬訂的計劃經濟時期最后一個五年計劃“五五”計劃（1976-1980年），屆時勝利完成，實現了高標準的工業化，我國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我國進一步實現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五五”計劃完成的1980年，我國產糧6411億斤，人均653斤，基本上解決了近十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這是中國歷朝歷代政府都沒能解決的大問題。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曾藐視地說，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的吃飯問題，但他的預言終于破產了。1980年我國產鋼3712萬噸，相當兩個蘇聯衛國戰爭前1940年的鋼產量（1832萬噸）。當年蘇聯憑借那些鋼鐵，打敗了一個武裝到牙齒的法西斯德國。由此可見，“五五”計劃完成時，我國的工業實力和國防實力達到多么強大的程度！
還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依靠錢學森、屠守鍔、孫家棟等科學家的愛國心和智慧，毛主席、周總理、聶榮臻等中央領導人的堅強領導，國民經濟計劃和科技計劃的精心安排，和廣大工農兵群眾的大力支持，我國發射了“兩彈一星”，大大增強了我們的國防能力，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使帝國主義再也不敢藐視新中國了。
對“五五”計劃取得的這些成就，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予以充分肯定。鄧小平也說：“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7頁）
“吳市場”對這些偉大成就，抱什么態度呢？他卻完全站在哈耶克新自由主義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立場，懷著陰暗的心里，用南宋李清照的《聲聲慢》詞句：“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來形容當時的局勢，是什么“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局面。”這豈不是“吳市場”借用李清照詞作的國破家亡之恨，來發泄自己內心的私憤，咒罵計劃經濟取得的偉大成就，哭喪自家失去了的天堂？否則，怎么會使用如此沮喪、如此悲悲切切的語言呢？
這里還應當指出，“吳市場”把李清照這首著名的七對壘字的《聲聲慢》詞句，說成是“毛澤東故主席所說”。我一看就發現這不對。怕記憶不準，查對了幾本《宋詞選》，核實這首傳頌八九百年的名詞確系李清照所作無疑。又翻閱了多本《毛澤東詩詞集》，沒有見到毛主席填過《聲聲慢》這個詞牌；也查閱了那段時間毛主席談論經濟形勢的文章和講話，沒有發現他在哪一篇里引用過這些詞句。不知道這些情況的人，很可能會誤信“吳市場”的話，上當受騙，真以為這是毛主席說的。“吳市場”利用這首名詞七對壘字，來貶損計劃經濟時期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否定那段時間熱氣蓬勃的局勢，真是心狠手辣，歹毒之至！而且把這些詞句說成是毛主席“所說”，更是別有用心。這到底是“吳市場”對古典詩詞的愚昧無知，信口開河；還是故意張冠李戴，嫁禍于人呢？我深信，毛主席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人民的領袖，絕對不可能對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的高潮、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冷嘲熱哄、潑冷水的。如果是故意嫁禍于毛主席，那就暴露“吳市場”其人，手段不是太卑鄙，品格不是太低劣了嗎？
二、中國《從計劃到市場》，起決定作用的是高上層領導，“吳市場”不過是下層“體制外”一個起步較晚的西化派吹鼓手而已。
“吳市場”在其近作《中國經濟六十年》，關于中國三十年來的改革歷程，按照他市場化改革的理論觀點，憑采取的所謂的主要改革措施，概括為分權型改革、增量改革、全面改革三個階段。顯然，這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把諸多改革措施加以拚湊為我所用，按我的主觀需要來劃分，是典型的實用主義。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從美國的哲學家杜威那里販來“有用即真理”的實用主義哲學。這種哲學用到歷史研究，正如胡適的一句名言：“歷史好比妙齡少女，愛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顯然，從“吳市場”的文章看，他是信奉和履行這種哲學的。
我與“吳市場”的歸屬相對應，與他屬“體制外”不同，應該算“體制內”的下層工作人員。根據多年參與改革的親身經歷，深刻體會到中國改革開放，《從計劃到市場》，從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是高上層領導決定的，而不是“吳市場”一類精英學者研討論證出來的，他們只不過是一群御用學者、吹鼓手而已。
改革開放不久，我發現高上層領導對《從計劃到市場》的分歧，逐步暴露出來。現在領導人的文選已經出版，一些大秘書的回憶錄也陸續發表，過去我們不大知道的內部的這種分歧，現在越來越清楚地公開擺在大家面前了。“吳市場”無視這些重要的史實史料，只憑自己的主觀憶斷，按照實用主義哲學編造出一套改革的歷程。我對此不大感興趣。下面且回顧高上層領導在《從計劃到市場》這場斗爭中的幾個大的回合，有的可以說是非常激烈、火藥味極濃的。
首先，談中國高層領導《從計劃到市場》如何邁步向前的。
……
對比中蘇兩國的改革歷程，蘇聯在《從計劃到市場》，修正主義篡黨奪權，直至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亡黨亡國，從上到下公開站出來說話的不多，正是“萬馬齊喑究可哀”。中國人則不同，當看清面貌以后，他們立即公開表態。下面且看高層領導，在《從計劃到市場》幾個大的斗爭回合中的較量。

1、關于姓“資”、姓“社”的斗爭

不問姓“資”、姓“社”，是資改派的一貫思想。
陳云針鋒相對，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公開表態說：“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現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50頁）他甚至在中央全會上針對那種認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錯誤觀點，批評說：“有些人看見外國的摩天大廈、高速公路等等，以為中國就不如外國，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就不靈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根本制度比資本主義優越得多。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有百萬富翁，但他們的財富是剝削勞動人民得來的。資本主義必然被共產主義所代替，這是無可改變的法則。現在世界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這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鐵證。我們可以充滿信心，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32頁）言辭如此激烈，斗爭不是有點白熱化了嗎？
2、關于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斗爭。
陳云在1979年3月8日寫了《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指出：“計劃工作的規則：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思想來之于以馬克思。”“在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勝利以前，馬克思就設想過社會主義經濟將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這個理論是完全正確的。”又說：“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1）計劃經濟部分，…（2）市場調節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陳云文選》第三卷第244-245頁）這里提出的社會主義要實行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觀點，1982年黨的十二大采納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方針。

社會主義要實行計劃經濟，對馬列主義者是常識，對西方經濟學者也已形成共識。這里不多講了。（具體可參見我在《計劃工作手冊》集錄的“革命導師關于計劃經濟的若干論述”，共計20頁語錄。此手冊由國家計委編著，陳先主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4年，內部發行20萬冊。）
如果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按其秉性生來就是有計劃的，那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主義早就指出，資本主義單個企業有計劃，但整個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的。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69頁）試問資本主義國家什么時候才開始搞計劃的呢？那是資本主義存在兩百多年后，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取得了巨大成績，資本主義發展遇到了困難，客觀情況迫使資本主義國家學社會主義國家搞計劃。如美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危機后，資產階級經濟學凱恩斯宏觀經濟學應運而生，美國開始學蘇聯搞計劃，實行宏觀調控，并開辟田納西州作為搞計劃的試驗區。法國在四十年代，戴高樂走第三條道路，既不照搬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也不完全學蘇聯的計劃經濟，于是設立國家計劃署，開始在私有制基礎上搞國家計劃。日本在五十年代，也學蘇聯、中國搞國民經濟計劃。韓國在六十年代，也學社會主義國家搞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但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計劃，與社會主義國家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特別是實行指令性計劃，不可同日而語。所以，抹殺這些理論上和事實上的區別，籠統的說，社會主義有計劃，“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是十分錯誤的。
其次，在邏輯上講，計劃和計劃經濟、市場和市場經濟，是兩組內含和外延不等的概念。如果說，計劃和市場，是發展經濟的方法；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則是兩種經濟制度。將這兩組概念等同起來，加以對換進行推理，這是犯了形式邏輯學偷換概念的錯誤。對此且不多論，只著重觀察《從計劃到市場》的改革方向。
應當強調指出，我在本文開頭引用的世界銀行的話：“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這是西方普遍的觀點。而英國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甚至進一步詮釋說：“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是同義詞。”（參見〔英〕∙戴維∙W∙皮爾斯主編《現代經濟學詞典》第55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這就是說，他們認為，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制度。西方經濟學的這些觀點，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列主義者也是承認的，因為它符合實際。

第二，下面再談中國上層領導《從計劃到市場》的幾場斗爭。
1、趙ziyang說，改革就是要改掉計委。
總設計師冊立的幾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急先鋒，在內部和公開場合發動了幾場《從計劃到市場》咄咄逼人、聲勢不小的斗爭。首先是內部的斗爭，一直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據知情人透露，大體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趙ziyang總理在國務院對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說：改革是干什么的？就是改掉你們計委的。你要自己出來說。姚依林是老共產黨員，是一個領導“一二九運動”的老革命，懂得計委搞計劃經濟，是按馬克思的理論辦事的，沒有理趙ziyang的茬。（這是鮑彤這個趙ziyang的大秘書前兩年說出來的）。
大體就在此前后，國家計委領導向趙ziyang總理匯報，說經濟發展和改革，近期的方針政策以黨的十二大為準（主要指“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長期的方針政策以《憲法》為準（主要指堅決維護公有制）。趙ziyang感到這違背了他的意志，氣急敗壞地說：你有十二大，我還要開十三大呢！你有《憲法》，我還要修改《憲法》呢！如此蔑視黨紀國法，這不是他的走資派面貌兇相畢露嗎？
這里有必要緊接著講一下1987年十三大報告有關《從計劃到市場》的一句話，這一直是二十多年來黨內外群眾的一個不解之迷。趙ziyang在十三大報告中說：“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見《十三大文件匯編》第12頁）當時許多人向上反映，這句話不好理解。因為迄今為止有過三種商品經濟：簡單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商品經濟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依附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商品經濟。馬克思說：“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極不相同的生產方式都具有的現象，盡管它們在范圍和作用方面極不相同。因此，只知道這些生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疇，還是根本不了解這些生產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對這些生產方式作出判斷。”（《資本論》第一卷 上 第133頁〔注73〕）
趙ziyang在十三大的說道，對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是一句文理不通的話。當時學習十三大報告時，群眾向上面反映這個問題，沒有人能解釋清楚。現在據知情人透露：馬洪問趙ziyang，你說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有什么區別？趙回答，兩個說法，一個意思。商品經濟是不可逾越的階段，是要搞一段市場經濟，也就是要“搞一段資本主義”。說成了一句不明不白的話，但也正好這樣才能蒙蔽群眾。
2、1984年中央和國務院批發的兩個文件，并不十分符合走資派的意圖。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開頭按照趙ziyang的意思，講了一段：要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批評了過去受“左”傾錯誤（“吳市場”更是說是“極‘左’路線”，這是修正主義分子對前三十年執行的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污蔑）的影響，形成了過度集中統一，忽視企業的自主權的僵化的模式。如今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決定》指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在公有制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接著引用趙ziyang十三大的話：“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
但《決定》對建國以來的政治上和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不像“吳市場”形容的那樣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局面。”《決定》指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結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一百多年人民災難深重的歷史，消滅了剝削制度，我國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人民艱苦奮斗，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取得了舊中國根本不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就，為我們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我國各族人民從長期的歷史經驗中深切體會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決定》對“一五”時期建立的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也是肯定的，不像走資派和“吳市場”一類精英那樣持絕對否定的態度。《決定》指出：
“社會主義社會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和經濟危機，使生產符合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目的，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優越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標志之一。建國以來，我們實行計劃經濟，集中大量財力、物力、人力，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
《決定》對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也提出了一些正確的看法，不像西化派那樣對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或者另懷企圖予以完全肯定，或者認為二者根本對立，互不相容。《決定》指出：
“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即使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它的廣泛發展也會產生某種盲目性，必須有計劃的指導、調節和行政的管理。…在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不在于商品經濟是否存在和價值規律是否發揮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剝削階段是否存在，在于勞動人民是否當家作主，在于為什么樣的生產目的服務，在于能否在全社會的規模上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還在于商品的范圍不同。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土地、礦山、銀行、鐵路等一切國有的企業和資源也都不是商品。”  
以上論述相當正確，資本主義改革派很不以為然，他們在后來的文件中逐步加以修正。如高尚全前年不打自招，說他在為十五大寫市場體系時，把“勞動力是商品”寫進文件中去了，被官方采納了。這是修正上述《決定》，使工人階級淪為“雇傭勞動力”合法化，在這方面真正名副其實地體現《從計劃到市場》，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跨進了一大步。
關于計劃體制，《決定》指出：“根據歷史的經驗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應該對我國計劃體制的基本點進一步作如下的概括：第一、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第二、完全由市場調節的生產和交換，主要是部分農副產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勞務活動，它們在國民經濟中起輔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實行計劃經濟不等于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第四、指導性計劃主要依靠運用經濟杠桿的作用來實現，指令性計劃是必須執行的，但也必須運用價值規律。按照以上要點改革現行計劃體制，就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范圍。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中需要由國家調撥分配的部分，對關系全局的重大經濟活動，實行指令性計劃；對其他大量產品和經濟活動，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實行指導性計劃或完全由市場調節。”
對《決定》這一段正確敘述的關于改革計劃體制的話，西化派或者如“吳市場”雖然提到文件，但對內容采取避而不談，言不及義；或者如另一些人，持根本否定的態度。而陳云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書面發言，則對此予以充分肯定。他說：“這次全會審議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對計劃體制改革的基本點所作的四點概括，完全符合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37頁）因此可以說，這個《決定》的出臺，是走資派和精英《從計劃到市場》斗爭的一次失敗。
與上述中共中央批準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同時，國務院于1984年10月也批轉了國家計委《關于改進計劃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在全國實行。在起草過程中，事實上兩個起草班子經常相互勾通，交換看法。所以，兩個文件在大觀點方面是一致的，同那些西化派精英的觀點是根本對立的。我作為計劃體制改革文件的主筆起草人，在文件前言中針對新自由主義反對計劃經濟，否定指令性計劃的教條，寫了：“三十多年的實踐證明，把計劃經濟理解為僅僅是指令性計劃，是片面的。我們不可能也不必要對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采用指令性計劃的辦法來管理。”這一句話，對西化派精英和走資派當然不合胃口，但又不好刪除，無可奈何地保存下來了。由于國務院的走資派原來斷定國家計委在當前形勢下，寫不出改革的文件，現在出乎他們的意外，終于把計劃改革的文件寫出來了，雖不滿意，但又不便否定。于是揚言不能把“改革”的帽子給國家計委戴，因之文件不叫改革，只叫《關于改進計劃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黑體是引者加的，以引起注意）。入世后，國務院清理與世貿組織（WTO）精神不一致的文件，據報導此文件沒有被清理掉。現在國家發改委按慣例要根據中央的指示，編制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報送國務院，經審定后再提交人民代表大會，大體上是按照這個文件的規定擬定的。
這里需要順便指出的一點新的情況是，中國1997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2009年應對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國家的投資計劃起了一定的作用。去年以來正在執行的應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實際上主要是投資計劃。而這個投資計劃正是由國家發改委投資司，根據這個計劃改革文件十二條規定中，第二條“固定資產投資計劃”有關程序和方法擬定的。當然，由于改革導致國民經濟一些重大條件的變化，這個文件有些規定如第九條“加強國民經濟的平衡工作”，難以全面執行。發展經濟的三駕馬車，出口：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嚴重受挫；消費：因私有化使起決定性作用的第一次分配導致廣大勞動者的收入受限，目前國內生總值中的個人消費率降至歷史最低點，大約只占1/3左右，對經濟發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投資，只有依靠投資，才能推動經濟發展，挽救危機。因此，從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看，正是中國原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留下的根基，在挽救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不過對此不要估計過高。應當順便指出，根據經濟學的理論，這種主要依靠投資的挽救措施，又將為通貨膨脹和再次爆發經濟危機積蓄能量。
3、1985年趙ziyang召開國際會議，妄圖要中國學法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1985年9月，趙ziyang在臺后指揮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召開了一個“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因為會議是從重慶坐巴山輪至武漢，簡稱“巴山輪會議”），邀請十幾個外國專家與會。奇怪的是，中方參加者只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家，可能是趙ziyang鄙視國家計委，認為它是要改掉的對象，所以沒有邀請主管宏觀經濟管理的國家計委的研究人員參加。當時計委從事宏觀經濟研究的，有計劃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王夢奎，后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和經濟研究所。實際上，這是一次在理論上為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大造聲勢的會議。
會上的主要觀點說明了這一點：一是提出所有制要多樣化，這是當時鑒于大肆張揚私有化有礙于傳統觀點還占有相當勢力的形勢的一種含混說法，實際上是要把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變成私有制，包括實行股份制；二是提出改革的目標模式，是所謂宏觀調控下的市場協調（當時主辦方在翻譯上弄點手腳，故意把市場經濟譯成“市場協調”），當匈牙利經濟學家柯爾奈提出這種所謂2B模式（即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時，法國專家阿爾伯當即說，這不就是我們法國現行的模式嗎？所以，趙ziyang召開這個會議的目的，實際上是要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宏觀管理，改革為實行法國式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劉國光9月份在會上不贊成這種模式，到了11月不知為什么他又著文贊成這種模式。
1986年全國計劃會議召開時，委領導要我整一個巴山輪會議的參閱文件給計劃會議。我整了一個五千字的材料，本來在末尾要寫幾句揭露和批判的話，領導不讓寫，表面上說要相信會議代表的水平，實際上是怕趙ziyang怪罪下來。因此，這次我在《從計劃到市場》這場斗爭中，當了一會宣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義務宣傳員。
4、1988年價格改革闖關，實際上是要讓價格自發的調節資源的分配，強制在全國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
當年8月，中央北戴河會議決定價格改革闖關，是《從計劃到市場》，一場驚心動魄、禍及全國、危害幾年的斗爭大回合。
據《陳云傳》透露，陳云在會議前就對兩位中央領導人提出勸告，不宜搞價格改革闖關。5月18日，陳云同姚依林副總理商談了兩個多小時，不贊成趙ziyang取消財政上的價格補貼，大漲價，大加工資的辦法。陳云質問不拿工資的農民怎么辦？并且嚴肅指出，價格改革是一個牽動整個國計民生大局的問題，步子要穩，不能要求過急。5月28日，陳云又同李鵬總理談話，明確反對擬議中的價格、工資改革辦法，并斬釘截鐵地講：“理順價格，在你們有生之年理不順，財政補貼取消不了。”
為了召開這次會議，在上層醞釀交換意見的同時，下面國家機關也在作準備工作。當年上半年，國務院布置國家計委牽頭，會同有關部委擬定價格改革方案。計委委托計劃研究中心負責此事。中心的負責人因故不能視事，要我組織此事的研討，并起草出方案。我同有關部委的同志一起，總結八年來價格改革的經驗，提出了一個“以調為主，調放結合”，近期迫切需要解決的幾種不合理的價格的改革方案。帶去北戴河會上，被認為是保守的，不符合當前的形勢，被拋在一邊，為什么會這樣呢？
因為當年4月份吧，趙ziyang總書記接待了美國貨幣學派的頭兒弗里德曼，親聆了搞市場經濟要管住貨幣，放開價格的教條。弗里德曼還直言不諱地說：“私有化的市場經濟是中國改革的唯一出路。”
趙ziyang總書記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8月15-17日，討論通過了除少數商品外，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的改革方案。本來消費價格指數在上年已上升到7.3%的基礎上，1988年又逐月猛漲。當年貨幣供應量M0，比上年猛增46.7%；銀行貸款，在上年增長19%的基礎上，當年又增長16.8%。這實際上是放開貨幣，又放開價格，于是通貨膨脹就成為必然的了。當政府一宣布價格改革闖關，于是群眾蜂擁銀行擠兌，市場商品搶購風席卷全國。一些不顯影的電視機，不轉的電風扇也被搶購一空。1988年底消費價格指數上升至18.8%，1989年仍達18%，成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一次通貨膨脹，引起了居民的極大恐慌，一些外商準備從中國撤資。深秋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第三次中日經濟討論會，通貨膨脹問題成了會議關注的主題。日本人由于歷史的教訓，認為通貨膨脹是經濟上的癌癥，許多資本家、經濟學家、記者都來了，打聽中國何時能治住這場來勢兇猛的通貨膨脹，觀察形勢考慮要不要撤資。我是國家計委派去的唯一（會議原要求計委派三人）上會解答有關通貨膨脹問題的學者。當日方主持人提問：中國何時能制止通貨膨脹？中方主持人點名要國家計委學者回答。我說當前通貨膨脹的確來勢很兇，但中國也是治理通貨膨脹最有經驗的國家之一。根據歷史經驗，估計這次通貨膨脹需要三五年時間才能治住。這樣，免免強強穩住了日本人的心。后來官方采取治理整頓措施，果然在1992年抑制住了通貨膨脹
我認為，現在我們不要就價格談價格，以為這只是價格改革闖關，實際上這是用行政辦法讓價格自發的調節資源的配置，強制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次《從計劃到市場》的改革，國計民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當年10月8日，陳云把趙ziyang找去，開宗明義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65頁）《陳云年譜》指出，陳云以往也用過“市場經濟”的提法，這次特意加上“西方”兩個字，意思是照搬“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脫離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是行不通的。顯然，這是當面嚴厲批評趙ziyang硬要中國學西方搞資本主義，走不通。實際上，也是間接對美國新自由主義者、貨幣學派的頭兒弗里德曼的批評。
5、1992年又一次爆發取消計劃，撤消計委的尖銳斗爭的大戰役。
這是黨的十四大前夕，《從計劃到市場》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當時從上到下要取消計劃，撤消計委的呼聲響徹全國，真是“黑云壓城城欲摧”。他們提出，美國沒有設計委，沒有搞計劃，市場經濟不是搞得很好嗎？蘇聯解體，從計劃經濟轉軌為市場經濟，不是馬上撤消計委，取消計劃了嗎？一個西化派吹鼓手甚至高喊：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要攻克三里河這個頑固堡壘！”（三里河是國家計委機關所在地）
當時計委負責研究計劃改革的政研室主任憂心如焚，征詢我的意見，怎么辦？我說正面爭論，他說不要計劃，你說要計劃；他說要撤消計委，你說不能撤消，說服不了人，不如拐個彎說。恰好我1991年被邀到韓國去考察過，他們設有一個經濟企劃院（Economic planning Board Republic of Korea，相當于我國的國家計委），制定并執行了六個五年計劃，他們就由一個農業地區變成了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我抓緊寫了一個《韓國經濟企劃院簡介》，登在我們中心的內部刊物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簡報》予以轉載，李鵬作了批示。國家計委鄒家華主任當即布置研究中心，整八個國家和地區（四個發達國家和“四小龍”）怎么搞宏觀調控的，給黨的十四大提供了背景材料。于是十四大決策：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都要用，要更好地發揮兩者的長處，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這樣，總算把取消計劃，撤消計委的惡浪壓了下去，國家計委再次在《從計劃到市場》的兇險斗爭中逃過一劫，終于在宏觀調控中定了位。于是計劃工作得以延續下來，這不能不說是資本主義改革派的一次失敗。

三、“吳市場”現在宣揚的改革觀，正是他二十多年前批判過的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的翻版。
我這樣批“吳市場”，是有確鑿的事實根據的。1983年，吳敬璉在《工業經濟管理叢刊》第9期，發表“論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的文章，狠批市場經濟，咒罵“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是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論戰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請“吳市場”自己對照一下，現在的你，是不是你當年批判的對象？別人說不清楚、需要你交待的是，從“左派”180度大轉彎，變成“右派”，到底是什么原因？
首先我要不厭其煩地指出：“吳市場”現在信奉的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的本質，那是西方經濟學中一個極端反動的、猖狂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學派，是因為哈耶克寫過一本書，污蔑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就是明證。下面我要引證一下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老前輩、北大已故的老教授陳岱孫，指出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社會主義中國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險惡用心：
西方要求這些國家：“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我們的某些學者十分賣力地在國內販賣這一套新自由主義貨色，而且非常頑固地加以堅持，實際上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陳岱孫1995年為丁冰主編的《現代西方經濟學說》一書所寫的“序言”。丁冰主編的這本書，1995年，中國經濟出版社，被媒體推崇為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新成果，其中專有一章介紹“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
“吳市場”最近在《財經》雜志發表的文章，不就是販賣哈耶克的這些破爛貨嗎？文章公然攻擊我國前三十年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路線，堅持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犯了“極‘左’路線”錯誤。對正確批判他們“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是“反對改革”，是企圖“扭轉歷史車輪”，“回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災難的舊路線和舊體制去”。“吳市場”現在180度轉回到他當年批判過的位置，立場如此頑固，用詞如此尖銳，扮演這樣一個角色，不是很可悲又很可恥的嗎？
現在要著重談一下“吳市場”文章提到的醫療、教育、住房改革的問題，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改革造成的“新的三座大山”的問題。他在文章中說，“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煽情和在意識形態的某種優勢，（在這些改革討論中）通過蒙蔽蠱惑大眾，取得了某種程度的優勢。”現在我要正面告訴“吳市場”，正是在醫療、教育、住房三項事業中，實行市場化改革，使廣大群眾又蒙受“新的三座大山”的壓迫，你們這些資本主義改革派罪責難逃。不過我對“吳市場”還是那句老話，不是坦護，他不過是《從計劃到市場》，搞資本主義改革的下層的吹鼓手而已，當然有一部分罪責，但首要的罪責不要他負，他也負責不起。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期，因西化派盲目地批判原有經濟體制高度集中，于是不斷放權讓利，使國家財政陷于困難境地。當時許多部門都提高了工資，只有文教衛生部門為數眾多的教師和醫務人員沒有提。怎么辦？于是作為總理的趙ziyang搞市場化改革的點子出來了，你們不可以搞創收嗎？這樣，學校變成賺錢的機器，醫院以藥養醫賺錢來增加收入，成了提高工資的重要渠道。特別是農村，人民公社被解散，“赤腳醫生”這套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夸耀的中國農民經濟實惠的醫療制度被摧毀了，幾億農民有病無處看。城市的醫院即使下鄉，農民也沒有那么多的錢到這些醫院看病。隨著時間的推移，學費、醫藥費上漲越來越多，老百姓的孩子上不起學，一家老小看不起病，這兩座大山壓在他們身上喘不過氣來了。
另一座住房的大山，也在悄然興起。據我了解，背景是這樣的：八十年代前期，國家計委綜合局成立了一個研究1984-200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課題組，其中包括一個改善人民生活的小課題。以我為主的這個改善人民生活的課題組，總結了建國以來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經驗，分析研究和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外國資料，設想到本世紀末在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情況下，人民的生活總的要達到發展中國家中等（偏低）水平，并具體研究了在吃、穿、住、用、行等各方面將要達到什么樣的水平。其中，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積，設想由1980年的3.9平方米，到2000年達到8平方米。當時是按照原有基本建設投資管理體制，由國家投資建設，建成后出租給居民。這個大課題組每月補充修改，向委黨組匯報一次。馬洪每次都來聽會，但不發言，把我們匯報打印的資料帶回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去。后來看到，把人均住房8平方米，也寫進了他們的《2000年的中國》一書。但如何達到這一目標，則與我們的設想大不一樣。他們認為：我們“這種老辦法，加重了國家對住宅建設的投資規模。”“因此，住宅商品化勢在必行。”他們這本書，是根據胡yaobang總書記的指示，由趙ziyang總理親自抓的。因為有領導的支撐，由此就有了中國住房問題實行市場化改革的步驟和目標。當時媒體大肆宣傳“居者有其屋”，似乎世界上只有私人購房一途，才能解決住房問題。實際上，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公家蓋房，出租給居民居住的情況。
話說回來，當我們國家計委綜合局課題的研究報告在報上發表后，引起了聯合國的注意，派來一位部長級干部來華到國家計委，了解中國將怎樣解決住房問題。按照外事接待規格對等的原則，本應由計委副主任兼綜合局長會同有關部門一起接待。因這位委領導新上任，把權力下放給我。我據實對外賓講，這2000年人均8平方米住房，是我們課題組的設想，不是國家的計劃指標。由于我們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主要靠國家投資，因此每年增加面積有限。現在我把這些計劃經濟時期的史實講出來，讓“吳市場”了解內情，使廣大群眾都知道事實真相。
近二十多年情況大變，住房問題實行市場化改革，實際上國家花了三筆錢：基本建設住房投資、開發商貸款、居民購房貸款，住房建設的速度大大加快，居民住房條件也大為改善，現在城鎮人均居住面積達到二十多平方米。通過鼓勵私人購房，目前全國住房私有化率，達到90%以上，大大高于美國的70%、法國的60%。而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000美元，這些發達國家達到30000美元以上。這是一些極不相稱的數目字。也正因為如此，壓在老百姓身上的這座大山，使他們一輩子也翻不過身來。現在把這些事實確鑿的“底牌”亮出來，是不是可以供“吳市場”和廣大人民群眾參考呢？
前面引證過的世界銀行評價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制度取得的成就，包括“向全體人民提供基本教育、衛生保健、住房”，能說那是西方資產階級為社會主義作宣傳，在“蒙蔽蠱惑大眾”嗎？應當嚴肅的指出：“新的三座大山”完全是你們這些資本主義改革派，破壞原來的社會主義好制度，造成的惡果。現在譴責你們這些走資派和吹鼓手罪責難逃，不是義正辭嚴，理所當然嗎？
綜觀目前改革的態勢，新自由主義謀求在中國實現的目的（下面所用數據都是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發改委的，恕不一一標明），應當說已基本上已經達到。
--私有化，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私有企業生產的部分已占2/3以上。在工業企業個數、從業人員、資產總額中，私有部分均已大大超過公有部分。在農業中，個體私營經濟已是汪洋大海，公有經濟微不足道。
--市場化，在價格體系中，國家定價減少到占比重不到5%，市場定價超過了德國，已占比重90%以上。價格在調節資源的分配方面已起主導作用。在宏觀經濟管理上，計劃工作已大為削弱，在工業生產中的指令性計劃，已微乎其微；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家預算內投資所占比重不到5%。在商品流通領域內，國營商業的主渠道作用早已被破除，私商、外商已占統治地位。
--外向化，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率已占30%以上，大大高于世界最大的貿易大國美國，和以貿易立國的日本。（他們的外貿的依存率都不到20%）在出口總額中，外資企業的出口額常年已占2/3左右。在28個重要工業行業中，外資占絕大比重的有21個行業。在我國發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占有重要地位。當前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打擊很大，發展速度下降。在國內市場上，洋貨充斥。有的消費品行業如化妝品、啤酒飲料、橡膠制品、照相膠片等，基本上已被外資企業壟斷。
--小政府化，現在中國的中央政府雖然天天在發號施令，但政令不出中南海，各地方和各行各業的“諸侯經濟”、“獨立王國”，比比皆是。
“吳市場”對改革的這些成績，當然是會高興的。而他并不滿足，他的文章說：“要將改革深化推進”，爭取更大的成績。但是，不要錯誤估計了形勢，高興得太早了，你們這種資本主義改革，積累的社會矛盾在不斷激化，民怨沸騰，神州大地到處像布滿了干柴。有朝一日，星火燎原，可不得了，勿謂言之不預也。因為馬克思主義揭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從市場到計劃》，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3頁）我們堅信，科學共產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三大特征：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必將在中華大地重放光芒。

最后，我將“和厲以寧寓意改革”的《七絕》送給“吳市場”，我看也是合適的。詩曰：

長江滾滾東流去，
變法竊鉤好漢裝。
黃粱一夢君莫喜，
此生后世罵名長。
另有一首《五言詩》，專送給“吳市場”：
風雨六十載，
從東跳到西。
妻女一起轉，
可憐亦可悲！

（20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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